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学派归属和地位如何，在思想史上也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宋代学者多认为《大学》属于思孟的内在派，在宋儒构造的道统系统中，《大学》是与曾子联系在一起，而与子思的《中庸》、孟子的《孟子》一脉相承，前后相续。如朱熹《大学章句序》说：“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47]宋明理学中的陆、王一派也持这种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宋明理学中两派虽然都认为《大学》属于思孟的内在派，但对《大学》的理解上却存在很大差别。朱熹补《大学》“格物致知”章，实际是突出、强调了《大学》向外求索的一面，而王阳明恢复《大学》古本，释“格物”之“物”为“事”，又以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48]，则是要把《大学》重新拉向内在的一面。在宋明理学家推崇的“四书”中，《大学》一直是程朱、陆王两派争论的焦点。近代以来，学者多认为《大学》一书晚出，与此相应，对《大学》的学派属性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冯友兰曾撰《〈大学〉为荀学说》一文，认为《大学》为荀学一派著作，“《大学》中所说‘大学之道’，当亦用荀学之观点以解释之”，“盖当时荀学之势力，固较汉以后人所想象者大多多也”。冯氏认为《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虽然难以成立，但他看到《大学》与荀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却并非完全无据[49]，故其观点被许多学者接受，一时影响很大。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徐复观先生虽然肯定《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但认为“《大学》乃属于孟子以心为主宰的系统，而非属于荀子以法数为主的系统”，实具有综合孟、荀两派思想的特点。[50]

那么，如何看待关于《大学》的争论呢？我们认为，以上看法忽视了《大学》思想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失之简单化的嫌疑，因而并不可取。我们知道，孔子的思想主要包括了仁、礼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后被孟子和荀子分别加以发展，演化为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但这一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在孟子、荀子那里，两种思想达到成熟和独立，但在其中的过渡阶段中，两种思想则往往纠缠、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这一特点在《大学》甚或《中庸》《五行》中均有所表现，实际上《大学》以及《中庸》《五行》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即在于它们思想的过渡性，在于它们思想的二元倾向，在于它们对以后的孟学、荀学均有所影响。因为先秦儒学思想的发展并非是单线的，而是复合的，只是这一特点以往被忽略而已。宋代理学家受道统论的影响，认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体现了共同的“道”，而看不到《大学》与《孟子》之间的差别，因而是非历史的。近代以来的学者则喜欢用孟、荀的差别去看待以前的思想，结果往往各执一词，产生不必要的分歧。既然《大学》是过渡阶段的产物，那么，它对以后的孟学和荀学各有什么影响呢？我们认为，首先，《大学》强调“以修身为本”，主张由修身达到天下的治平，这种由“内圣”而“外王”的实践方法显然直接影响到孟子，而与荀子关系不大。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孟子·梁惠王上》）以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正是对前者的发展。荀子虽然也讲修身，但他的修身主要是通过实践外在的礼仪来完成，是“立外王而成就内圣”[51]，与《大学》思路并不相同。

其次，《大学》讲“正心”，以“正心”为修身的主要手段，而“正心”又包括“诚意”与“致知”两个方面，“诚意”由内而外，“诚于中，形于外”，表现为道德主体的自觉活动；而“致知”如前面所说，主要是对礼的知，它由外而内，以外在的“知”（礼）使心得到充实、安顿。《大学》的心似具有道德心与认知心的双重内涵，前者影响了孟子，后者启发了荀子。

还有，《大学》以“明明德于天下”为“至善”，把“至善”的价值追求落实在天下每个人的“明德”之中，使其内在化、精神化，这显然与孟子一派关系密切，而与荀子重视外在的制度礼仪，以“礼义法度”为最终的归宿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大学》的思想虽具有二元的倾向，对以后孟子、荀子均有所影响，但就其思想的主要性格而言，似与思孟一派关系更近，前人将其看作思孟学派的一个环节，可能正是出于这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