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西方现代哲学很多新思想大量涌入中国，在戴震哲学研究领域里也出现了新的视角。从语言哲学、解释学的角度对戴震经学方法论进行现代诠释，是20世纪后半叶戴震哲学思想的新进展。

20世纪后半叶的明清哲学研究，比较一致地看重王船山哲学，并特别突出了其哲学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力，而对戴震哲学的评价则有相反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以后，侯外庐则比较低调地处理了戴震哲学的现代意义，冯契、萧萐父等学者都对王船山哲学推崇备至。海外华裔学者成中英等人则比较肯定戴震哲学在儒家系统内部的方向性的转化意义。他们认为戴震所代表的儒家是第四阶段批判性的儒家，将戴震与章学诚看作清代学术与思想的两面旗帜，将戴震看作儒学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递嬗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然而，受其自身学术关注点的限制，对戴震学术在清代同辈和稍后知识群体中的广泛影响力，亦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戴震在“乾嘉学术”中的影响力，以及通过“乾嘉学派”而对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与学术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是个暗而不彰的精神现象。只有少数学者，如许苏民对戴震哲学思想在20世纪的影响力做了巨大的精神考古工作，但对其语言哲学、解释学的思想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关于戴震经学方法论的研讨

孙以昭较早地注意到戴震哲学的方法论问题。他认为，戴震的治经方法的取向是由小学而经学，最终才进而探究哲理。具体如下：第一，从文字训诂入手，故训为义理服务；第二，要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即不但要具备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等方面的深切知识，就是对天文、地理、历法、测算也要有一定的研究；第三，必经“三难”即“淹博”“识断”“精神”三个阶段；第四，实事求是，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经学方法论之有益因素如下：第一，提出了“明道”的理论，敢于对“高踞庙堂”的宋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强调语言文字作为基本功的重要性，批判了宋学“凿空”“轻恁胸臆”的空洞说教的虚妄；第三，指出综合研究的必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博”与“专”的关系；第四，“三难”的提法，说明其对理论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而且他自己也是付诸实践的；第五，“实事求是”敢于打破传统的见解。戴震有时过分强调故训，忽略了思想的阐发，且有将经学神秘化的倾向。学说仍以经学为主。考据方法还是烦琐的，基本上用的是形式逻辑的归纳法，他只能枝节地说明单个孤立的具体事实，还不能进一步做出历史的阐述。[149]

有的学者认为，“在乾嘉学派中，由经典研究而上探哲理的也只有他一人而已”，但戴氏这种“求真”的做法有局限性，如有时他过分强调了“故训”的重要，而“忽略了思想的阐发”；仍以经学为主，《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两书在其全部著作中毕竟只占了很小的篇幅，认为“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多用在训诂考据之学上面，从而大大影响了他在思想上的更高成就”[150]。黄俊杰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戴震的一套方法论可以称为“将诠释学问题转化成训诂学问题”，不过，这个方法论上的转化，固然可以熔训诂与义理于一炉，“但其说与孟子学之大经大脉皆有所牴牾，其所得诚不偿其所失也”。[151]

（二）关于戴震与乾嘉考据学

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大陆学者，对“乾嘉考据学”的看法，有一个由低到高，再回归平实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基本倾向认为，乾嘉考据学的贡献在于古文献的整理校订方面，而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与士子逃避现实有关，故而沦为清贵族封建政权服务的工具。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这种论断是片面的，指出以戴震为首的一部分乾嘉学者继承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所代表的爱国传统。戴震的主要贡献在于哲学方面，其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是以“通圣人之心志”为掩护，把孟子的唯心论改造成为唯物论，成为攻击当时新孔教官方唯心主义烦琐哲学的有力武器。而且戴震的考据工作不同于卖身求荣的“博雅之学”，而是继承与发扬遗产，揭露欺骗说教，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同样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意义。[152]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更加平实，因而对戴震哲学与考据学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文化思想几乎处于断层之际，“高举唯物论大旗，勇敢抗击程朱理学，终清一代，唯以戴震为最著”，而“在万马齐喑的局面中，戴震的哲学以其对封建王朝的反抗和批判，更加显示出了他思想的睿智和光芒”，他明确地指出“故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戴震与乾嘉学派经师们迥然相异之处”。[153]

关于惠栋与戴震的关系，20世纪上半叶比较权威的说法之一是由钱穆提出的，认为戴震见惠栋是前者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他甚至因此而“走上了新的学术道路”。许苏民不同意这种简单的看法，认为“吴派自吴派，皖派自皖派，各有特色”，“由词以通其道”是戴震的一贯主张；但惠、戴相见，实使戴开始重视吴派的治学思路和学术成就，并因此扩大了他的学术视野。[154]

（三）关于戴震哲学与现代解释学

戴震对哲学形上学的追求，展开于“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过程之中。李开认为：“考据学的最本质的学术精神，还是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155]戴震的考据学贯穿于其一生的事业中，以现代视角来看是人文科学的语言文字学。戴震利用语言文字学诠释古代经典，以寻求所谓“道”，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样，“作为人文科学的语言解释哲学，不过是戴震完成从语言文字到‘通道’的全过程的方法学，也是戴震从纯粹的学问家转化为卓越的思想家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动因”。李开较早地注意到戴震哲学与语言解释哲学的关系。认为戴震从语言文字入手，意味着他抛弃了宋明理学而架空立言。戴震的语言文字学著作遍布中国传统的语言解释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各个领域，而最终目的又是“以词通道”，从而形成“我国十八世纪获得空前发展的语言解释哲学”。李开又进一步地指出，西方语言哲学往往把语言看作与世界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从而以语言解释代替对世界的认识；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则以语言文字解释为逻辑起点，通过书本知识，寻求道德哲学及其具体表现。“在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西方是代替论，戴震是凭借论。”戴震的关于字、词、道关系之学说，正处于传统语言学说向近现代语言理论过渡的交汇点上，他建构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系统是用来为语义学服务的。[156]

刘清平认为，注疏儒家经典是戴震建构自己具有启蒙意义思想体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手段，并由此“形成了一些与西方解释学（包括现代解释学）内在相通的思想见解”。他从早期的由词通道、由故训以明义理的主张出发，转变到后期的由字通词、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原则，就是想借此弥补由于“时为之”的“今古悬绝”所造成的过去视界与现在视界之间的差异断裂。戴震正是在18世纪这种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凭借自己“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的人生经历、密切接触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和普通百姓的苦难艰辛的亲身体验，依据自己在这种生活环境中自发形成的闪烁着启蒙光辉的进步志向和义理，运用一种新的时代视角，对先秦儒家传统中的朴素、民主、人道主义精神展开了创造性的解释，将其提升到一个新思想境界，从而实现内在的融合。[157]

戴震哲学与语言解释哲学的关系，是个重要的课题。笔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试图从16世纪以来世界各主要文明古国开始的“从国别史世界史转向”的进程与“历史自我批判”的内在逻辑的宏观视角出发，考察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的内在思想史意义及其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之关系。该课题以哲学思想为核心，以戴震为旗帜，综合研究乾嘉时期（18—19世纪初）的学术思想，通过对思想史的逻辑分析，并借鉴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和现代解释学的理论成果，揭示中国哲学与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他认为，戴震深信“圣人之道在六经”（“道”即现代意义上的真理），从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的考订这一广义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角度，批评宋儒哲学思考的方法论之缺失，主张“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展开了自己哲学语言学之自觉与形上学追求，这使得他的语言哲学接近海德格尔式的现代解释学。面对“庄子式的言意难题”，戴震主张在“言”与“道”之间加入“心”，通过理解者之“心”的作用，使存在于“言”中的圣人之“道”得以揭示。他所创设的这一“人文实证主义方法”高扬了其“道论”中人的主体性。在一定意义上看，其“道存于六经”的理论设定与“披言以求道”的方法论追求具有理论的封闭性，但“心”概念的引入，通过主体之扩充心智、“大其心”及“学”的过程，又使其哲学具有化解言与道之间解释学循环的封闭性、面向事实和生活本身开放的可能性。[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