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戴学，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许苏民用巨大的心力，以生动的个案研究再一次揭示了戴震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关系，证实了中国近代思想具有自己的内在传统，从而加强了20世纪上半叶明清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著名论断：从万历到“五四”，是一个同质的思想解放过程。

（一）哲学史研究的“泛化”与“纯化”的结合

正确处理这种哲学史研究的“泛化”与“纯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从大的方面进行宏观阐释，更主要的是可以通过广泛地发掘史料，从细节方面突破一些问题。如许苏民引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所载，戴震记其祖先不怕鬼的故事，以说明戴震性格中“不怕鬼，不信邪”的坚韧的一面，颇有说服力；又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辑出戴震对徐光启的《几何原本》研究的资料，以此证明戴震思想中所包含的西方科学思想，言之凿凿，皆发以往戴学研究者所未发；又对戴震死因提出了质疑，亦属有根据的怀疑，可供学术界继续探讨。

（二）戴震哲学的理论旨趣及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一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研究的哲学家、哲学史学家中，张岱年先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他认为，戴震是“清代中期的卓越的唯物主义者”，在《原善》《疏证》中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锐利地批判了程、朱与陆、王两派的唯心主义思想”；相比王夫之而言，“戴震的唯物主义学说蕴含着反抗专制暴政的实质。他们都是同情人民的进步思想家”。[159]

周兆茂认为：“生活于十八世纪的戴震，建立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唯物主义气本论的哲学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权威；在伦理观上，提出了‘絜情同欲’的进步伦理思想，批判了程朱理学‘存理灭欲’的反动谬论；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戴震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与黑暗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160]戴震在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基础上，从自然观、认识论和伦理观等方面，对程朱理学展开了全面的猛烈的批判，由此进一步揭露了其“以理杀人”的反动本质，从而把我国自宋明以来的反理学斗争，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戴震的唯物主义和进步伦理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161]

周兆茂非常强调戴震晚期的思想，认为它是17、18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诸多因素互相激**和整合的产物，既与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与徽商有着密切关系，又与戴震继承、弘扬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传统和批判程朱理学以及新安理学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又与明末清初人文主义思潮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162]

有的学者认为，戴震是我国18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其宇宙观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社会政治思想是进步的，对于反对正统派理学起了一定作用，继17世纪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巨大浪潮之后，又推起了波澜。由于程朱理学当时占据统治地位，戴震哲学思想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反对者认为，戴震哲学发展到了中国古典唯物主义的最高峰。杨向奎甚至乐观地指出：“东原实在是新理学大师，或者是新儒学大师，而中国近现代之所谓新儒家非其伦也。”[163]

更多的学者认为，戴震哲学思想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如周辅成认为，明末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萌芽、清代的高压统治、发达的科学知识，是戴震唯物的哲学系统的基础。[164]冒怀辛认为，戴震哲学是大兴文字狱、推行高压政策以加强封建统治的时代及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产物，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李谷鸣认为，戴震的自然科学研究、幼年生活、徽州商品经济发展、对市民阶级的要求的了解，是戴震成为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的因素之一。[165]

重在掘发戴震哲学理性启蒙意义的许苏民，在其所著《戴震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戴震的思想虽然与专制统治者尊奉的正统的中国文化格格不入，但戴震的思想恰恰又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历史发展之所孕育的，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之所造就”。

（三）关于戴震哲学的思想渊源

20世纪初，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容肇祖、钱穆等人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讨。有学者认为，戴震“继承了颜元、李塨等人的传统”[166]，与南宋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这种观点最初来自清代同治年间的学者戴望的《颜氏学记》，此后，梁启超、胡适都认为戴震思想有一部分是受颜李学派的影响而成。

与胡、钱等人戴学渊源于颜李学派及惠栋的说法不同，王茂认为，戴震哲学渊源“或当来之于浙东刘宗周、黄宗羲学派”；此外，“很有可能还有另一个远绍古希腊的源头。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许多问题仍在若明若暗之中，弄清戴震与西学的全部关系，将俟诸异日”。[167]周兆茂认为，戴震哲学渊源是多元的，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批判地继承了陈淳、朱升等人理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第二，弘扬、发展了《周易》及荀子、张载等人的古代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第三，受17、18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的撞击；第四，中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168]如他认为，戴震的气一元论宇宙观来自张载，把鬼神解释为一种可以使原始物质元素得以运动化生的“精气”，即不可理解的神妙创造力，仅借用了《中庸》的词汇而已。

这种多元渊源论有很强的解释力，有不少学者持此观点。在许苏民看来，戴震讳言自己的思想来源，除了《十三经注疏》外很少明言自己读过其他一些什么书，这完全是不得已。具体来说，戴震人学本体论思想源于李贽以来的早期启蒙学者关于“百姓日用即道”和“气质之性”一元论的大量论述；其认识论思想，如尊重公理与逻辑的科学态度，来自傅山、唐甄、颜元、李塨、程廷祚等人的有关著述以及徐光启和利玛窦对《几何原本》的译释；其论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与唐甄最为一致，论理欲关系、情理关系，更与明末清初的一大批早期启蒙学者的思想倾向完全一致。同时，许苏民指出：“以上所举亦不过是择其与戴震所提出的命题特别相似者而言，是不可以绝对地执为定论的。”[169]

杨向奎在他影响颇大的《清儒学案新编》中并没有为戴震立学案，他对戴震哲学的论述散见于几篇论文中。杨先生认为，戴震对生的哲学更有正确的理解，对充满生意的宇宙进行了体会与描述，以和谐为美，进一步使中国哲学美学化，从而批判了走向偏枯的程朱之学，发展了明道与横渠的学说。明道使其学说走上和谐理论，横渠学说使其主张“由气化有道之名”。可谓视角与立意皆颇新。

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研究戴震与朋辈学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动向。对此，孙以昭认为，要深入开展戴学研究，必须重视对戴震学术思想的渊源与影响的研究，如注意戴震对扬州学派的影响。应把戴震的有关思想“放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大文化背景和清代徽州文化的地方文化背景中，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因素加以考察，研究其形成的原因和价值”[170]。从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顾炎武、王夫之都反对理学，但是从哲学根本问题入手，深刻揭露理学唯心主义本质并进行猛烈抨击的，只有戴震。他不但比顾炎武、在有些地方也比王夫之都更为尖锐、彻底地批判了程朱理学思想。

另外，王茂等人的《清代哲学》第二十章专从戴震哲学的批评者与拥护者两个层面分述了“戴震哲学的反响”。许苏民的《戴震与中国文化》从第八、第九、第十章专门讨论了戴震思想的影响。

也有部分学者指出了戴震思想的局限性，如戴震视农民战争若“洪水横流”“**佚作乱”（《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在《于清端传》中，赞扬顺治、康熙年间镇压湖北等地农民起义的“恩威并用”的于成龙；在《郑子文传》中把郑成功诬为“海寇”；在《查氏七烈女墓志铭》中诬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为“流贼”；在《戴节妇家传》中一再讴歌封建贞节观，说徽地“穷巷里曲之妇人女子，其节操比于丈夫”。这些观点，对于全面、深入、立体地的认识戴震的思想都具有积极意义。

回顾整个20世纪戴震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我们现在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如下。第一，梁启超、胡适、钱穆、侯外庐、萧萐父等著名思想家、学者所开创的研究典范，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进一步地去资借？第二，如何使戴震研究取得新的进展？我们认为，如下三个方面的趋势将是未来戴震研究的新方向。其一，伴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加全面与深入，在比较哲学的视野里来重视审视明清哲学思想的特质及戴震哲学的意义，将是戴震研究无法回避的历史趋势。其二，伴随着宋明哲学研究的深入，戴震与宋明哲学，特别是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内在关系，将会得到更进一步地揭示。其三，由于《戴震全书》《戴震全集》的出版，戴震思想的细化研究也将是势在必行。

自20世纪90年代李开在《戴震评传》中涉及戴震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问题、戴震哲学与解释学的问题之后，有关戴震与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戴震与中国的哲学解释学问题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将继续有新的成果问世。如何深入研究由惠栋、戴震等著名学者所开创的“乾嘉学派”，他们在语言学、语言哲学方面的自觉努力，对于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化的贡献？戴震及其后学如焦循、凌廷堪、高邮王氏父子、阮元等所开创的哲学语言学转向，其历史效果及其局限性何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将进一步推动以戴震为中心的清代哲学研究向更深入的方向迈进。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许苏民在《戴震与中国文化》一书论述了戴震对段玉裁、龚自珍的影响，但对龚自珍从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化的契机并没有来得及给予分析。因此，在传统哲学向近代哲学转变的过程中，以龚自珍（戴震的大弟子段玉裁的外孙）为枢纽人物，揭示清代“汉学”——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转化的内在学理，或许将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

众所周知，“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化的根本契机。然而对于这样一场空前的现代“语言学”运动与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关系，以及与中国固有的学术精神之关系，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同行们中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胡适先生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之一，然而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不知能有几人知道胡适先生又是戴震哲学研究的专家呢？虽然，他写《戴东原哲学》一书迟在1923年，然其对戴震哲学的知解肯定在此之前多年。戴震哲学中所包含的语言学思想——“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对胡适先生的白话文革命的思想的形成是否有影响？

最近，司马朝军在其皇皇巨著《〈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问题，认为乾嘉考据学中存在着一个“四库馆派”的官方考据学派，不同于惠栋、戴震等人所开创的民间考据学派的学术风格。如果这一说法确能成立，则戴震在清代考据学中的地位就应该被重新审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对戴震的评价也应该被重新审视。

[1] 此处只简要列出部分著述。2005年及其以前出版或问世的著述目录，参见吴根友、黄敦兵的《近五十年戴震哲学思想研究述评》后附“相关论著及博硕论文存目”，见冯天瑜：《人文论丛（2005年卷）》，470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2]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56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56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53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25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6]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三卷，39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7]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56～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8] [清]戴震撰，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七册，434、415、419、420、421、422、423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

[9] 《三松堂全集》第三卷，405页。

[10] 《戴震全书》第七册，469～471页。

[11] 《中国伦理学史》，60页。

[12] 《中国伦理学史》，68页。

[13] 《戴震全书》第七册，426页。

[14] 《戴震全书》第七册，427页。

[15]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409页，上海，生活书店，1947。

[16] 《三松堂全集》第三卷，408页。

[17] 《三松堂全集》第三卷，409页。

[18] 《三松堂全集》第三卷，410页。

[19] 《三松堂全集》第三卷，410页。

[20] 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案语》，见李妙根：《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59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1] 王国维：《释理》，见《王国维集》第一册，27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2] 王国维：《释理》，见《王国维集》第一册，277～27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3] 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见《王国维集》第一册，403页。

[24] 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见《王国维集》第一册，403页。

[25] 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见《王国维集》第一册，408页。

[26] 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见《王国维集》第一册，409页。

[27] 王国维：《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见《王国维集》第四册，191页。

[28] 王国维：《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见《王国维集》第四册，192页。

[29] 与梁启超同时的蒋方震有《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

[3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7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31]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28～29页。

[32]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5页。

[33]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页。

[34]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24页。

[35]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25页。

[36]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28页。

[37]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0页。

[38]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0页。

[39]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0～31页。

[40]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77～378页。

[41]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490页。

[42]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488页。

[43]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4～35页。

[44] 《戴震全书》第七册，362～364页。

[45] 《戴震全书》第七册，365～366页。

[46] 《戴震全书》第七册，366页。

[47] 《戴震全书》第七册，367～368页。

[48] 《戴东原哲学》，见《戴震全书》第七册，372～373页。

[49] 《戴东原哲学》，见《戴震全书》第七册，374页。

[50] 《戴东原哲学》，见《戴震全书》第七册，374页。

[51] 《戴东原哲学》，见《戴震全书》第七册，375页。

[52] 《戴东原哲学》，见《戴震全书》第七册，376页。

[53] 《戴东原哲学》，见《戴震全书》第七册，377页。

[54] 《戴东原哲学》，见《戴震全书》第七册，379页。

[55] 《戴东原哲学》，见《戴震全书》第七册，379页。

[56] 《戴东原哲学》，见《戴震全书》第七册，354～355页。

[57] 《戴东原哲学》，见《戴震全书》第七册，361页。

[58] 梁氏原文认为此时戴震是三十岁。当误，今正之。

[59]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页。

[60] 《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59页。

[61] 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33～3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2]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见《胡适学术文集》（上），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63] 《胡适学术文集》（上），513页。

[64]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143页。

[65] 《中国思想史纲要》，见《胡适学术文集》（上），519页。

[66] 《中国哲学史大纲》，见《胡适学术文集》（上），13页。

[67]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164页。

[68] 《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002页。王阳明的生卒年一说为1472—1529年。

[69] 《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002页。王阳明的生卒年一说为1472—1529年。

[70] 《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005页。王阳明的生卒年一说为1472—1529年。

[71] 《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106页。

[72]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153页。

[73]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154页。

[74]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156页。

[75]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163页。

[76] 其实，以两淮盐运使卢雅雨为枢纽人物，对于当时聚集扬州的具有新思想倾向的学者与文学家艺术家之间的交游关系，可以做更进一步的考察。1763年，卢雅雨主持第二次红桥修禊，郑板桥与袁枚相遇，不甚欢洽。时年，郑板桥已经是七旬老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戴震在卢府识惠栋。而是年三月，卢主持第一次红桥修禊，郑板桥作四首七律和诗。若戴震在三月之后与惠栋相见于卢府，可能闻知郑板桥。戴震在京城结识钱大昕等人，一时名动京师。或许郑板桥、袁枚皆知有戴震其人。袁枚曾在《小仓山房诗文集》中著有调停汉宋之争的文章，或有感而发。

[77]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022页。

[78]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033页。

[79]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023页。

[80]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006页。

[81]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009页。

[82]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010～1013页。

[83]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论文集》（下），1012页。

[84]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论文集》（下），1013页。

[85]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论文集》（下），1014页。

[86]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论文集》（下），1036页。

[87]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论文集》（下），1029页。

[88]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论文集》（下），1029页。

[89]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论文集》（下），1027页。

[90]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论文集》（下），1027～1028页。

[91]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论文集》（下），1029页。

[92]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论文集》（下），1032～1033页。

[93]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论文集》（下），1033页。

[94] 《戴东原的哲学》，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028页。

[95]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143页。

[96]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见《胡适学术文集》（下），1143页。

[97] 此部分与黄敦兵合写，第一稿由黄敦兵执笔，特此注明。

[98] 安正辉：《戴震哲学著作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成中英编译：《戴震原善研究》，香港，美国东方研究所香港办事处，1969。

[99] 戴震研究会等：《戴震全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1998；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4—1997。

[100] 1962年安徽省历史学会举行座谈会；1986年5月，首次戴震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屯溪市举行，交流了40余篇论文，汇集为《戴震学术思想论稿》于1987年出版；1991年8月又召开了一次戴震学术研讨会，结集出版了《戴学新探》。

[101] 江志伟：《独寻真知启后人——戴震纪念馆巡礼》，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08-11。

[102] 周辅成：《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苏联学者雅·布·拉杜里扎图洛夫斯基等人也持此种观点。

[103] 王茂：《戴震哲学思想研究》，3、84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

[104] 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515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105] 萧萐父：《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1）。原文写于1982年7月。

[106] 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299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107] 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313～314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108] 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291、31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9] 冒怀辛：《关于戴震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载《江淮学刊》，1963（1）。

[110] 刘清平：《儒学传统中的启蒙晨辉——论戴震哲学的思想实质》，载《武汉大学学报》，1992（3）。

[111]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407、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12] 姜广辉：《何为启蒙思想家》，载《黄山日报》，1990-10-21。

[113] 姜广辉：《戴震哲学——披着“经言”外衣的启蒙学说》，见《戴震学术思想论稿》，63～78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又见姜广辉：《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326～34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14]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四册，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5] 李锦全：《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27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116] 杨宪邦：《中国哲学通史》第三册，407页，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17] 周兆茂：《关于戴震的“以理杀人”和“启蒙”思想的再评价》，载《学术界》，1993（4）。

[118] 参见沈心康：《省学术界热烈讨论戴震哲学》，载《安徽日报》，1962-07-28。

[119]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20] 舒凡：《戴震思想具有近代启蒙意义吗？》，载《黄山日报》副刊《徽苑》，1990（141）。

[121] 周辅成：《戴震的哲学》，载《哲学研究》，1956（3）。

[122] 谢遐龄：《戴震哲学之二三问题》，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

[123] 《关于戴震哲学思想的讨论》，载《光明日报》，1963-05-31。

[124] 周辅成：《戴震的哲学》，载《哲学研究》，1956（3）。

[125]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见《冯契文集》第六卷，36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26] 姜国柱：《论戴震的认识论》，载《江苏师院学报》，1980（3）。

[127] 《关于戴震哲学思想的讨论》，载《光明日报》，1963-05-31。

[128]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下册，12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

[129] 周兆茂：《戴震哲学新探》，14～46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130] 吴根友：《戴震哲学“道论”发微——兼评村濑裕也〈戴震的哲学——唯物主义与道德价值〉》，载《中国哲学史》，2003（1）。

[131] 吴根友：《精神现象考古的知性价值与文化学意义——读许苏民〈戴震与中国文化〉》，载《江汉论坛》，2002（8）。

[132] 周辅成：《戴震的哲学》，载《哲学研究》，1956（3）。

[133] 周辅成：《戴震的哲学》，载《哲学研究》，1956（3）。

[134] 吴根友：《戴震哲学“道论”发微——兼评村濑裕也〈戴震的哲学——唯物主义与道德价值〉》，载《中国哲学史》，2003（1）。

[135] 吴根友：《明清之际三种人性论与中国伦理学的现代转向》，载《学术月刊》，2004（5）。

[136] 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308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137] 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31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138] 吴根友：《分理与自由——戴震伦理学片论》，载《哲学研究》，1999（4）。

[139] 吴根友：《戴震伦理学中的自由思想申论》，载《武汉大学学报》，1999（4）。

[140] 沈心康：《省学术界热烈讨论戴震哲学》，载《安徽日报》，1962-07-28。

[141] 袁德金：《论戴震的伦理思想》，见《中国哲学》第九辑，43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142] 《关于戴震哲学思想的讨论》，载《光明日报》，1963-05-31。

[143] 《关于戴震哲学思想的讨论》，载《光明日报》，1963-05-31。

[144] 张岱年：《“义利理欲之辨”评析》，载《河北师院学报》，1986（2）。

[145] 李开：《戴震评传》，39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46] 周兆茂：《关于戴震的“以理杀人”和“启蒙”思想的再评价》，载《学术界》，1993（4）。

[147] 王茂、蒋国保、余秉颐、陶清：《清代哲学》，611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148] 乐寿明：《论戴震的理欲观》，见《中国哲学》第五辑，289～3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149] 孙以昭：《戴震经学方法论初探》，载《安徽大学学报》，1979（2）。

[150] 孙以昭：《关于戴学研究的几点意见》，载《安徽大学学报》，1992（2）。

[151] 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317页。

[152] 张德光：《启蒙学者戴东原底唯物论哲学》，载《云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57（3）。

[153] 郎丰生：《戴震：前清学术之集大成者》，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1）。

[154] 许苏民：《戴震与中国文化》，5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155] 李开：《简论戴震对乾嘉语言解释学的建树》，载《学术月刊》，1990（11）。

[156] 《戴震评传》，279～341页。

[157] 刘清平：《儒学传统中的启蒙晨辉——论戴震哲学的思想实质》，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3）。

[158] 吴根友：《言、心、道——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理论的开放性》，载《哲学研究》，2004（11）。

[159] 张岱年：《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100、10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160] 周兆茂：《关于戴震的“以理杀人”和“启蒙”思想的再评价》，载《学术界》，1993（4）。

[161] 《戴震哲学新探》，150～185页。

[162] 《戴震哲学新探》，94～113页。

[163] 杨向奎：《戴东原哲学思想分析》，载《历史研究》，1989（5）。

[164] 周辅成：《戴震的哲学》，载《哲学研究》，1956（3）。

[165] 沈心康：《省学术界热烈讨论戴震哲学》，载《安徽日报》，1962-07-28。

[166] 郎丰生：《戴震：前清学术之集大成者》，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1）。

[167] 王茂：《戴震哲学思想研究》，129、132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

[168] 周兆茂：《戴震与程朱理学——兼论戴震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载《哲学研究》，1992（1）。

[169] 《戴震与中国文化》，194页。

[170] 孙以昭：《关于戴学研究的几点意见》，载《安徽大学学报》，19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