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语词分析背后的政治思想与人生哲学——阮元释“顺”“鲜”“达”等字的哲学诉求(1 / 1)

阮元通过有选择的方式,将儒家经典中并非常用的语词上升到重要的思想史高度,从而通过训诂的方式作一创造性的解释,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爱民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在《释顺》篇,阮元说道:

有古人不甚称说之字,而后人标而论之者;有古人最称说之恒言要义,而后人置之不讲者。孔子生春秋时,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其称至德要道之于天下也,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顺天下”。“顺”之时义大矣哉,何后人置之不讲也!《孝经》“顺”字凡十见。“顺”与“逆”相反,《孝经》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顺而已矣。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是以卿大夫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处世,故能保其禄位,守其宗庙,反是,则犯上作乱,身亡祀绝,《春秋》之权所以制天下者,顺逆间耳,鲁臧、齐庆皆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恒言也,列国贤卿大夫莫不以顺、逆二字为至德要道。是以《春秋》三传、《国语》之称“顺”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经》之义也。[204]

阮元通过文献训诂,得出了这样的政治学结论:

圣人治天下万世,不别立法术,但以天下人情逆叙而行之而已。故孔子但曰“至德要道以顺天下”也。“顺”字为圣经最要之字,曷可不标而论之也。[205]

在《释达》篇,他针对宋明以来将“达”理解成“明体达用”之“达”,提出了一种重视事功的人生观。他说:“‘达’之为义,圣贤道德之始,古人最重之,且恒言之,而后人略之。元按:达也者,士大夫智类通明,所行事功及于家国之谓也。”[207]他反复引证古代经典,以证明“达”非“达用”之“达”,而是指士大夫“学问明通,思虑不争,言色质直,循行于家国之间无险阻之处也”[208]。

在《释相》篇,阮元说道:“自周、秦以来,凡宰辅之臣皆名曰‘相’,相之取名,必是佐助之义。……其本字为何?曰“襄”字也。古人韵缓,平仄皆可同义,是以‘辅相’之‘相’亦可平声,‘赞襄’之‘襄’亦可去声,后人昧此,故不知‘襄’‘相’音同,可假借矣。”[209]

阮元的伦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性命古训》一文里。在该文里,他通过对儒家经典中“性”“命”两字的意涵分析,得出“节性”的伦理主张。阮元认为:“古性命之训虽多,而大指相同。”仅以《尚书·召诰》《孟子·尽心》二说为例可知。《召诰》上说:“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说:“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又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阮元进一步地得出自己的哲学观点,认为《召诰》所讲的“命”有如下意涵:“即天命也。若子初生,即禄命福极也。哲与愚,吉与凶,历年长短,皆命也。哲愚授于天为命,受于人为性,君子祈命而节性,尽性而知命。故《孟子·尽心》亦谓口、目、耳、鼻、四肢为性也。性中有味、色、声、臭、安佚之欲,是以必当节之。”[210]

在论述心性修养的传统伦理学问题时,阮元通过训诂的方式,揭示了“主敬”与“主静”的区别。他说:“古圣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义,本义最精确无弊。‘敬’字从‘苟’、从‘攴’。‘苟’,篆文作‘茍’,非‘苟’。‘茍’即‘敬’也,加‘攴’以明击敕之义也。‘警’从‘敬’得声得义。故《释名》曰‘敬,警也,恒自肃警也。’此训最先最确。盖敬者言终日常自肃警,不敢怠逸放纵也。……非端坐静观主一之谓也,故以肃警无逸为敬。凡服官之人,读书之士,所当终身奉之者也。……盖静者,敬之反也。”[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