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本性,表明了它与一切“同一性”专制的根本对立,颠覆“同一性”意识形态的专制,为个性和差异性留出空间,构成了辩证法批判和否定本性的实质。关于这一点,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多诺作出了极为深刻和精辟的论述,其他思想家如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也表达了基本一致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一探索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对于辩证法最值得关注的理论贡献之一。
对“同一性”的迷恋,构成了哲学史上一切“理性形而上学”最为根本的特征,哲学史上那些“形而上学家”们总是倾向于把自己所建构的某种“本体论”观念视为绝对的先验原则,认为现实世界的存在和运动完全遵循和服从这一原则,并以这一原则为中心,实现着“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完全同一(认为思维的规定即存在的规定,存在的规定就是思维的规定,二者完全一致)。这种“同一性”的狂热构成了统治着漫长西方哲学发展史的“形而上学的西洋镜”[27],即便在对传统哲学的“同一性”独断进行过深刻批判的黑格尔那里,这种追求“同一性”的冲动依然那么强劲。他的概念辩证法本来旨在否定以“同一性”追求为特质的知性形而上学,然而其结果也不过是“通过否定来达到某种肯定的东西”[28],最终仍然被“同一性”的黑洞所吞噬。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指出,“同一性”思维是与辩证思维根本对立的一种思维,辩证思维正是相对于同一性的思维,在对它的颠覆和反抗中才得以显现自身的特质。
“同一性”思维是一种消解矛盾的思维,颠覆“同一性的专制”,就是解放辩证法的“矛盾精神”。人的现实生活及其历史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异质性的、历史性的过程,但“同一性”思维所追求的却是把矛盾性归结为抽象的同一性,把异质性归结为无差别的齐一性,把历史性归结为“永恒在场”性,于是,人的现实生活及其历史发展被蒸馏成为一个单向度的、平面化的抽象存在。矛盾被同一性所瓦解,辩证法也于是被“绝对形而上学”所取代。在此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颠覆“同一性思维”,就是要拯救辩证法的矛盾概念。马尔库塞把这种“同一性思维”概括为“单向度的思维”,把辩证思维概括为“双向度的思维”,前者的胜利意味着后者的消亡。为此,他通过对前者的批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辩证逻辑把矛盾理解为‘思想本性’所具有的必然性的话,它作出这样的理解是因为,矛盾属于思想对象的本性,属于有理即是无理、非理性即是合理性的现实”[29]。以主张“否定辩证法”著称于世的阿多诺更是对“同一性思维”的“非矛盾性”做了极深入的解构,认为“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认识,……矛盾本身具有一种不可逃避的和命定的合法性,思想的同一性和矛盾性被焊接在一起。总体矛盾不过是总体同一化表现出来的不真实性。矛盾就是非同一性。二者服从同样的规律”[30],“用同一性来平息矛盾,平息不能解决的非同一物的表现就是忽视辩证矛盾所意指的东西”[31]。辩证法在根本上就是对矛盾的自觉意识,“矛盾精神”而非“同一精神”构成了辩证法的根本精神。
“同一性思想”更是一种“非历史性的思维”,因此,颠覆“同一性”思维,同时就是捍卫辩证法的“历史性”原则。“同一性思维”之所以对“同一性”原则如此迷恋,就是企图超越时间、超越历史,去建构一个“使任何东西概莫能外的总体性”思想体系,以捕获那绝对的“永恒在场”的先验原则。从这个“永恒在场”的先验原则出发,历史性被填平了,属人的时间被吞没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马尔库塞在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指出:“对于黑格尔来说,整体就是理性整体,一个封闭的观念体系,最终与历史的理性相一致,黑格尔的辩证过程因而就是一个普遍的观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被存在的形而上学过程所否定。”[32]即使以“巨大的历史感”而著称的黑格尔尚且因“同一性”思维的魔力而最终陷入了“非历史性”的逻辑终局,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就意在以形而上学的体系建构来“对抗时间”的传统哲学家了。阿多诺进一步指出,当传统哲学试图以“同一性思维”为指导来建构哲学体系时,“不管一个体系如何被动态地构想,如果它事实上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容忍它的领域之外的任何东西,它也就成了一种肯定的无限性——即有限的有静止的东西,并以这种方式维持自身”[33],“从自身的不变性中产生的不变项不能从可变项中剥出来,好像这样人们就把真理握在手中。真理同实质相结合,实质就发生变化;真理的不变性是第一哲学的幻想”[34]。因此,只有消解同一性思维对历史性的遮蔽,才可实现“辩证法因此由于其性质而成为一个历史的方法”。
最后,“同一性思维”还是一种漠视差异性、特殊性和个性的思维方式,因此,颠覆“同一性思维”,也就是捍卫差异性、特殊性和个性的独立空间。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排除掉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个别性和特殊性,抽象出其中的共性和一般性,然后把由此所获得的最普遍的抽象概念作为解释整个世界的最高根据,是“同一性思维”把握事物的最为基本的方式。很显然,运用这种思考方式,一切差异性、特殊性和个性必然终成虚幻不实的存在,一切异质性的事物和属性必然被“同一性”的先验原则这把剃刀专断地削平。与此根本不同,辩证法“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35],“改变概念性的这个方向,使它趋于非同一性,是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36],“从一开始,辩证法的名称就意味着客体不会一点不落地完全进入客体的概念中,客体是同传统的充足理由律相矛盾的。……它表明同一性是不真实的,即概念不能穷尽被表达的事物”[37]。在此意义上,辩证法就是关于“思维”与“存在”之间的不可消除的差异性的“非同一”哲学。
可见,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眼里,非矛盾性、非历史性与非差异性等“同一性思维”的特性,在根本上都是对思想的“批判和否定”维度的窒息。一种对“矛盾性”进行封杀的思维必然会导致否定性和超越性维度的丧失,思想意识不到自身的“矛盾”,必然停留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幻想,并因此失去想象另一种不同于现存状态的新生活的欲望和能力。于是服从和肯定现实,甚至为现存状态进行辩护,必然会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一种抹杀“历史性”的思维也必然是一种固守现存世界,把现存一切永恒化的思维,思想意识不到未来,当下即成为一切,于是圣化并崇拜现实,放弃对未来的渴望,放弃“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的乌托邦精神,也必然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一种无视“差异性”的思维必然是一种用同质化的原则来消灭和压制任何“说不”的声音的思维,一切“缺席的权力”、一切“反对派”的抗议之声、一切与“主流”相对立的思想模式等,都在它的专制强力之下归于沉默,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灾难就是与“同一性思维”内在相关的一个极端的思想后果,“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奥斯威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38]。很显然,在此,一切否定性和批判性的向度已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余地。
因此,真正的辩证法必须是一种对于“非同一性”的意识,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对于“非同一性”的自觉意识,批判性和否定性作为辩证法的内在本性才真正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的思想家们甚至对黑格尔这位对“否定性”给予高度重视的辩证法大师也毫不放过,“对黑格尔的思想来说,肯定之物是从否定中产生的。……在黑格尔那里,在辩证法的最核心之处一种反辩证法的因素占了优势,即那种主要在代数上把负数乘负数当作正数的传统逻辑”[39]。与此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否定辩证法”,“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40]。“辩证法是不能再与黑格尔和好的,它的运动不是倾向于每一客体和其概念之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而是怀疑一切同一性;它的逻辑是一种瓦解的逻辑,瓦解认识主体首先直接面对的概念的、准备好的和对象化的形式”[41],只有通过这种毫无保留的对于“非同一性”的意识,思想才能真正打破自身自给自足的幻想,才能不断地超越、批判和否定自身,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本性才能彻底地得以贯彻和实现。
以上,我们撇开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们其他方面的丰富思想,把他们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的异质性暂且放在一旁,着重探讨他们在辩证法问题上的一个基本共识,即对辩证法批判和否定本性的洞见。通过以上探讨,我认为如下两个方面,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辩证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是关于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本性究竟如何真正贯彻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告诉我们:辩证法是与“同一性思维”有着根本区别的特殊意识形式,如果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被用来作为达至“同一性”的工具和途径,如阿多诺所批判的“通过否定以达至肯定”的工具时,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本性必然遭到窒息和抑制,辩证法最终也必然被反辩证法的倾向所抵销,辩证法本来革命性的意义最终会被一种保守性的、为某种现存状态进行辩护的消极立场所消解。在此意义上,只有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思想状态,对一切“同一性”“总体化”力量保持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本性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应承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在此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深刻并引人深思的。
二是关于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本性的坚实根基和理论旨趣问题。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本性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加于现实世界的纯粹思辨,而是深植于现实生活及其历史发展的一种超越性旨趣,是根植于其现实载体——“社会历史”之中的一种内在而真实的力量。如前所述,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大多把辩证法理解为把握“社会历史”本身的特有方法,并因此把辩证法的理论载体奠基于“社会历史”之上。有些思想家甚至把辩证法与人特殊的生命存在方式内在地联系起来,去理解辩证法所包括的批判和否定性的内在理论本性。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尽管每一个生存的生物都是确定的和有限的,由于它(指人)作为一个活的主体而具有的力量,使它能够超越环境的限制”,“(人的)生命的过程,在于不断地吸收外在条件,融入永久地主体统一之中。通过主宰和获得所发现的多种确定条件,通过把与其相对立的一切与自身相统一,有生命的存在保持了其作为自身的本质。因此,生命的统一体,不仅是直接的和‘自然的’统一体,而且是一个持续的战胜对立事物的运动的结果。……因此,生命也是自由的一个化身。它是对立面真正统一的第一个形式,因此,也是辩证法的第一个化身”。[42]在此意义上,“‘主体’不仅仅意味着认识论上的自我和意识,而且意味着一种存在的方式,即意味着处在矛盾过程的一个自我发展的统一体的存在方式”[43]。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及其历史发展被视为辩证法的坚实根基,与此相关,辩证法批判和否定本性的根本旨趣也就被理解为以一种反思意识的形式推动人的生命的解放。应该说,这种理解是富有见地、引人深思的。
[1]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2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29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5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36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5] [德]马克斯·霍克海姆:《批判理论》,13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6] [德]马克斯·霍克海姆:《批判理论》,13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7]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6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8] [德]马克斯·霍克海姆:《批判理论》,3~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9] 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20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0]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26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1]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2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2]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5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3] [德]马克斯·霍克海姆:《批判理论》,246~25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4] [德]马克斯·霍克海姆:《批判理论》,25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5]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2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6]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1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7] [德]马克斯·霍克海姆:《批判理论》,255~25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8]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2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9] 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中“批判作为认识与旨趣的结合”一章。
[20] [德]马克斯·霍克海姆:《批判理论》,23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1]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2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22]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4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3]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28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2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25]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28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6]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284~28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7]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3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8]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序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9]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27~12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30]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3~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1]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5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2]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28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3]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2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4]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5]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6]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7]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8]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36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9]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5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0]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5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1]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4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2]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3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43]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