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用学转向的视角上，理性地审视20世纪哲学异彩纷呈的发展，我们会自然地发现，一方面，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和渗透，无疑最广泛地标示了哲学浪潮的主题趋势；另一方面，由于“语言学转向”尤其是“解释学转向”的不可逆转，心理解释的意向重建成为两大思潮全新的融合点和生长点。这不仅使得“心理学转向”成为自然而又必然的趋向，同时为科学实在论的进步提供了新的界域和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揭示传统心理意向性问题在语用学研究层面上的“策略性”转移，阐明“意向自然化”的必然性，最终在科学的意义上建构意向实在论，将是颇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1.“意向性”研究的主题转变

历史地讲，意向性问题属于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研究的范畴，指有所意指的意识的性质。这一研究渊源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奎那，他从本体论的视角考虑，赋予意向性以心智外客观实在的中介属性。在批判、继承和改造阿奎那意向性学说的基础上，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塔诺纯粹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意向性作了深入的探讨，开创了现代心灵哲学意向性理论研究的传统。

（1）传统的意向性理论

作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意向性理论，布伦塔诺对意向性问题的探讨开始于他对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区分，因为他把心理现象定义为在心智中以意向的方式涉及对象的现象。在他看来，心理现象之不同于物理现象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具有意向性，因此，“意向性是心理现象的根本标识”。由此，布伦塔诺进一步考察了意向性的特征，把意向性规范为：①意向性是一种属性。它作为属性的意义就在于它并非心理现象或其他心理属性所赖以存在的不可还原的基质，它仅在活动主体的意义上而不是非物质实体或心智实体的意义上作为属性而存在；②意向性是一种指向（directed）或涉与（aboutness）。这就是说，既然每种意识都是关于某一对象的意识，那么，任何心理活动就都不是纯粹的活动，其独特本质就在于它必然地指向相关的物理对象，而不论该对象是否是现实的存在。物理现象正因此而包容在心理现象之中；③意向性是一种对象的内在存在性。作为意识对它所涉与的对象的一种主观性态度，意向性所指的对象不是外在的实在，而是内在的存在，只具有内在的客观性（immanent objectivity）。

在布伦塔诺工作的基础上，现代西方心灵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意向性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探索。从总体上讲，存在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向：

其一，以语言分析为基础，对表示心理现象的语词和概念给予普遍而优先的关注。这种趋向的形成源于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和行为主义的持续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认知心理学的蓬勃兴起。在总体上，与此趋向相对应的理论形态，包括罗素的中立一元论、石里克（M.Schlick）的分析行为主义及奥斯汀等人的理论。他们从“内在论”的心理语义学出发，把心理意向性的自然位置定位于思想或头脑自身之中，试图通过对意向性概念本身的地位、本质、作用进行完整而系统的分析，从而展示意向性与其对象、意向性与语句、意向性与语言之间的清晰图景。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试图从语义分析的方法论上解决意向性问题的尝试。

其二，现代物理主义的发展和科学实在论的兴起，导致了“自然主义的回归”并因此提出了解决心理现象的新策略。包括功能主义、突现唯物论等在内的科学主义流派，试图利用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前沿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坚持多元主义的基础上，把意向性问题建构在现代科学的基底上并进而做出合理的哲学探讨，以提供有意义的新理论，构筑出“新的模型”。他们从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把自然当作是一切存在的总和，因而不存在超自然的东西，心智及其语言表现形式仅仅是特定实在世界中的存在。所以，意向性问题并没有超出科学的界限。事实上，他们正是从“外在论”的角度，将意向性的对象延伸于外在的客观实在的自然世界，从而做出了某种“函数式”的对应求解。

应该看到，布伦塔诺及其后继者们从“内在论”和“外在论”的不同视角就意向性问题所做的研究是极具其时代特征和意义的。至少他们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意向性问题的语言哲学属性，从而能够系统地从现代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出发，在句法和语义的层面上，给予意向性问题以较为合理的阐述。更重要的是，他们已初步意识到，意向性及其对象不应只是思想之内的事物，只有将它们与自然实在联结起来，才能进行有意义的说明。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仅仅对意向性本身做一种“内在化”的概念明晰，或只是从语义分析的角度为其指派实在的“映射”值的话，仍然没有避开传统形而上学框架的局限，仍是企图一种机械论式的求解。意向性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局限于语言分析本身或单纯的语义层面。事实上，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因而“在语言基础上的意向性的形式必然是一种社会的形式”。[27]它不仅内在地具有其本身的功能、结构和逻辑形式，而且也必然受制于其所处的文化的、社会的、科学的和心理的氛围。因此，如何合理而又批判性地把语言分析与自然化的方法内在地融合起来，在广阔的背景上寻求其共同的关节点，才是真正解决意向性问题的最有前途的出路。

（2）命题态度理论

传统地解决意向性问题，或是从本体论上对“心灵”和“肉体”孰先孰后争论不休，或是从认识论上把意向性建构为思想的内在解释和语言意义的原子论说明。但是，这样一种策略显然是狭隘的。因为意识或内在意识，并不是心智或思想的唯一标志，更为确定的（外在的）标志在于它的言说或使用语言的一种能力。可以说，在特定语境中，这是思想显现的唯一确定标志。而这样一种能力，无疑会促使主体的心理意向性诉诸（i）他所具有的精神行为或态度；以及（ii）此行为或态度的对象或表征内容。这样一来，思想就成为一种心理表征能力，而作为主体对其提出命题所具有的心理状态的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便成为心理表征的对象。事实上，把思想看作“命题或类似于命题的观点在当代哲学中是一种普遍的共识”。[28]在这里，命题态度作为被表征的对象被看作是具有客观性的心理实在，它既不同于承载思想运动的物质实在，也不同于被表征的事物的形式实在。在严格的语词意义上，它是一种具有确定命题趋向性的心理状态。不言而喻，思想把客观实在的观念还原为一种具有心理趋向性的命题态度，对于意向性理论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具体体现在：

首先，命题态度的引入，使得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观念在语言和心灵哲学中具有了普遍的认识论意义。具有语义和句法特征的心理表征，是思想的一种语言，它“既作为命题态度的直接对象，又作为心理过程的域而发生作用”。[29]因此，一方面，作为意谓或指称能力，它具有“关联”的属性，要求一种机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解释，这使得它指称事物的方式形同于自然言说的语句，从而自然地进入了语言交流的公共媒介；另一方面，它自身又具有内在表征的特性，因而它的意向内容能够“指称”并且“表征”所有存在或非存在的对象，以补偿人类认识中现实对象的缺失。所以，任何具有命题内容、满足条件（或真值条件）的命题态度便可成为具有适当指向的意向状态的表征，而表征的意义就在于，由此我们能够透视出主体在完成命题态度的过程中，客观地展示出意向性的结构特征及其逻辑形式。这样一来，“理解意向性的关键就在于表征便成为不言而喻的了”[30]。

其次，命题态度成为连接主体意向性与其言语行为的中介。“语用学转向”要求对意向性的研究决不能仅限于语义层面，而必须把它当作是在人类进化当中，充溢社会文化特征的语言心理现象，即它必须外展于语言使用的界域中。这样一种语用化的要求为命题态度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因为，主体意向的完成，绝不仅在于某种心理状态或态度的形成，更为重要的在于由此而引起的特定言语行为的发生和完成。存在一个主体意向，即存在某种心理状态或心理事件，意味着必定具有付诸相关行为的趋势。其因果关系表现为：

这样，言语行为作为心理陈述的外在表达，能够使我们通过对它的分析来展示心理意向的结构，从而使言语行为成为心理意向图景的自然的外延表达。

最后，心理意向分析方法已成为必然而又普遍的研究手段。在人类行为从语义的理解走向语用的解释过程中，必然内在地蕴含着形成主体命题态度之个体的、心理的、规范的和社会的背景，从而体现为不同心理意向的趋向性。因而，对本文的解读已不是单纯语义分析所能把握的，必须诉诸心理意向分析。事实上，言语的意向性作为心理意向性的一种特殊情况，使得我们能够用意向性观念来分析意义、指称等观念。具体地讲，主体的言说为真，内在地蕴含着他不仅给出了某种承诺，而且提供了形式语句陈述的真值条件。而这样一种语句陈述的真值条件也正是相关言语行为的心理表征的真值条件，从而也恰好就是意向状态的满足条件。这样一来，为把握不同的心理意向的趋向性，用意向分析方法揭示意向状态的满足条件便成为首要手段。

由此不难看出，一旦将意向性问题的研究奠基于命题态度并诉诸主体的言语行为，意向性理论就会在语用的整合中生成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首先，其实质意义在于，“意向整体论”成了意向性研究的必要前提。从本质上讲，一种命题态度所涉及的内涵是深刻的，外延是广阔的。它不仅要求关注主体的偶时意向及语词选择的当下“认知态度”，而且由于其现实化而诉诸了言语，预设了意向行为并将行为动机归因于意向主体的先在意向，从而使得“我们不仅可用心理、思想、行为和语词来恢复人们的清晰图像，而且可提供心理的本体性和因果性相互作用的意向归纳推理”。[31]而正是这一主体态度的整体意向性选择，显示了在此问题上所具有的语用学特征。

再者，面向语用而生长的意向性研究，适应了“实在论要求意向性”的趋势。既然具有意向特性的、作为心理表征对象的命题态度是实在地存在着的，那么，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心理意向和与其相关的对象特性之间构建由此达彼的桥梁，从而在“意向实在”的基点上拓展实在论的界域，而且，正是命题态度的实在特性，使得我们能够将意向自然化，从而为深入地进行“意向实在”的研究提供自然的逻辑前提和本体论性的必要基础。

2.意向性的自然化

从语用思维发展的趋向上看，摆脱传统的“心理——世界”形而上学难题，首要的就在于必须把对二元对立的信仰论争转变成对中介手段和实现途径的选择，从而把意向性问题与科学的、语言的、实践的、历史的自然化趋势关联起来，在自然化的轴心上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现某种不可分割的相关性，进而在自然化的心理意向这一“收敛”性的哲学基点上，向所有不同的科学知识和文化领域“发散”。

（1）意向性自然化的必然性

作为主张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的哲学观念，20世纪的自然主义在新的科学认识和实践条件下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回归”。在这当中，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批判哲学和蒯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无疑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形式。正是它们在冲破逻辑经验主义和约定主义的僵化的理性等级结构，代之以灵活而又广阔的自然主义的认识和理性结构，从而在用以明晰心理表征的本体论性的基础上，“自然地导致了现代物理主义的取向”[32]。可见，意向性的自然化，是由心灵哲学的发展以及意向性理论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首先，绝对抛弃心理主义的分析运动破产之后，需要寻求新的哲学形式以弥补这一缺失。在传统哲学的发展中，错误地预设了这样两个假命题：①对认识论的研究只能用非心理学的方式，即所用的语词应是逻辑的而非心理学的；②哲学的反思（或具言之，意向性的本质）是先验的，即先在地具有不以实践为转移的逻辑结构。然而科学的发展表明，心理和生理能力根本不可能与我们对人类知识的研究毫无关联。因此，作为自然化“回归”的首要义务，便是在心灵哲学的研究中，将心理学重新引入并反对意向性的先验论。事实上，对心理学的普遍自然化这一后现代趋向要求，一方面，能够超越经验和形式描述的约束，而给出多层次、多向度的“语义下降”，从而说明物理实在和心理实在之间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对意向性的自然化，使得它能够抛弃传统先验唯我论的“悬置”，更真实地走向与其对象密切相关的生活实践当中，从而在人类广泛的科学和文化所形成的背景之中，充分地理解命题态度的主体价值取向和言语行为的语用特征。

其次，命题态度的本体论性与其相关的物理环境或物理过程的内在统一，客观地要求意向性的自然化。在自然化的基点上论述意向性问题，必须解决①命题态度的实现过程能否与物理过程相容；以及②意向状态能否与对象世界和科学行为相关联。从本质上讲，这是就意向性是自然化的还是先验的不同性质之间的抉择。传统地把意向性看作是在先验的意义上先在的，其认识论困惑在于，由于把意向性与因果性（即自然化的理论）截然地对立于不同的话语层面上，从而抹杀了二者在语境中相互关联的内在统一。事实上，完全有可能在自然化理论的构建中存有一种意向性的解释。因为，在意向性是现象的被解释项而因果性是理论的解释项的意义上，二者是相互补充的。被意向性所特征化了的心理行为，是在自然的时空和因果秩序中作为事件而存在的，因此，自然存在性显示了意向性的属性；另一方面，在身体和精神被视为特殊类型的自然存在的观念中，整体地预设了实体及其系统的自然指称的因果可能性，从而，在这一特定条件下，意向性成为物质自然的映射，成为自然秩序的意义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意向性的自然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它内在地显示了与因果性的相容性，展示了作为语用学研究趋向的特性。

（2）意向性自然化的方法论特征

意向性的自然化以自然化的“回归”为契机，以走向语用为基本目标，在不断地寻求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关节点中进行的。在这当中，一切由于传统“心——脑”对立的机械二元论所导致的“机器幽灵”的神秘性，由于认识论的唯我论而导致的意向性对象的先验性，都随着自然化的普遍展开而消解。在新的意向性图景中，语言的形式结构和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和论述的说明力、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传统僵化界限被消除了，显现出的是在心理重建和语言重建的内在统一之中生机盎然的景象。从总体上讲，其语用学的方法论特征体现在：

首先，功能与指谓的统一构成了意向性自然化的基本特征。随着当代科学心理学的提出以及要求作为一门建制性学科而发展的必然趋势，使得人类认识的视域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内涵”与“外延”之争，而投向更为广阔的“整体意义论”。在这种整体图景中，如何更有效地将系统网络及其各个网点联结起来，成为问题的焦点。从本质上讲，功能涉及的是整体意义，它强调意义在整体的信仰之网中的作用，而指谓关联的则是意义的个体化，它强调意义在实现因果的真值条件中的作用，在意向性的自然化境况中，二者是相互融合内在统一的。它们之所以能够在外在同一和内在明晰之间保持适度张力，其原因在于①功能作用决定了命题态度，即命题态度生成于心理意向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之间，其表现方式被这些关系所限定，所以其表征符号所具的形式属性决定了它在信仰之网中出现的位置；这样一来，②由指谓作用所决定的个体化要想与外部世界建构起因果关联的真值函项，从而实现各个态度所达致的内容的话，就必须借助于其整体的功能才能保证内容与符号之间的正确映射；由此③一旦这种映射关联被确定，命题态度的趋向性被指谓作用个体化，真值内容被功能作用确定了相互依存关系，那么在两者动态作用的张力之间，自然化的意向性就可能建构起来。这一“建构”使得由句法结构的存在特性中自然获得的“因果力”与通过符号表征状态所实现的“语义力”之间保持了内在的统一。

其次，主体的整体意向在科学理论的构建和科学文化的说明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哲学的解释和说明中，试图避免任何意向性的概念是没有出路的。对于一种科学理论或一种文化说明而言，它是被科学家共同体的意向运动所构成的。由于理论实体是在特定语境中被假定的，所以，相关主体间已预设了科学理论的建构和有效的意向行动。正因为如此，理论实体才可被当作是在意向性构建的意义上相对这些理论而独立的。因此，孤立于任何科学共同体的整体意向性来谈论理论实体是否是“真的”、“有意义的”或“可确证的”是毫无意义的。正是共同体的整体心理意向的说明，客观地显示了理论实体在框架构建中的自主性、独立性和相对性。

最后，意向性的自然化是将人类意向与实践语境联结起来的中介。在传统的心理主义理论中，由于没有意向范畴的位置，因此意向性不可能被自然化。它仅是在指称表征状态的“狭隘”内容中，被构想为某种机械论的随附。意向的自然化从反传统的意义上，调和了“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在这里，不仅意向内容成为广阔的，而且意向状态也不再是纯粹内在机械论的功能，它通过寻求内容与表征之间协调的因果关联而从本质上依赖于主体对语境信息的各种解读。在这一点上，意向性自然化的路途就是走向语用、走向实践语境的过程。总之，对于意向性的自然化来讲，“如果没有考虑到它的因果作用及其存在的语境性，是不可能被阐明的”[33]。

由此，不难看出，意向性的自然化是在语用学视角下重新建构意向性理论的中介点和生长点。其本质要义在于，把意向性的研究构建成为一种基于语境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意向性对命题态度从而对心理表征能力的选择，无疑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正是由于关注于心智的心理表征能力，使得人类的命题态度直接当下地与认识主体的背景信念、价值取向、时空情景相关联起来，从而通过语境行为被自然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对意向性的自然化表述使得心理语义分析具有了深厚的心物基础，使它得以在对心理符号、图像和语言的变换、重组中，揭示出语言使用的必然性和对信息处理的心理意向性之间的一致性，从而在具有本体论性的层面上对语言的意向结构进行深层探索，最终将心理意向性构建于实在的基底上。

3.意向实在的语用建构

命题态度的选择和意向性的自然化这些背景论题一旦被解决，意向实在论的建构就成为必然的了。因为自然化的目的，是要论证“脑——世界”关系的现实性，而不仅仅是心理意向结构的存在。从本质上讲，心理意向结构仅仅是实现“脑——世界”关系并对其进行自然化的语义分析的手段和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意向性的自然化不仅是达致意向实在论目的的可行的方法论理论，而且它本身表明了作为意向特征与语义特征相统一的意向结构的实在性要求。正是在此基础上，意向性的自然化为意向实在论的建构扫清了两个关键性的障碍：其一，源于命题态度既具有意向性的特征，故是否命题态度能与实在性具有特定的关联值得质疑；其二，源于一般公认的心理学法则总是显然地在一种理性的（逻辑的、证据的）关系中与意向状态相关，故意向心理学的一般公认法则是否是实在地可操作的深受怀疑。事实上，如果相关心理行为生成了某种命题态度并由此代表了在思想语言中与语句的一种特殊关系，那么，这种特殊关系就为思想语言中可能的无限心理表达行为的要求和以标准的逻辑规则来选择这些表达的能力提供了基础。这样一来，对命题态度本质的论述从而对心理表征能力的确定，对心理过程本质的阐明从而对思想的演算功能的考察，便可转化为在预设的语义价值、逻辑结构、因果效应状态基础上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意向实在论的建构。可以说，意向实在论建构的目的也正是基于提供这样一种解释的目的，即“意向状态如何能够因果地与其他状态、与世界及其被感知为意向内容的行为相关联”[34]。这样一种意向实在论，一方面，具有一般意向实在论的特点，即主张真实地存在着命题状态，它具有实在的意向属性，并且这种属性因果地意含于心理行为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它是科学的，其科学性就体现于，它包含着应用意向术语来测定意向现象的理论规则。从总体上讲，这样一种意向实在论的语用思维特征体现在：

（1）意向实在论满足了科学心理认识的本体论需求。科学心理认识在走出传统“心——脑”对立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束缚之后，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失去本体的“无根迷途”的困惑，而意向实在论的立场，不仅接受了一般成熟科学理论所假定的理论实体，而且对这些科学的性质和规则也给予了理性的认同。从本质上讲，意向实在论就是“关于命题态度的实在论，其本身事实上就是关于表征状态的实在论”[35]。它的理论内核在于坚持（i）存在心理状态，并且它们的存在和相互作用引发了特定的行为；以及（ii）这些因果地同样有效的心理状态，在语义上也是有价值的。这样一来，由于它不仅关注于主体态度的指向而且赋予其特定的意向值，从而就将内在心理意向要求或意向趋势与外在因果指称分析或方法融合起来，合理有效地为科学心理认识提供了实在性的基底。

（2）意向实在论体现了人类文化解释的“语境趋向性”。20世纪“语言学转向”所引致的极端形式理性和纯科学主义困境使得“解释学转向”成为哲学发展的必然。其根本抱负便是要把心理解释的意向性重建作为解释事业的重要特征。在这种由“单纯理性的说明”转向“心理解释的全面实践”过程中，如果没有对心理意向的自然化解释，那么所面对的将是极其严重的“解释赤字”。事实上，心理分析的解释实践的引入，就在于它构成了一种“深层解释学”，一种解释人类行为的方法。其意义就在于，人类的文化解释是一个具有广阔内涵的整体的结构系统，在其中，包含着各种客观的、实践的、文化的或共同体的整体意向性。同时，诉诸主体的命题态度、偶时意向、言语行为的心理意向实在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语用系统，在人类文化说明的深层内涵上，它与文本的解读要求是一致的，需要求助于作为一种实在而构建的体现了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统一的语境背景。这无疑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了在人类文化的说明中，对科学的、心理的、文化的和实践的语境的趋同性。

（3）意向实在论提供了计算机模拟人脑理论的哲学基础。现代计算机的发展无疑为意向实在论提供了合理的实证依据。从根本上讲，意义理论对计算模型的建构是基本的，因为计算机语言具有语义仅仅在于它们的使用者的意向，而使用者的心理状态恰是主体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这些功能状态一方面具有实在的因果力，是人脑的物质属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表征状态而拥有了语义力。正是由于功能状态的因果力和语义力的心理统一，构成了心理状态的结构变换和对信息内容的加工处理，从而引发了人类的科学行为。对心理机制的这一意向实在论的考察，揭示了存在于各种心理状态之间的因果联系与命题对象之间所具有的语义联系之间的统一性，从而使得对“心理表征的假设”能够与“计算机隐喻”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任何逻辑理性的演算均可由在句法上被构建的符号表征的简单操作而确定。这样，计算机便成为可与人脑相比拟的“实在环境”，计算的过程就类似于特定的“心理过程”。事实上，由于使用者赋予计算机的操作意向的存在，任何绝对中性的无意向的东西都被消解了。表面上完全形式化了的计算程序所体现出的是人类心理意向的深层展示，并且计算机愈益更新换代，越显示出对人脑更为逼真的模拟。

（4）意向实在论蕴含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融合的趋向。作为传统意义上截然对立的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在语用学视角下相互渗透和融合的产物，意向实在论的建构无疑为寻找新的哲学研究的基点提供了可能的合理途径。长期以来，代表了不同哲学主题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一直处于对抗性的哲学情绪状态中，如何在新的研究基点上消解对抗、增进对话，便成为理论探索的焦点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心理意向的一种实在论、本体论性的重建，正是透过语用思维的视点，把握并展示了两大哲学传统主题发展的最新趋向。一方面，通过关注命题态度、运用自然化的策略，将心理意向建构于包含主体的认知态度、价值取向、生活实践的实在基底上，不仅反映了人类文化说明的语境趋同性，而且显示了走向语境实在的必然性和建构语境实在的可能性，在更为根本的语境实在的基底上展示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本体论性上的一致；另一方面，意向实在的建构也反映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认识论性上的一致。由于心理意向作为一种实在所具有的对认识工具和思维途径选择的广阔性和包容性，使得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意向、经验与心理这些标示了不同哲学传统认识特征之间的僵化界限被消除了，在心理重建和语言重建的内在统一中，逻辑理性的科学认知和语言心理的文化态度达到了平等的、关联的新融合。在这当中，同时伴随着的还有方法论的更替和重新选择。传统的静态语义分析手段在新的认知背景下愈益不能满足认识的需求，它已逐步为关注于符号使用和语词指称及主体意向和命题态度的语用分析所替代，在心理意向的本质特征上构成了语义和语用分析方法的统一，反映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方法论性上的一致。不言而喻，正是对心理意向的语用化建构，使得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能够寻求到新的突破点和关节点，在共同的发展当中逐渐地在本体论性、认识论性和方法论性上趋于一致，展示了语用思维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趋同性。

当然，坚持一种科学的意向实在态度，并不意味着可以无止尽地夸大命题态度的价值取向或任意地赋予意向行为的真值条件，意向性只是在本体论性的意义上才具有实在的合法性。事实上，心理的意向性不仅创造了意义的可能性，而且限制了它的形式。对于每一个命题态度所构成的意向行为，“感知经验语用地显示了其对象的意向性解释”[36]。除了相关行为的意向性对象的结构之外，它需要求助于语境的、因果的因素，从而在整体的相互关联之中，给予真正的自然化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