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建立在现象学基础上，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及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角度出发阐述生活世界，借鉴了海德格尔的经验的诠释描述理论，强调了实践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下面，我们以希兰诠释学科学哲学为理路，从科学概念、研究方法与科学实验等方面，揭示出诠释学之于科学研究和科学理解的意义。

1.希兰诠释学—现象学科学哲学思想

第一，自然科学的现象学维度

19世纪末，柏格森与狄尔泰推进了现代哲学的主体性转向，哲学由此面临的任务成为在作为生命体悟的体验中，通过“自身思义”去揭示科学的客观主义背后的生命关联。胡塞尔对欧洲近代科学危机的分析与对“我们的生活世界”的阐明，力图用超验现象学的视角来取代当代科学对客观生活世界的说明。在他看来，生活世界是通过知觉被给予的、能够被直观的经验且可以被经验到的自然，是“在我们的具体世界中不断作为实际的东西给予我们的世界”，而科学家称之为“客观存在”的真实世界，其实是一个“通过公式规定的自身数学化的自然”[144]，是理念和理想化的世界。之后的海德格尔认为要完成对此在的现象学分析，使显露其原初所是，就必须使用诠释的方式。

希兰诠释学—现象学科学哲学思想就渊源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诠释学。他把对自然科学的现象学解读建立在“生活世界”概念基础上，“生活世界”是属于人类理解的哲学“领域”，以人与人、人与环境在文化关系条件背景下相互交流的具体行为为特征。生活世界中的人类个体接受了某种语言、文化、群落等一系列事物，这些事物赋予生活世界之意义、结构与目的——它们或多或少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尽管生活世界不是由个体创造或选择的。生活世界应该说是一种展现人类在历史条件下实际日常实践中的理解或存在，由于它不能够通过抽象的方式具体一一枚举，所以它既不是对日常生活简单陈述与说明，也不是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模型和理论，是充斥着具有目的性社会活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映射。[145]这种生活世界才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客观外部条件。

即以16、17世纪的科学为例，当时的科学研究活动并不关心人类本身的实践兴趣，而更多关注的是造物主的智慧，那个时代的科学著述通常都以第一人称写就。牛顿和波义耳就明确表示他们的科学研究由神学问题开始，开普勒与吉尔伯特的很多研究也是用生活语言来描述的（直到19世纪初期，科学著述才具有了现代的模式，更倾向于基于研究过程本身来进行客观的科学报道）。[146]在希兰看来，伽利略科学探索的努力是对上帝之书——自然的注解。我们之所以对伽利略当时所经验的东西一无所知，是因为我们与他处于不同的时代环境之下，我们被“抛置”于另外一种历史进行之中，所经验着的生活世界已经有别于伽利略的生活世界。为了跳出前科学时代“理想化”的理念世界，我们有且仅有一种办法，那便是借助于历史的条件性来理解和获得认知。因为我们所处的自然“不是科学家所独有的，而是所有体验着的公众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结构”[147]。

第二，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维度

从诠释学的意义上来看，对文本意义的寻求、理解与重构，是为了“避免误解”而更好的体会作者本意。海德格尔从更深刻的角度提出了前理解的存在——即我思之所思的“事情本身”的诠释学前理解维度。希兰在阐明他的科学诠释学的观点上沿袭了胡塞尔现象学与海德格尔后期的诠释学思想。他的这种分析旨在为说明性理论指明一个新的意会方向，剖析说明性理论与生活世界的关联，特别是指出逻辑经验主义与诠释学在科学的说明性目的上和在宏观的知识的角度上如何关涉，意在将历史性、文化、传统等这些在理论与说明的分析中缺失的因素引入科学哲学。希兰指出，说明性理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预见作用，属于自然科学方法论层面。在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诠释学是与英美分析哲学所谓“科学”的说明性方法相对而言的。我们既不能说人文科学应完全理解为是诠释性的，也不能把自然科学完全归入说明性。以历史计量学为例，它就是依靠经济理论研究计量对象，通过经济理论指导间接计量中数据转化与换算的问题，是一门将经济学、统计学或计算机学等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或经济史研究的交叉学科。实际上，希兰已经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在某些方面中已经有明显的说明性趋向。[148]

由此，在对待科学知识与意义的寻求中，希兰认为意义是人类理解的产物，属于公众领域的概念。生活世界首先是意义流传的载体，意义依靠语言、文化与知识相互交流形成，通过语言或类似语言的媒介传承下来，并不可避免地受语言、文化、历史间性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意义中客观性因素的渗入不经意间充斥和改造人们的生活经验，并且影响着我们对流传下来的事物的理解与诠释。在以意义为主导的主体性研究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类学是类似的。[149]他认为，意义是由行为、理论与语言所构成的，理论意义形成抽象的概念，行为构成文化或实践的部分。诠释学方法是一个过程，是当前条件下的研究者试着给先前事件构造现代意义的过程。公众经验的意义不仅是个体的精神表现，也是公众的经验表现。这意味着，无论我们怎么样进行经验，客体总是与人类生活文化息息相关。

以著名的伦敦塔灵异事件为例。在进入伦敦塔的一些参观者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幻听幻觉。在人们当下无法用理性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通常都会用文化渗入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描述。环境因素在描述者的描述过程中至关重要，这里不仅包括建筑结构、地理位置、磁场、寒冷气流、昏暗及变换的光线的客观因素，而且特别是受描述者知识背景、文化历史的熏染相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熟知英国历史的参观者更容易受到潜意识的影响而做出判断。这是当时所产生的较为“科学”的论断，而近年来，更多的建筑学家与物理学家通过进一步的测试发现，伦敦塔的建筑用料为坚硬的大理石，这种石料极容易产生次声波，当人们处于次声波干扰的环境下，也极容易做出错误的主观判断。这就为这种现象赋予了科学事实，这种说法相对来说更加“科学”和容易使人接受。

第三，隐喻的力量

希兰认识到了隐喻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希兰最初赞同海森堡用数学方式来诠释量子力学，认为要比玻尔（Bohr）用波和粒子互补的图景隐喻方式要“科学”的多[150]。因此他倾向于排斥用隐喻的方式描述科学现象。但后来希兰认识到科学发现的过程是诠释学的，隐喻在发现的过程中必不可少，并开始关注科学研究发现过程中隐喻的作用。[151]从科学观察开始，囿于人类认知、文化水平、实验设备、宗教及社会背景的限制，初始的科学概念大多使用隐喻的方式做出，许多科学发现的成果和理论的说明与推广，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隐喻的方式，来向公众传达科学理论所要表达的意义。诠释学的方法所要做的就是将隐含在文字（文本）中的意义“读出”。正如利科所言，意义的变化（需要借助于语境的充分帮助）影响了语词。我们能够把语词描述为一种“隐喻的用法”或“无文字的意义”一样，语词始终是特殊的语境所赋予的“突然出现的意义”的载体。[152]隐喻的意义是在语词中体现出来的，而发生的背景是在语境关联的动作之下的。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而且指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方式。隐喻无所不在，人类的整个概念系统都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之上的。同样，现代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往往也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获得公众的理解。隐喻的意义是通过一定的背景才得以读出，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然科学正是通过这种“翻译”获得普遍性与社会意义。

2.科学研究过程与诠释学分析

希兰对生活世界、科学的意义与诠释、测量与数据、科学技术的论证，开拓了科学研究过程的诠释学分析。我们据此从诠释学视角来理解当代科学研究过程。

首先，科学研究作为人类的主要活动之一，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研究基础和目标。科学事实不是客观给出的，有其起源与发展的过程。它通常都由历史条件下的人类语言与文化所决定，所蕴含的意义体现在语言中的社会实体，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公众社会经验来尽可能地了解意义的各个方面。科学事实具有一般化的思维模式和外部扩张，形成一个非个体化的思维系统。思维模式化的产品经过社会强化被公众所接受的结果就是科学事实的形成过程。[153]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每一发展阶段上，人们总认为已经拥有一种完全正确的方法和已经排除了“错误”的理论，[154]但事实上，科学研究无法预知未来。正如希兰所指出的，“科学一直处于文化的诠释学保护伞之下，它有着自身的历史、交流与灵活性，仅凭借理论的解释是不能够完全领会的”[155]。

其次，科学概念的界定与变更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概念是意义的载体，是认识主体对一个认识对象的界定，确定事物在综合分类系统中的位置和界限，是使事物得以彰显的认识行为。它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具有不同的词性、含义和语法功能。在新旧科学变换时期，涌现了各种新概念，人类对于认识的概念界定发生了许多变化。如2006年8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重新界定“行星”，据此定义将冥王星排除在太阳系行星系列之外。可见，概念的界定体现出部分的意向性。又如英国数学家贝叶斯提出将未知参数的先验信息与样本信息综合，根据贝叶斯定理得出后验信息并推断未知参数。这里的先验信息一般认为来源于经验和历史材料。

最后，科学实验绝非完全客观，而是部分创造的。神经生理学家克里斯在对实验现象结果的客观性进行研究时指出，整个实验过程是在“执行与操控”之中的，要想更好地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必须首先考虑到这种执行与操控的优先性。在科学实验当中，无论是准备实验设备还是选择研究对象，都是要尽量确保实验过程的正确有效性。但这个准备过程中既没有数据采集、观察与测量，也没有可验证的假设。科学观察包括实验仪器（设备）的采选与使用具有主观性。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将其称之为“制造出来的客观性”[156]。科学实验与实践离不开实验者所处的外围环境与设备使用，特别是新科学理论的产生，往往不能忽视在此之前众多的科学理论与实验的支撑。

随着人类认识领域的扩大，人们逐渐意识到主观因素不能完全被忽略。自然科学实验中，仪器数据的读取依赖于一定的“设备语境”。比如在微观领域，科学理论就具有多种理解方式，数据的采集会受客观性之外的因素影响，人们经常会做出与宏观领域相悖的理论假设与推定。这方面，新概念的应用往往通过隐喻或修辞的方式向公众进行诠释，以便公众能够更好地理解新概念的形成与意义，可见语言在科学观察与科学实验中的动态因素作用不能忽视。所以，人们对实验中的随机性的描述总是不完备的，自然科学并不能完全依靠实验数据和理性演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