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经学解释学到经典解释学

我们之所以将戴震的解释学称为经学解释学，是因为他的解释学原则都是从经学著作的注释、解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本章第一节第二部分的内容扼要地阐述了戴震的经学解释学原则及其理想目标。由我们所认识的戴震经学解释学的思想原则出发，尝试将他的这一解释学原则泛化，放到中国古代经典的解释过程之中，进而将这一中国传统的解释学思想提升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原则高度。我们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将戴震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经学解释学原则，泛化为“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义”。将“通道”的目标转换成“通义”目标，进而对古代经典的解释保持一种方法上的统一性，即由文字训释，到语言分析，再到经典的意义解读。至于共通的方法是否能达到统一的意义目标，我们不做过多的要求。这主要是为了保持人文学的自身特质，也可以让古代的经典文本保持对后人、对世界的开放性。而方法的统一性，也可以让解释学保持在人文学的科学性的水准上，避免一些低级的无谓的争论。因为语言学的相对客观性、可验证性，特别是语音学与语法学的较高的历史客观性，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保证人文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因此，戴震解释学的展开文本依据虽然是传统的经文文本，但可以将经文文本扩大到相对具有一致认可度的经典文本上，这种语言学的释义途径，在原则上是可以共享的。只是我们要跳出经学思维方式，将“求道”转换“求义”就可以了。而这种转换本身也可以让古代的经文文本的开放性彰显出来，释放更多的意义空间。

其二，将戴震的“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经学解释学的循环，转换成“一字一句之义，当贯经典文本的整体”。即把“群经”换成了“整体”。此处所言的“整体”概念，可以是古代经典的某一个代表篇章，如《齐物论》整篇的主旨，也可以看成《庄子》全书所体现的庄子思想的整体性之“整体”。类似的如《论语》《老子》《孟子》《荀子》等著作，都可以视为一个“整体”。当然，“整体”也可以是某一个学派的核心思想，如道家学派共享“道”之核心思想，对于道的把握就构成了人类认知上的“明”这一智慧的状态。如要准确地考察道家思想中“明”这个概念的真正意思，就应当贯通道家的核心经典，如《老子》《文子》《庄子》，及至后期道教著作，如葛洪的《抱朴子》，看一看这些著作是如何解释“明”这个概念的。“整体”的概念当然也包含“群经”，如五经、七经、十三经等，但不局限于儒家的群经。伴随着研究问题的范围改变，“整体”的概念所含摄的范围可大可小，具有非常强的适应性，因而比戴震经学解释学中“群经”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意味要丰富得多。范围也广泛得多，要而言之，更具有普遍性。

其三，将戴震的“大其心以体古贤圣与天地之心相协”的经学解释学中的相对封闭的“视界”，转化为“以体认人类的根本价值基点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这一包含着思想境界与认知水平两方面提升的开放式的“视界”，从而解释经典，活化经典。“大其心”这一原则，从今天的哲学角度看来，即提高人的思想境界与认识能力。这与戴震经学解释学中的“大其心”的观念仅仅局限于经文文本中所体现的“圣人之心”“天地之心”的狭隘而又模糊的内容是相当不一样的。人的心量扩大，既包含着认知水平的提高，也包含着思想境界的提升，而这两点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相辅相成的。思想境界的提升主要是体现为认知水平质的飞跃，是各种认知通过特殊的经验而综合为一种新的、带有真理性的认识。而“认知水平”往往有朱子学“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片面性、累积性的特点。豁然开朗的那一瞬间，往往是思想境界提升的时刻。在现代的哲学视野里，“大其心”原则上是可以说清楚的，不像在戴震的“经学解释学”中所表现那样，带有某种神秘性——如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之类的先验内容。就其认知水平面而言，“大其心”，就是戴震自己所说的“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这一经学解释学中的知识问题，与这一知识问题相关的解释学原则，笔者将其称为经典解释的补充原则，亦可称为第四个原则：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的扩充。

其四，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的扩充。“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一段文献中所说的“若干事”，在戴震的经学解释学中，主要是指古典的人文知识，包含科学技术史的知识。笔者在此基础上，将其称为“知识视野”。另外，根据现代哲学学科的知识特点，笔者觉得戴震的经学解释学中还没有注意到的思想观念、思想体系的问题，笔者将其称为“思想视野”。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如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就是一种思想体系或观念体系，虽然也是一种广义的人文知识，但主要是思想的体系，故称之为“思想视野”。戴震所说的“大其心”“精其心”，主要意思是指思想境界的提升与认识能力的提高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其说的“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的说法里，仅仅包含着知识的视野扩展与认知能力的提升，并没有涉及今天哲学学科所说的思想视野的扩大的问题。举例证之，戴震的“大其心”并不包含我们今天讲的运用新的哲学观念、立场来分析经文文本的问题，更不用说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经文文本中存在的问题了。在戴震的经学解释学思想中，他的思想前见是：经文中蕴含的道就是绝对正确的真理。经文以后的解经者主要是通过“大其心”的方式，准确地解读经文的书面语言，然后把经文中的“圣人之道”解读出来。这就是戴震的“经学解释学”中的基本思路。我们要活化他的经学解释学思想，将其转化为“经典解释学”，通过提升解释主体的认知水平与思想境界，与经典文本融合。同时又不局限于经典文本的意义，而是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原则与解释者主体所处的时代问题结合起来，并将经典中所体现的思想原则作为当代哲学思考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作为主导性的原则。这便是我们提倡的经典解释学与戴震的经学解释学的根本不同地方。换句话说，经典解释学将经典视为开放的文本，而戴震的经学解释学则将经文文本视为一个真理的封闭体系。解释者主体的“大其心”只是向经文文本的无限接近，因而原则上是历史还原主义的思路。我们提倡的“经典解释学”则是要求古代经典向现实世界打开，作为主体的解释者“大其心”，则是向经典与生活的二重世界开放，并在经典、世界与解释主体的三维互动、循环的过程中，让经典活化，让世界丰富化，让解释者自身的精神内涵丰富化，进而变成更有精神厚度的主体。

上述原则大体上可以构成笔者所说的现代经典解释学的四个原则。这一现代经典解释学原则当然是在戴震的经学解释学原则基础上生发出来的，还不足以囊括经典解释学的所有问题。像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的解释学方法，似乎就很难被戴震的经学解释学原则所囊括。而像《庄子》“三言”中的寓言、重言，虽然与经典解释学的方法没有直接关系，但《庄子》运用了“卮言”作为哲学的语言表达方式。戴震所坚持的由训诂方法去解决字——语言——道的三重关系，似乎就难以处理这种哲学经典的意义解释问题。因此，现代经典解释学的原则仅从戴震的经学解释学的思想传统出发，似乎还不能够完全胜任对于经典的解释工作。因此，戴震的经学解释学只是向现代的经典解释学提供了自己的若干原则，如果要发展中国式的经典解释学的思想体系，既需要吸收中国传统其他思想家的解释学思想，同时还要吸收现代西方解释学，特别是哲学解释学的思想。笔者近几年来运用戴震的经学解释学原则，去处理《齐物论》中“莫若以明”“天籁”“卮言”问题，以及《大宗师》中的“坐忘”问题时，既活化了戴震的“经学解释学”原则，努力使之朝着“经典解释学”的原则转化，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其经学解释学原则在实际的转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某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