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件大事。[191]这一哲学转向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广泛影响仍然存在。然而，对于乾嘉时期（主要是18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目前中国哲学史界还很少有人论述。所谓18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其内涵是指：借助广义语言学中的字、词，句法的训诂与分析等手段，来对此前的宋明传统的思辨哲学进行批判，力求恢复对古代经典原初意义的准确解释。语言只是用来通达“道”——即类似形而上学问题的一条道路。如果说“语言转向”与“语言学转向”这二者之间有何种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在寻求哲学思考的明晰性与准确性方面有类似之处，至于在方法论及所要到达的终极目标方面，二者之间并没有可比之处。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依赖的是现代西方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工具，而中国18世纪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依赖的中国传统的“小学”——只是相对于明代以前的小学而言更加具有系统性与科学性而已。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旨在消除西方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命题的有效性，宣布传统形而上学的死亡。而中国18世纪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则是要通达传统经典中的抽象精神——道，并对之做出更为准确而切实的解释。更进一步地说，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转向”是要借助逻辑实证主义的一套方法取消旧的形而上学命题，而中国18世纪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则是要通过“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重新解释先秦儒家经典的形上学问题，以此反对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经典的种种解释。在这样的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哲学精神，即以追求“真知”为目标的知识论的转向，使得中国哲学在形式上具备了与现代科学相接近的“求真”精神。这也是中国哲学在18世纪“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所带来的中国哲学精神的变化。不过，这一语言学转向并没有让中国哲学转向对语言本身的关注与思考，因此其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力远不及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对整个哲学所产生的更加广泛而持久。不过，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说，通过语言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哲学思考方式的转化，能对乾嘉时期的哲学研究提供新的认识，从一定意义上改变乾嘉时期无哲学的习惯看法。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他是乾嘉考据学的殿军，其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龚自珍在《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中，从十个方面概括了其学术成就，虽略嫌夸张，然大体上比较接近实际。其中，龚氏对其训诂学做了这样的概括：“尝谓黄帝名物，宣尼正名，篇者句所造，句者字所积，古者有声音而有语言，有语言而有文字，自分隶之迭变，而本形晦矣，自通假之法繁，而本义晦矣。公识字之法，以经为譣；解经之法，以字为程。是公训诂之学。”[192]由龚自珍的概述可知，阮元在语言哲学方面具有综合性特征，既认同乾嘉时期“因音求义”的基本训诂主张，又重视训诂过程中的“本字”法，在训诂与解经两方面，既重视经义，即思想的内在逻辑性，又重视从文字入手的实证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他看作乾嘉学术的总结者。目前出版的一般学术通史著作与断代史著作，对阮元的经学思想、哲学思想都有论述。[193]然而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集中论述其思想特征的还不多见。下文主要从广义的语言学角度[194]，论述其哲学思考的方法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