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荀子《非十二子》主要批驳的是思孟五行说，其“无类”“无说”“无解”的指责也主要是针对五行而发，那么，显然就应该深入到《五行》内部，从其思想特点中去寻找答案，而最能反映《五行》思想特点的，莫过于其第一章：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这里“形于内”的“德之行”是指仁义礼智圣形于内心，是一种内在规范，而“不形于内”的“行”是指仁义礼智圣不形于内心，是一种外在规范，实际是提出一种双重道德律。“德之行”是内在道德律，是主体自觉，“行”是外在道德律，是客观规范。这种双重道德律的思想在早期儒家那里十分普遍，孔子提出仁与礼，分别将其看作内在自觉与外在规范，就是一种双重道德律；战国时期流行的“仁内义外”说，也是这种思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五行》并没有按仁义礼智圣自身的特点和性质，说某某“形于内”，某某“不形于内”，如“仁内义外”一样，而是一方面说其“形于内”，另一方面又说其“不形于内”，似乎仁义礼智圣分别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似乎《五行》的作者不懂得逻辑中的矛盾律，不懂得概念、范畴的分类，“无类”。其实，《五行》的这种表述也是迫不得已，原因就在于其提出五行说，将仁义礼智圣看作一个封闭、“闭约”的整体，已不能像往常那样，按照仁义礼智圣自身的性质来进行分类，而只能像目前这样，置矛盾律于不顾，将“形于内”与“不形于内”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定用在同一组概念、范畴中，结果造成“甚僻违而无类”。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荀子批判五行的原因所在，原来仁义礼智圣虽然形成较早，但在子思之前，它们并没有被固定成一个整体，所以或内或外，表达起来十分方便。而子思套用古代的五行说，将仁义礼智圣固定为一个整体，同一组概念被用来表达两种不同的思想，这样便在五行概念体系与“形于内”“不形于内”的主张间产生了表述上的矛盾，仁义礼智圣被分别说成既“形于内”又“不形于内”。在子思眼里，这只是一种表述方式，可以不必深究，而在一向重视概念分类、写过《正名》的荀子看来，则根本无法容忍，故矛头所向，给予严厉批评。其实，《五行》的“无类”早在荀子以前已被人们注意到了，帛书《五行》第一章“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竹简本则改为“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这处改动显然是因为抄写者看到，圣的内容与“不形于内谓之行”的规定不符，因为下文接着说：“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不形于内”的四行只有仁义礼智，并不包括圣，而这里又要说它“不形于内谓之行”，不正是“无类”吗？这一点连文化程度不高的竹简抄写者都注意到了[58]，作为一代儒学大师的荀子予以批驳、揭露，不正顺理成章，十分自然吗？

当然，荀子批判思孟五行说，并不限于表达形式，更重要的，乃是因为《五行》将仁义礼智圣“形于内”，归于内心，赋予其神秘、“幽隐”的内容，而没有具体解说。《五行》有何神秘、“幽隐”呢？且看下面的内容：

思不清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形，不形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五行·第五章》）

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惙惙。既见君子，心不能悦。《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之，亦既觏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

不仁，思不能清。不圣，思不能轻。不仁不圣，未见君子，忧心不能忡忡。既见君子，心不能降。（《五行·第六章》）

正如庞朴先生所指出的，这里“一处说思清则仁，一处说仁则思清。圣智亦然。这种循环论证的做法，不仅是逻辑上的悖论，也使人陷入神秘的气氛”。[59]不仅如此，在《五行》那里，仁义礼智圣的获得，还需要经过一个“思”的过程，需要经过内在的精神体验：

仁之思也清，清则察，察则安，安则温，温则悦，悦则戚，戚则亲，亲则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

智之思也长，长则得，得则不忘，不忘则明，明则见贤人，见贤人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智。

圣之思也轻，轻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玉音，玉音则形，形则圣。（《五行·第七章》）

这里“清”“长”“轻”具体何指？仁、智、圣又如何能“思”出清、长、轻？《五行》均没有给出明确说明，而从表面上看，清、长、轻似乎与仁、智、圣并没有直接关系，用它说明后者难免让人费解，有神秘、“幽隐”之感。至于“清、察、安、温……”“长、得、不忘、明……”“轻、形、不忘、聪……”等具体内在心理体验过程，则诚如庞朴先生所言，“看起来似不清醒，且不无神秘之处”。因此，荀子所谓的“幽隐而无说”，显然是指《五行》将仁义礼智圣“形于内”，述诸内心体验，获得神秘的精神感受。而荀子虽然也说仁、道义、论礼、谈圣智，但并不是在内心的“思”上作文章，而是立足于“尽伦”“尽制”的社会、政治现实问题。荀子的礼是制度之礼、礼法之礼，是外在圣王的具体制作；义与礼的内容基本相同，故又说礼义；仁是敬、是爱，是具体的道德操守和原则，如“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荀子·大略》），“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荀子·非十二子》），“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荀子·修身》）。智则是经验之知，是主观的认识能力，是以外物为对象而不是向内求取的。可以说，荀子理解的仁、义、礼、智皆是具体、现实的，是能够经验实证的，与《五行》“形于内”的“德之行”明显不同。而显然正是这种不同，使荀子对后者难有同情的理解，故斥之为“幽隐”，将神秘主义的大帽子扣在对方头上。

此外，《五行》前半部分谈“形于内”的“德之行”，而从第二十章以下则谈“不形于内”的“行”，与前面相比，在多处内容上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来。如作者提出“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简之为言犹练也，大而显者也。匿之为言也犹匿匿也，小而隐者也。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五行·第二十章》）。把仁、义看作处理案狱的方法和原则，这与前面对仁、义的理解显然有所不同。然而，作者在表述这两种内容时，却使用的是相同的概念，而并没有具体的解释、说明，以至郭店竹简的抄写者以及今天的一些学者误解了前后两个部分的关系，错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显然是因为仁义礼智圣被固定成五行说，成为一个封闭、“闭约”的整体，不得不用同一组概念表达两种不同的思想。而从“闭约而无解”一句来看，荀子显然已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李学勤先生称，荀子“《非十二子》对各派学者的批评，均能深中要害，并无枝节的指摘”[60]，从其对思孟五行说的批评来看，确实如此。

不仅如此，为表示与思孟的区别，荀子还提出自己的“五行”说：“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荀子·乐论》）这种五行与仁义礼智圣显然有所不同。首先，它的性质是相同的，是五种“不形于内”的“行”，因而不存在“僻违”的问题。其次，它的内容是清楚、明确的，因而不存在“幽隐”的问题。更重要的，它的所指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不会因套用“往旧”的五行说而成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因而不存在“闭约”的问题。而这两种五行的差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荀子批判思孟五行的具体所指和原因所在。

我们知道，学派内部的批判往往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其某一具体学说不满，故揭露其思想的矛盾，找出理论的漏洞，以达到攻击对方抬高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与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立场不同有关，它涉及学术内部的派别之争。前者的批评往往是直接的、表层的，后者则是深层的、本质的。荀子对五行的批判也是如此。所以，除了对五行说进行批驳外，还指斥思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表明自己是在维护“先王之统”也即儒家正统。那么，什么是荀子所理解的“先王之统”呢？《释名·释典艺》：“统，绪也。”《正字通·糸部》：“统，系也。”故统指一脉相传的系统、传统，具体到先王之统，当指由先王而来的传统、道统，实际就是先王之道。荀子常常批评别人“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荀子·议兵》）。反过来说，就是要以道去统，所以道也就是统。在荀子那里，先王往往是礼义的制定者，所谓“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荀子·君道》），“礼者，其表也。先王以礼义表天下之乱”（《荀子·大略》）。所以，先王之道实际就是礼。“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故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荀子·礼论》）“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荀子·乐论》）“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荀子·儒效》）因此，荀子所谓的“不知其统”，实际是指斥思孟不懂得真正的先王之道，而自己对其的批判乃是出于维护先王之道、维护礼的需要，这可以说是荀子批判思孟五行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前面说过，仁、礼的关系是孔门后学关注的重要的问题，孔子以后儒学的分化实际也是围绕这一线索展开的。《五行》提出“形于内”的“德之行”，将其看作内在的道德主体，认为“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五行·第三章》），实际是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但同时又保留了“不形于内”的“行”。以后孟子提出“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进一步发展了“形于内”的“德之行”，而舍弃了“不形于内”的“行”。在孟子那里，礼、义分别是“羞恶之心”“辞让之心”的外在表现，所谓“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同上》）。这样礼、义便由外在规范被拉向内在主体，从主体心的角度回答了仁、礼的关系问题，因此属于儒家内部的唯“心”派，也即唯“仁”派。而荀子则相反，他实际是沿着孔子的礼以及《五行》“不形于内”的“行”继续发展，突出、强调的是礼的客观性及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荀子那里，礼是圣王的制作，是等级制度和客观规范，“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荀子·性恶》）。“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仁是主观情感，是对外在规范的操守、把持，它将外在的礼内在化，同时上升为内在的德。故说“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荀子·不苟》）。“故仁者，仁此（注：指礼）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荀子·君子》）因此，荀子实际是通过把仁归于礼，回答了仁、礼关系问题，他的思想是以礼为核心，属于儒学内部的唯“礼”派。荀子既然与思孟立场不同，主张各异，自然对其抬高仁贬低礼的做法不能满意，故以维护先王之统为借口，给予激烈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