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独特的、辩证的“生存”本性与“存在逻辑”内在地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理论逻辑”予以把握，这种逻辑便是“辩证逻辑”或辩证法。

按照知性思维方式，辩证法是一种颇为“怪异”的理论范式。它所具有的那些“超常规”的理论特性，无论是从经验常识，还是从实证科学的观点来说，都是极为费解，甚至“不可理喻”的。然而，正是这种“超常规”性，体现出了辩证法在把握“人的存在”和“人的生存”本性上相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理论范式的巨大优越性。

辩证法的这种“超常规性”，比较突出地表现在：

（1）按照知性思维方式的要求，“确定性”“清晰性”与“逻辑一致性”是一切正确认识的首要条件，离开这些，人的认识必然混乱不堪。就像恩格斯曾正确地指出过的那样，它的思维公式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或者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同一律’是全部科学知识的基础，离开同一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9]。与此相反，辩证法却要求把“矛盾”置于思维的核心位置，要求人们学会在“矛盾”中思考“矛盾”。它反对作为旧世界观的基本原则的旧形而上学的同一律，即“a=a”，而强调“a=非a”，并认为“自相矛盾”恰恰是辩证思维的一个根本特质，主张是“矛盾”而不是“同一”在辩证法中占据着根本的地位，以致辩证法（Dialektik）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矛盾法”。这一点，就像黑格尔所说的，无论何处，无论何时，只要有运动，有生命，只要有任何事物在这现实世界里实现着，则必有矛盾在那里活动着。矛盾进展是一切真正的科学知识的灵魂。很显然，按照知性思维方式，矛盾是荒谬而不可理喻的。正因如此，现代分析哲学把坚持矛盾观点的辩证法视为缺乏健全理智的昏话。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辩证法的“矛盾”观呢？“矛盾观”所赖以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和真实意蕴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这一点无论对于常识思维还是对于科学思维来说，都具有“超常规”的性质。

（2）按照知性思维方式的要求，认识所把握的对象应该是确定的，这些对象有其具体规定，它们的存在就是它们的本质，只要掌握了其本质就可以把握这种存在。在此意义上，它所要追求的是原生形态的存在，是事物的原型，它遵循的最重要的尺度是“客观性”尺度。这就是说，它所追求的是对事物的“肯定性”（positive[10]）理解，达到对事物的“如实的揭示”，以获得关于事物的“客观知识”。与此不同，辩证法的对象却不是先天确定的，这些对象更不被认为有着一成不变的规定。恰恰相反，它把存在看作处于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过程之中，始终具有“未定”的性质。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它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此，是“否定性”（negative）原则，而不是“肯定性”原则构成了辩证法的灵魂。那么，“否定性”所赖以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是什么呢？其真实意蕴和所指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对于以常识思维和科学思维等为代表的知性思维来说，这些问题具有极为费解的“超常规”性质。

（3）知性思维方式建立在主客二元区分和对立的基础上，认识的目的在于实现对客体的操纵和控制。就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计算性思维”和“控制论思维”构成了这一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与此不同，辩证法则要破解主客二元的抽象对立，解构和超越与人相敌对的异己存在，以不断推动人与世界的内在跃迁。因此，它代表着一种把人从异化中超越出来的“人文解放旨趣”，表征着一种超越狭隘功利的思想智慧，彰显着一种高远通达的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那么，辩证法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所表征的是什么意蕴呢？它的内在根据是什么呢？很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单向、绝对化、以同一性思维为特质的知性思维来说同样是“超常规”的。

（4）按照知性思维方式的要求，要达到对事物的把握，需要以一种确定的概念和语言的形式表达自身，需要使自身呈现为一种系统化的、前后一贯的知识体系，因此，普适性、绝对性、自足性等构成了这一知识体系的基本要求。与此不同，辩证法虽然也需要使用概念、文字来表达自身，但它坚决反对把概念知性化为固定、僵化的现成存在者，反对使自身成为某种一成不变的知识系统；相反，它所要做的正是以概念的流动性来消解语言、文字和概念的僵死性，消解对待知识的绝对化的知性态度。因此，如果把辩证法看作概念、命题的集合，把辩证法的规律和原理公式化、绝对化，把辩证法视为一种知识性的形式和规范，那么这正好走向了辩证法的反面[11]，辩证法所独具的理论精神将不复存在。在此意义上，辩证法根本不是一种客观知识体系，而是一种以概念方式表达自身同时又超越概念的特殊人文智慧。那么，辩证法所具有的这种理论特性，其内在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辩证法以一种概念的方式来“超越概念”的合法性究竟何在呢？这一点，如果从知性思维方式的眼光去看，同样具有不可理解的“超常规性”。

很显然，辩证法所表现出的上述“超常规”的特性，对于知性思维方式来说，是根本不可理解甚至荒谬的。因此，理解辩证法之难，就难在辩证法已不是通常的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它已超越了常识和实证科学的思维逻辑，而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同凡响”的“新的逻辑”。

这并不是说，辩证法是一种神秘的、不可传达的东西，不可被人们以正常的理性所把握。而是说，要真正理解辩证法，就必须超越知性思维的限制，以适合辩证法本性的方式来理解辩证法。

而要做到这一点，所面临的最为根本的问题便是：上述辩证法的理论特性所反映的究竟是何种对象的存在特性？这些特性的深层根据究竟何在？人们创造这样一种“怪异”的、“超常规”的理论，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辩证法的理论旨趣和所要完成的理论使命究竟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辩证法所表现的上述超常规的理论特性，所表达的正是人特殊的“生存”本性，它是与人特殊的“存在逻辑”完全一致的。在前一节已讨论，“人的存在”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被规定为“生存”，实践活动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使“人的存在”呈现出独有的特征，甚至使人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存在逻辑”，人特殊的“存在逻辑”内在地要求一种与之相应的“理论逻辑”予以把握，而辩证法正是这样一种理论逻辑。辩证法上述所有这些“超常规”的理论特性，正是从不同侧面表达的人的特殊的“生存”本性，或者说，这些理论特性在实质上是“生存论”性质的。辩证法的“超常规性”是与“人的存在”的“超常规性”恰相适应的。

如果把上述辩证法“超常规”的理论特性与上节所阐明的人的特殊的“生存方式”进行一下比较，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同构性”：辩证法的“矛盾观”所表达的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自相矛盾”和“二律背反”本性；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所表达的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否定”本性；辩证法的“非逻辑”和“超逻辑”特性所表达的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生存”本性。可以说，辩证法“超常规”的理论特性所表达的正是人的“超常规”的“存在逻辑”。这些“超常规”的理论特性告诉我们：

（1）要从人之为人的根源处去理解人的存在，即要理解“人的存在”，首要的便是把握人区别于一切“现成之物”的“生存”本性。人之为人的本性不是给予的和现成的，而是在生存实践活动中生成、创生和展现的，因而不能用把握现成之物的知性方式予以理解。

（2）要从人生存方式的历史变化中去把握人的“历史性”，即要把人的存在理解为不断否定自身、面向未来、超越自身的“自由自觉的存在”，而不能把握为一种固定、静止和僵化的存在者。

（3）要从人与世界的生存性关系中去把握人的存在。人不是“遗世独立”的、孤立的“我思”主体，而是通过生存实践活动与世界处于相互融合的一体性关系之中，因此，不能把人从世界的生存性联系中割裂开来，使人成为与世界僵硬对立的孤独主体。

（4）要从人的矛盾性、多重性、多面性和整体性去理解人的存在。人的生存之所以区别于他物，就在于“生存”意味着丰富性、流动性和多重性，而他物的存在则是单一的和封闭的。因此，不能用一种把握现成之物的方式，去追求和迷恋人的某种单一本性和绝对本质。

这一切从不同方面说明，辩证法的“超常规性”是与它要解决的课题的“超常规性”分不开的，这一课题就是生存论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存在”。面对这一课题，传统实体本体论的知性形而上学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掩蔽和扭曲了问题。辩证法的理论使命就在于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范式，以一种合乎人特殊的“存在逻辑”的方式达到对它的把握。在此意义上，生存论本体论视域里的“人的存在”的“超常规性”构成了辩证法“超常规性”的深层根据。

辩证法与人的“生存”本性所具有的上述“同构性”，深刻地表明，辩证法只有立足于生存论本体论的视域，才能确证自身的理论合法性和理论价值。这一点正像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的杰出之处不在于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而在于它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并因此达到了对“人的存在”的把握。倘若离开了生存本体论视域，辩证法的那些“超常规”的理论特性就可能真正变成“不可理喻”、难以理解和无所依托之物了。透过辩证法与人的存在的这种“同构性”，我们又一次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辩证法的理论根基所具有的“生存论”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