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观、朴素形态的辩证法是人类童年时期所产生的对于“存在”的一种理解样式，它发自一种自发的、本能的理论直觉，源于对世界存在的经验描述，以对世界存在的矛盾性、变动性和多样性作出一种直观朴素的、前概念的、前反思水平的本能领会。

最早的哲学家在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就企图对变化无常的世界的“存在”作出一种总体性的不同于原始神话的理性解释。按照朱阿蕾罗的理解，最早的哲学家们虽然试图以一种非神秘的理性方式来说明世界的存在，但是他们在基本倾向上，仍然与原始神话一样，“保留了根的神话——说明之所以能够说明，是因为根，即说明，无论是时间的还是逻辑的，此时都与非时间和非现象的起源（后来被理解为神）联系起来。恰恰是因为起源是不朽的和无差异的，所以起源，即第一原理，才能够从不同的逻辑平面上进行说明”[5]。希望从一元性的始基、本源出发，对世界的“存在”作出一劳永逸的终极说明，这种意图正是“根的神话”的鲜明表现。很显然，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当哲学家这样做的时候，与一切形而上学一样，必然要遇到如何解决一与多、绝对与相对、永恒与超越等的矛盾关系这一重大理论困境。那么，究竟如何获得对这些矛盾关系的解决呢？

正是在寻求对这一理论困难的解决之中，古代一些哲学家产生了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首先，为了寻求对一与多、绝对与相对、永恒与超越等矛盾关系的解决，古代哲学家们在世界“本原”“始基”的设计中加入了矛盾、对立、否定等环节。他们直观地觉察到了以一种孤立的、凝固的、铁板一块的“本原”或“始基”来说明世界的存在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于是，为了达成思想自恰，他们试图在本原和始基的设计中增加一些灵活性及弹性，以增强解释力。如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对立物蕴含在基质之内，基质是一个无限体，从这个无限体中分离出对立物。……‘对立物’就是冷和热、湿和干等。”[6]毕达哥拉斯学派一方面认为“数”是世界的本原，另一方面认为数有奇、偶之分，指出“对立是存在物的始基”[7]。有限与无限、一与多、正方与长方等十个对立面构成了万物的原型。赫拉克利特更是明确指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日和夜、上升和下降、善与恶、生与死、睡与醒、老和少、存在与非存在等对立和矛盾关系都是“同一的”。通过在本原和始基中加入矛盾、对立等因素，铁板一块的基质松动了，僵化凝固的“同一性”本质出现了裂隙，辩证的因子因此显露出来。

其次，为了说明世界万物的“存在”，他们还用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变动性。例如，阿那克西美尼说道：“空气是宇宙的始基……一切存在物都由空气的浓厚化或稀薄化而产生”[8]；恩培多克勒认为水、土、火、气四种元素在“爱”和“恨”这两种对立和矛盾力量的影响下不断结合、分离，从而使万物得以“存在”；赫拉克利特更是明确地说道：“一切都由对立而产生”[9]，“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一切都是由斗争所产生的”[10]。以矛盾、对立、斗争来说明世界的“存在”，很显然是意识到了用一元性、绝对性的基质来说明世界“存在”所具有的独断性以及深层的理论困难，因而该说明包含着超越形而上学的辩证倾向。

更重要的是，为了更有力地说明世界的“存在”，他们还认识到了对立的、矛盾的双方的相互否定和彼此转化，认为世界的存在和发展只有通过矛盾和对立双方的相互否定和转化才能得到解释。正如恩培多克勒所指出的那样：“世界的产生和消灭，是依照爱或恨占统治地位而定”，“两种力量的竞争，由人的四体百骸可以看得很明白，在一个时候，当生命力洋溢的时候，在爱的统治下，一切肢体便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在另一个时候，由于各种可恶的冲突力量，一切肢体便各自分离，颠倒错乱，在生命的边缘上挣扎”[11]。“爱”和“恨”两种相对力量的相互转化，构成了事物之所以存在的理由；赫拉克利特说得更加形象：“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始终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变化了，又成为后者”[12]，“冷变热，热变冷，湿变干，干变湿”[13]，“不死的是有死的，有死的是不死的，后者死，则前者生，前者死，则后者生”[14]，“如果一个人所有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对于这个人是不好的”[15]；不仅如此，赫拉克利特还进一步认为，通过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世界万物实现了运动和变化。他的众所周知的名言是：“这一普适于一切的秩序，既非神也非人创造的，过去一直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事物的总体像河流一样长流”，“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人也不能真正稳固地把握任何有死的事物。事物既散开又聚拢，形成又消失，过来又离去”，“我们踏入又不踏入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矛盾”“对立”与“转化”，在此被理解成变易、活动的原因和原则。很显然，与用绝对的、穿越时间的不变“本原”“始基”和“本质”来说明世界存在的“根的神话”相比，这种对矛盾性和矛盾的转化性的强调和用这种转化来说明世界万物“存在”的思想，表现出更加鲜明的辩证色彩。

上述古代哲学家在思考世界“存在”时所表现出的辩证思想是直观的，是前概念和前反思的。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早期希腊的这些人在根本上并不是“哲学家”，而只是“思者”，因为他们尚不像后来的哲学家们那样用一种逻辑的、理智的方式去理解存在，而是以一种前逻辑、前概念的方式去领会存在。以赫拉克利特为例，他的“logos”（逻各斯）作为“存在”，并不是一种理智的认识对象，而是一种“源始性的聚集”。它意味着让一切存在者“聚集为一”而成乎其存在，意味着让对立的、矛盾的存在者聚集在一起实现一种源始的统一性。因此，他对“存在”的揭示，就不是一种逻辑性的阐发，而是一种前逻辑的“生存论”的倾听：倾听“logos”的声音，倾听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存在者在“logos”中的“聚集”，倾听存在者的“整体与非整体、合与分、和谐与不和谐”在“logos”中实现“从一切生一，从一生一切”[16]。

虽然这是以一种直观的、非反思的方式表达出“存在”的对立、矛盾、否定、转化等辩证性质，但是，这些古代哲学家所提出的这种关于“存在”的新的观念的确超出了“知性逻辑”的范围，超出了“以不变应万变”的，追求绝对本原、最高本体的“根的神话”，因而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具有革命性的，并表现出了与当时以“根的神话”为主旨的哲学主流有着重大区别的意识和气象。正因如此，对于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辩证法思想，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位被马克思给予过高度评价的，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也经常表示疑惑和反对。在《形而上学》里，他说道：“传闻赫拉克利特曾说‘同样的事情可以为是亦可以为非是’，这是任何人都不能置信的。”[17]他认为赫氏的观点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即“同一律”，因而犯了“矛盾两可”的错误。在他看来：“任何事物不可能在同时既是又非是”[18]，“假如对于同一个主题，在同一个时间内所有相反说明都是对的，显然，一切事物必将混一”[19]。因此，“谁要说‘是一个人’恰无异于‘不是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20]。很显然，亚里士多德完全是站在知性的形式逻辑的立场对赫拉克利特展开批判的。从知性的形式逻辑的立场来看，辩证法必然是荒谬和不可理喻的。然而，恰恰在这种“荒谬”和“不可理喻”之处，正体现出了辩证法对于“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方式的超越和否定，体现出了古代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可贵之处。

但是，直观的、朴素形态的辩证法也正因为其直观性和朴素性而蕴含着重大的理论局限。古代思想家们凭借其积极的理论直觉，描述了“矛盾性”“对立性”“否定性”与“转化性”对于解释存在者之“存在”所具有的重大作用。但是，当他们采取这种思想方式说明存在者之“存在”时，由于其直观性和朴素性，他们始终缺乏对这样一个前提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即所谓存在者之“存在”，总是相对于人，总是处于与人的关系之中的“存在”，需要人这一与“存在”有着“亲密关联”的特殊存在者才能得以澄明。脱离开人，以及与人的关系，存在者之存在就将处于晦暗之中而难以得到自觉的领会。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直观的、朴素形态的辩证法一旦面对聪明的、反思能力较强的诘难和质疑，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其力不从心之处。当爱利亚学派的芝诺提出有名的“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龟”“运动场假说”等悖论时，当高尔吉亚等人从对概念的分析中，指出“一件东西存在而同时又不存在，乃是矛盾的”时，直观、朴素的辩证法就难以作出强有力的回应。这是因为，这些悖论以一种十分尖锐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存在者的“存在”总是处于与人的关系之中，需要人们运用概念才能把握。因此，直观地承认事物的运动和变易是一回事，而用概念的方式自觉地把握和表达事物的运动和变易则是另一回事。究竟如何用概念的方式来把握和表达事物的运动和变易，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这一新问题完全超越了直观、素朴形态的辩证法的固有视域。面对这一挑战，直观的、素朴的辩证法陷入了困境。

具体来说，“芝诺悖论”实质上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暗含了这样一个课题：人必须通过概念的方式才能把握事物的存在和运动，而概念属于人主观的知性形式，并且总是内在地具有“凝固性”“现成性”“隔离性”等性质。那么，这种具有“凝固”“现成”“隔离”本性的概念如何去把握具有“运动”“转化”“非现成”本性的事物的存在呢？就概念的本性来说，“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末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维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21]。但与此不同，事物的“存在”总是处于矛盾、变易和发展之中。那么，这两个有着不同本性的系列究竟如何才能达成一致呢？

古代哲学对于这一涉及“思维与存在”矛盾关系的、只有到了近代哲学才明确提出来的课题，显然是根本无力面对和解决的。“芝诺悖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显示了这一问题的难度，它向人们表明：以一种直观的方式承认世界存在的矛盾、运动和变易性，与用概念的方式来表述这一矛盾、运动和变易是两件并不相同的事情，后者比前者要困难得多。“芝诺悖论”的所谓“悖论”，在实质上就是“概念”的悖论和矛盾。这种概念的悖论和矛盾，完全超越于直观的、朴素形态的辩证法的思想视野之外，也是完全超越于它的解决能力之外的。

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所无力解决的难题，成了反思的、概念形态的辩证法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