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

从求道的方法来看，阮元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训诂学方法。他坚持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将》《方言》贯通经诂，然则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195]

阮元也重视求道，但与宋明儒者不同，他更突出训诂方法的基础作用。在阮元看来：“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就圣贤之言而训之，或有误焉，圣贤之道亦误矣。说在《论语》之一贯。”[196]由此可见，作为考据学殿军的阮元已经将训诂上升到一种哲学方法论的层面，认为离开了训诂手段就无法从事正确的哲学思考了。然而，作为哲学家的阮元比同时代一般的考据学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是通过训诂方法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考。例如，通过训诂，阮元将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这句话，解释成“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见之，非徒以文学为教也”[197]，认为“贯”应当训为“行事”，不能训为“通彻”。阮元说：

壹以贯之，犹言壹是皆以行事为教也。弟子不知所行为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言行相顾之道也。”……此皆圣贤极中极庸极实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极大极难之道也。若云贤者因圣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贯通焉，此似禅家顿宗冬寒见桶底脱大悟之旨，而非圣贤行事之道也。……故以“行事”训“贯”，则圣贤之道归于儒；以“通彻”训“贯”，则圣贤之道近于禅矣。[198]

很显然，阮元在此通过训诂的方法，阐释儒家哲学重视“人伦日用”的道德实践功夫的精神，反对佛教禅宗的顿悟方法及其蕴含的道德修养的虚无化、神秘化倾向，非常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为了将《大学》“格物”解释成“至止于事物”的“实践”之学，而不是通过“心灵穷理”，阮元从经传里引证了大量的例证，并引证钟鼎文、字典来证明“格”为“止”意。其哲学的论证方式是广义的语言学方法。他说：

《礼记·大学》篇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此二句虽从身心意知而来，实为天下国家之事。……物者，事也。格者，至也。……格有至义，即有止意，履而至，止于其地，圣贤实践之道也。凡经传所云“格于上下”“不格奸”“格于艺祖”“神之格思”“孝友时格”“暴风来格”及古钟鼎文“格于太庙”“格于太室”之类，皆训为“至”。……《小尔雅·广诂》曰：“格，止也。”知止即知物所当格也。[199]

阮元还利用音训的知识，通过对“门”字做重新解释，将《论语》中“文莫吾犹人也”一句做了新的解释，并以此证明训诂明而经义乃明的道理。他说：

刘端临曰：“‘文莫吾犹人也’，犹曰‘黾勉吾犹人也’，后人不解孔子语，读‘文’为句，误矣。”是故训诂不明则圣贤之语必误，语尚误，遑言其理乎。[200]

上述所引的三例表明，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训诂，在阮元的哲学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但并没有成为其学术追求的本身。思想的表达还是第一位的。因此，在训诂的方法与求道的目标这二者之间，阮元的哲学思想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张力，他既反对空言论道，亦反对沉溺于具体的名物研究之中而不顾“求道”的目标。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视，恶难从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考博，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201]所谓“文字训诂”为探求“圣人之道”的门径，即将训诂看作哲学思考的方法论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