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思想

伽达默尔从亚里士多德道德行为现象中的实践智慧角度出发分析了适合于科学的诠释学之实践智慧与实践理性。他更倾向于把诠释学理解为人的自然能力而非一种科学的方法，并把实践哲学当成赋予精神科学转向的合理性因素。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没有对普遍的知识和具体应用做出明显的区分，理论与实践之间对创生之始关联间的对立使伽达默尔感到困惑，也由此催生了他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做出诠释学的反思。

从原初亚里士多德“理论本身也就是一种实践”的观点来看，实践本不应该成为理论的对立物，实践本身具有广泛的意义，实践科学不是数学形式上的理论科学而是特殊类型的科学，为了把握“实践”的概念，必须从与科学完全对立的语境中脱离出来。这种科学必须出自实践本身，并且通过意义的概括得到的意识再重返实践中去。[105]伽达默尔阐述道：“实践哲学的对象就不只是那些永恒变化的情境以及行为模式，它们仅凭其规则性和普遍性就提升成了知识。反之，这种典型结构的可教授的知识，仅因它可以被反复转换进具体的情境之中（技能或能知的情况也总是如此），就具有真正知识的特征。因此，实践哲学当然是‘科学’：一种可教授的普遍知识。但它又是一种需要特定条件才可实现的科学。它要求学习者和教授者都与实践有着同样不可分割的关系。”[106]

早期的诠释学是人类关于理解、解释与应用的实践活动，神学与法学领域的应用都是实践的具体化。实践不仅是诠释学的纯粹方法论范式还是它的实际根据，人们理解实践就需要依靠诠释学的理解原则。近代的诠释学发展不同于古代诠释学单纯关于技术技能，而把实践哲学确切当作一种科学，是一种可传授的普遍性的知识，并且需要满足某些特定的条件。这种特性与技术领域专业性知识相像，都是需要研习者和传授者与实践保持着稳定的关系。稍有不同的是，技术领域的知识要由成果应用所决定，而实践科学比起这种仅仅为了掌握一种技能要宽泛得多。[107]伽达默尔的实践诠释学包括了对实践以及文本的诠释过程。在他看来，由于实践诠释学的存在，诠释学的科学尽管在兴趣角度与研究程序上与自然科学不同，但也被划归为批判理性的同一标准之下。实践诠释学的任务不仅要解释适用科学的程序，还要在科学应用之前提供一种合理的说明。[108]

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思想还得归功于劳斯实践诠释学的提出，劳斯认为，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只有作为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理解的。而人们经常忘却科学研究的实质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是指“实践的技能和操作对于其自身所实现的成果而言是决定性的”[109]，与理论的诠释学思想相比，科学诠释学基本观点突出表现为对科学实践的重视，它将科学活动视作人类实践活动；科学研究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或环境下进行的，日常生活实践是科学理论与科学实验的基本条件，科学研究背景预设是科学活动的基本要素，科学活动依靠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智慧从而合理地实现科学研究。[110]

诠释学思想确定了诠释学是理解、解释与应用的综合，当代科学诠释学的发展方向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当亚里士多德区分科学时就已经将实践科学融入其中，科学的诠释学思想进而成为对综合理论与实践认知的双重分析，它理应通过其理解、解释与应用的统一达到对当代科学的批判与反思。正是由于诠释学与实践的交织使科学、诠释学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明朗化，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整体研究已经表现出诠释学维度的恢复与传统诠释学的汇合。[111]

总之，科学真理的获得既不是逻辑上前后相关的系统，也不是作为因果关系线性发展的成果，而是物质与认识的实践相结合。科学实践也表现为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科学理性的分析只有从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转向一种实践结构，才能在协调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基础上，获得知识的进步与飞跃。[112]无论自然科学方法论获得多么大的成功，统一科学的思想仍旧不能覆盖整个科学，例如复杂的生物学概念无论如何不能够还原至物理主义所提供的描述上，而诠释学强调自我理解的必要性刚好可以提供一种更好的理解域面。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与历史现象，在科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角度做诠释学的分析、关于知觉本身的诠释学特质的研究、人脑作为诠释学“工具”的研究及科学诠释学本体论角度的争论等对科学进行诠释学的阐述仍旧留有很大发展空间。科学诠释学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等多重分析角度下对科学主义绝对真理的批驳，从而把科学认识置于人类活动的基础之上，以此来“努力恢复至今被忽略了的科学哲学的‘规范’功能”[113]。

2.作为科学方法论的科学诠释学

现代科学被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均要将其置于当代社会背景之下来考虑其发展模式。普里戈金（I.Prigogine）指出要想真正解决近现代科学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必须从新的角度来研究。为此，他认为自然界是复杂的，要求将科学的演化放入一定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应当把动力学与热力学、物理学与生物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西方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新的联盟，形成新的科学观与自然观”[114]。所以，科学自始至终具有多重因素影响，科学只有拓展到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中才具有它本身的意义揭示，“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包括科学中的‘理论实体’都有多重价值的意义。科学的‘理论实体’是文化实体，科学观测依赖于实践，科学观测依赖于技术，这些都表明科学理论与文化、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15]。所以，科学诠释学主张诠释的方法是历史的、文化的、人类学、伦理学的，是一门多元化学科。

当科学诠释学作为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发展的同时，一些科学保守主义者试图割裂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在方法论上建立起来的统一，20世纪末著名的“索卡尔事件”正是实证论者或者是唯科学主义者对诠释学方法论普遍性所造成的误读。任何科学都离不开人作为认识与实践的主体，这种主体的限定势必产生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界定，而人的社会属性才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索卡尔（A.Sokal）并没有意识到，诠释不是论证的手段，而是使后来者得到明晰解答的多元化的一种方法。在对科学理论的接受中，仅靠科学理论单纯罗列，通过理性的自明性认识达到对真理的掌握往往是不够的。诠释学是试图在广泛科学基础上对科学进行更好的解读，“解读必须成为我们一项严肃的工作，对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都是如此”[116]。

另外，自然科学从备受推崇的时代也跨越到了目前受全球化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影响，甚至科学从原始的模式屈膝于功利性的研究，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暂时解决问题的商业化、军事化，达到政治目的的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和便利的条件，同时也引起人们对科学的反思，人们开始对科学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为什么20世纪之后科学发展会出现这样的窘境？那么，无论自然科学家们如何避免，自然科学及科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科学亟待得到一个源自文化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功能性的规训。这种规训得以实现的角度，即从诠释学的角度审视科学。

事实上，近年来建立稳固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已渐成共识。如克里斯（R.P.Crease）所言：“最受人关注的是利科，他一直坚持‘诠释学是一种哲学而非方法’的主张，少数受欧洲大陆思想影响的哲学家们（希兰、伊德、基西尔、科克尔曼斯）等人具有科学与现象学—诠释学的双重背景，……科学哲学家劳斯也在有效地利用诠释学的理论。”[117]其中，希兰认为，科学的工作是处于诠释学覆盖之下的，有其自己的历史与界域，而不可以通过单一的理论来认知与解释。并且，我们应该承认，科学是关乎真实“生活世界”的，而不是由单一的理论与系统构成的。科学始终是在科学家们的“生活世界”中，理论的实证性需要在大陆哲学的传统中被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他通过提出“视阈实在论”，扩展了波普尔“观察渗透理论”的视界，认为科学家们有特有的科学共同体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中的现象是通过实验观测“理论实体”而形成的，所以，观测对象及其测量数据具有实践荷载的解释职能与理论荷载的数据职能。特别是在诠释科学文本时，要注意科学文本的语境、史境或有关情境，从而避免主观意识的负面影响。[118]他认为，初始的问题是在生活世界前理论时期作为一种经验而出现的，人们试着对其做出进一步的理解。首先是找出一种合适的假说/理论，然后这种假说/理论在实验室中被转换成新的问题，新问题是基于理论荷载的技术上的。新技术又产生了基于后理论的不同于初始问题的新的实验。之后这种结果便被用于解决初始问题的回答上。这种循环发生变化，不仅受研究者局部生活世界环境和加入的新技术的影响，也受科学共同体成员、科学术语、表述方式与媒体的影响。这些步骤构成了一系列时间顺序的人类活动，没有人可以预测成功，而只可以以叙事的方式描述，这种方式从属于科学的历史。这种叙事的方式也只限于一种局部诠释学的影响下。[119]

另外，文本概念也是科学诠释学的重要概念之一，诠释学真正的发展，就体现在它对文本的理解、解释与应用上。阿斯特（G.Ast）将解释文字流传物的意义与理解文字所包含的古代精神融合，强调了理解与解释是原来作品基础上的创生物。自从阿斯特抛出了普遍诠释学思想之锚之后，施莱尔马赫的重构思想和狄尔泰精神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的建立，使诠释学的文本主要局限于精神外化的文学文本。继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之后，把文本作为诠释学的中心问题，实现了诠释学向方法论的回归。贝蒂则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化了，“从迅速流逝的讲话到固定的文献和无言的遗迹，从文字到密码数字和艺术的象征，从发音清晰的语言到造型的或音乐的表象，从说明、解释到主动的行为，从面部表情到举止方式和性格类型，以及我们所建造的房屋、花园、桥梁、工具等，都可以说是精神的客观化物”[120]。由于科学哲学与诠释学思想的交汇，诠释学的文本转化为科学文本，科学文本已具有广泛的意义，成为整个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客观物质及其意义问题。伊德将科学诠释学的文本做出了新的梳理，将诠释的文本扩展为非文字性的流传物，认为“传统诠释学观点不是简单的区分自然科学与人类科学，而是实证主义诠释学（H/P）二元复合体”[121]。诠释的对象也并非单一的文字性文本以及对其作者语境的重现，而扩展为广袤的物质世界。他通过“反对哲学史”观点来拓展“物质化”的诠释学，将诠释的文本扩大化了，文本从诠释学发展之初的简单文本转化到非文字文本上。

综上所述，科学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体现在科学的整体化之上，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出现了一定的融合。正如利科所说：“我们既不生存于封闭的视界之中，也不生存于唯一的视界之中，无论这个世界具有可观察——经验的特征，还是具有辩证——思辨的特征。”[122]学科之间的交融与新学科、复杂性学科的出现，单独地依靠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显然不能满足人类对其认识的需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诠释学的方法是并行不悖的，完全可以作为认识论的扩充而进入现代文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