孟子的“四心”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与仁义礼智存在密切联系，仁义礼智即来自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孟子》一书中共有两章谈到“四心”：一是在《公孙丑上》，为一般性的论述，没有涉及“四心”说形成的背景和原因。二是在《告子上》，其文说：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叟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从这次谈话看，孟子提出“四心”说同当时人性善恶的争论，尤其是同告子的辩论密切相关。孟子主张性善论，故提出“四心”说予以论证，同时对告子等人的观点进行批驳。那么，孟子与告子辩论是在什么时间？这无疑是我们讨论“四心”说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现在学者多认为这次辩论是在孟子首次到齐国时，时间大概是在齐威王二十七年（前330年）左右，如张秉楠说：“这场人性问题的争论当发生在齐国。其时间亦当在孟子来齐之初。因为告子亦为稷下早期学者，他的人性论和另外几种人性理论在当时较有影响，重视人性之辨的孟子一到齐国稷下，就不可能不对这个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1]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基本可取，下面再做几点补充。

首先，是告子的身份。张秉楠认为告子是齐国稷下先生，是根据郭沫若的说法。郭沫若曾将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公孙丑上》）的修养方法与宋钘、尹文做比较，认为告子的这两句话“分明就是《内业》篇所说的‘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对后者的发挥改造。因此，“告子也是一位宋钘、尹文派的学者”。[2]而宋钘、尹文是著名的齐国稷下先生，二人均长期活动于稷下，告子受到他们二人的影响，也应该到过齐国，孟子与他在齐国会面十分自然。另外，告子的思想特点也反映出他是稷下学者。稷下学者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家之长，融合儒、墨、道、法等不同思想。告子的思想也具有这一特点。据《墨子·公孟》篇，告子曾为墨子弟子，但他却“毁墨行”，对墨子提出批评；他曾与孟子辩论人性善恶，却不否定仁义；他又受到道家的影响，表现出道家的思想倾向，可以说是“非儒非墨或亦儒亦墨”。[3]根据告子的思想倾向，认为他是一名稷下学者完全可能。

其次，从孟子的游历来看，他与告子在齐国会面可能性最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关于孟子的记录十分简略，只提到他曾来到过齐国、魏国，且多有错误。但自宋元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孟子的生平进行考订，特别是经过清代及现代学者的努力，现在大致已经弄清楚孟子生平活动。[4]孟子约出生于公元前372年（周烈王四年），四十岁以前主要在邹鲁一带活动，四十岁以后开始在诸侯国间游历，先后来到过齐国、宋国、滕国、魏国。其中，曾分别在齐威王、齐宣王时两次来到齐国，先后停留八年之久。而在宋国、魏国分别只有两年，在滕国也不过三四年。孟子既然在齐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与告子在此相遇的可能性也最大。

另外，更重要的，齐国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学术研究、文化交流中心，是学者云集的重要场所。由于齐国采取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许多著名学者，如淳于髡、田骈、宋钘、慎到、环渊、捷子、季真、邹衍、邹奭、田巴、王斗等都曾来到稷下，上说下教，争鸣驳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虽然礼贤下士是战国时期的普遍现象，孟子曾经到过的滕国、魏国也都有过设官开馆、招徕人才的事例，但影响与规模均无法同齐国相比。孟子来到齐国时正是稷下学宫的繁荣时期，所以他在这里与告子相遇并展开辩论是完全可能的。

既然孟子与告子的辩论最有可能发生在齐国，那么，这次辩论是在孟子第一次来齐国的齐威王时，还是第二次来齐国的齐宣王时呢？在没有旁证材料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通过孟子和告子的年龄做一大致推断。孟子的年龄前人多有考证，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约活了八十三岁。[5]而告子在《孟子》一书只有了了几笔，仅凭此尚无法确定其准确年龄。然而庆幸的是，《墨子·公孟》篇中也有一个告子，据学者考证，他与《孟子》中的告子实为同一人[6]：

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曰：‘（墨子）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称我言以毁我行，愈于亡（注：指没有毁誉）。有人于此，（曰）翟甚不仁（注：不毁吾之仁义）——（言）尊天、事鬼、爱人，（而行）甚不仁——犹愈于亡也。今告子言谈甚辨，言仁义而不吾毁（注：不毁吾之仁义）。告子毁（我行），犹愈亡也。”

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胜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隐以为广，不可久也。”

告子谓子墨子曰：“我治国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

根据《公孟》篇的记载，告子曾上及见墨子[7]，从他敢于批评墨子及墨门弟子称其“胜为仁”等情况来看，他在墨门有一定的影响。墨子去世时，他至少也当在二十岁左右。前人考订墨子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69至前386年[8]，则告子当出生于公元前407年左右。孟子首次到齐国的时间，钱穆认为在齐威王二十四年（前333年）前[9]，狄子奇《孟子编年》则列于齐威王二十八年（前329年），虽相差四年，但影响不大，今暂从狄氏之说。则孟子到齐国时已约四十三岁，而告子为七十八岁。孟子第二次来齐国约为齐宣王二年（前318年）[10]，此时孟子约五十四岁，而告子已年近九十，可谓垂垂老矣。因此从年龄上看，孟子第一次到齐国与告子相遇的可能性较大，若说孟子第二次到齐国才与年近九十的告子辩论，似乎可能性不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场先秦思想史上的著名辩论原来是在壮年的孟子与暮年的告子之间展开的，孟子的能言善辩、咄咄逼人与告子的反应迟钝正是这一背景的反映。虽然对这场辩论的地点、时间我们只能作出大致的推断[11]，但从孟子、告子的年龄关系来看，它应当发生在孟子周游诸侯的早期则是可以肯定的，这对我们下面的讨论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