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篇早在二十年前马王堆汉墓中曾被发现过，在“经”之外还有“说”，魏启鹏先生曾根据其思想特点断定为“战国前期子思氏之儒的作品”[49]，庞朴先生则指出文中“仁义礼智圣”即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所批判子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五行”[50]，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但由于马王堆汉墓年代较晚，又没有更多材料可分别“经”“说”的著作年代，故当时学者往往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倾向认为是孟子后学的作品，年代约在战国后期，甚或在西汉初期。这次出土的楚简《五行》，与帛书《五行》相比，有“经”而无“说”，说明《五行》“经”的部分成书年代应当更早，将其归为子思的作品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我们把《缁衣》《表记》《坊记》与《五行》均看作子思作品的话，就不难发现这两类作品在文体和内容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51]《缁衣》《表记》《坊记》三篇在形式上主要记述孔子的言论，每章皆冠以“子曰”或“子言之”，体例类似《论语》，每篇除了一个基本主题外，涉及内容往往较为广泛，属于杂记的性质。如《缁衣》篇，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缁衣》者，善其好贤者也。《缁衣》，郑诗也”。但从内容上看，实际主要讨论君臣关系，以及君民关系、交友之道、言行之要等，好贤仅为其中一小部分。《坊记》篇主要讨论礼、刑对人们的行为的防范，同时涉及祭祀、交往之道等。《表记》主要记录有关仁的议论，还涉及君子持身之道、言行之要、卜筮等。另外，篇中多引《诗》《书》《易》《春秋》等，而尤以引《诗》为多，这些都是和《论语》相似的。而《五行》则主要阐发论证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是一篇独立的哲学论文。全文主要围绕仁义礼智圣“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步步展开，层层递进，各段之间，具有严格的逻辑关系，很少有脱离主题的议论，更没有一处引用“子曰”的地方：文中虽有引《诗》的地方，但仅限于个别章节，与《缁衣》等篇几乎每章多次引用《诗》《书》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另外，《五行》具有很高的理论思辨色彩，与《缁衣》等篇文句简单，多为一些格言、警句，形成鲜明对照，这可以说是二者最大的差别。《五行》与《缁衣》等篇的这种差别不是偶然的，可能是子思思想发展、变化的反映。由此推想，子思的思想可能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他主要祖述孔子的言论，同时加以发挥。[52]这在文献中也有反映，《孔丛子·公仪》：“穆公问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可见，子思常常把自己的言论与孔子的言论混同起来，以致引起当时人们的怀疑。而后一个阶段，他则系统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以前相比，具有较高的理论思辨色彩，这一时期可以看作他的成熟时期。耐人寻味的是，上面两类作品的不同特点在今本《中庸》中均有所反映。武内义雄说“《中庸》与《累德》[53]、《表记》、《缁衣》、《坊记》四篇有关系，极当考究，此四篇之文体，与《中庸》上半相似”，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需要补充的是，《五行》一篇与《中庸》下半相似，这一点也同样“极当考究”。从这一点看，今本《中庸》上下部分在文体、内容、思想等方面确实存在着差别，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旨趣。

今本《中庸》上半部分应包括第二章到第二十章上半段“所以行之者一也”。这一部分主要记述孔子的言论，除了第十二章外，每章均有“子曰”出现，与《缁衣》等篇体例接近，属于记言体。除第二至第九章论“中庸”外，第十章记孔子答“子路问强”，第十一至第十五章论“君子之道”，第十六至第十九章论“鬼神之为德”及舜、文王、武王、周公祭祀宗庙之事，而第二十章则记孔子答“哀公问政”，涉及内容较为广泛，应属于杂记性质，这与《缁衣》等篇也是接近的。今本《中庸》下半部分包括第一章以及第二十章“凡事豫则立”以下。这一部分主要记述作者的议论，与《五行》篇体例接近，它主要围绕“诚明”的思想层层展开，从“天命之谓性”开始，经过“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最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由“天命”而到“性”，由“尽性”而回到“天道”，是一篇内容完整、逻辑严谨的议论文。除了第二十八章有两处“子曰”外，其余部分均没有“子曰”出现，而第二十八章正好有“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及“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等文字，因而可能是错简，可以排除不记。以前有学者为论证《中庸》早出，总是想把这处文字说成是战国时的言论，并不可取。可见，今本《中庸》内部存在着文体的差异，而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组织在一起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先秦古籍中也鲜见其例。前人怀疑今本《中庸》包含两个部分，并非没有根据。

今本《中庸》上半部分也有与《缁衣》等篇体例不同的地方。《缁衣》《表记》《坊记》三篇首章均作“子言之”，而首章以下作“子曰”或“子云”，间或也有“子言之”的情况出现。而《中庸》上半部分第二章作“仲尼曰”，以下到第二十章皆作“子曰”。《中庸》的这个“仲尼曰”仅此一见，在《缁衣》等篇中也无其例，值得认真考察。对于《缁衣》等篇“子言之”与“子曰”的差别，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子思与孔子不同的言论，如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说：“《表记》、《坊记》、《缁衣》，开端皆称‘子言之’，盖子思语而弟子述之也。称‘子云’、‘子曰’者，引孔子语也。”[54]这种观点忽视了子思思想的特点，难以让人接受。查其立论的根据，是子思或其门人有意要将其言论与孔子区别开来，所以才采取了不同的记言方法。但从《孔丛子》所记子思与鲁穆公的对话看，子思毋宁是要强调自己的言论实即来自“夫子”，至少是“不失其意焉”。所以《缁衣》等篇的“子言之”应该还是指孔子，它们之所以不同于“子曰”或“子云”，并被置于每篇的首章，实际是一种突出、强调的作用。这可以由楚简《缁衣》篇得到证明。楚简《缁衣》首章作“夫子曰”，以下皆作“子曰”，这个“夫子”显然就是指孔子，它被置于篇首，和“子言之”的作用无疑是相同的。明白了这一点，《中庸》第二章的“仲尼曰”便容易理解了。我们认为，这可能与《中庸》是《子思子》的首篇有关。《孔丛子·居卫》：子思“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清代学者翟灏认为，古书有举首篇代替全书之例，如邹衍所作有四十九篇，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仅说作《主运》；屈原有许多作品，但《离骚》为屈原赋的首篇，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说“乃作《离骚》之赋”。同样，《中庸》为《子思子》的首篇，故用来作为全书的称谓，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55]。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为《中庸》一书另有四十七篇的说法。李翱《复性书》：“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晁说之《中庸传》：“是书本四十七篇。”郑樵《六经奥论》也说：“《中庸》四十七篇。”武内义雄由此推断《子思子》二十三篇，每篇分上下二篇，另加一篇序录，即成《中庸》四十七篇。[56]可见，“《中庸》四十七篇”不过是《子思子》二十三篇的另一种说法，说《中庸》是《子思子》的首篇是有根据的。因此，《中庸》第二章的“仲尼曰”，可能是子思看到人们对自己的言论表示怀疑，故在“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时，特意在其首篇首章标明“仲尼曰”三字，说明自己所记均为孔子之言，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不容怀疑。而以下《缁衣》等篇，也在其首章专门用“子言之曰”或“夫子曰”予以突出、强调，这或许就是今本《中庸》第二章出现一个“仲尼曰”的原因所在。由此也可以知道，原始《中庸》是从今本的第二章开始的，而第一章及后一部分是后来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