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维特根斯坦开创性的工作使得“指称使用”观念逐渐在整个思维领域全面扩张起来。一方面，强调语词的主要功能在于语用而不是语义，无疑是对“弗雷格—卡尔纳普”传统语义学所倡导的“内涵—外延”严格区分观念的消解；另一方面，也使得指称理论不必再执着于追求确定的指称，更不可能仅满足于在静态的语法结构和语句层次内部寻求这种指称的意义。为适应由于这种语用学转向所导致的语言使用和指称的“非确定性”（indeterminacy）特征，人们更多地关注了在动态的命名活动中指称的相对性和语境把握的整体性。

1.指称使用观念的确立

指称使用观念的普遍认可，极大地促进了语言哲学的后现代演变。尤其是指称相对非确定性态度的确立，是由语言哲学的发展以及指称理论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首先，“精确对应”神话破灭之后，需要寻找一种促使语言哲学发展的新动力。严格区分了指称的内涵和外延的传统语义学，把内涵对应于语词的外延，使后者成为语词应用的对象集，而前者则成为事物所具有的使它在外延使用中适合于其身份的属性。其本质要义在于，所有的语词均具有特定的意义和指称，而语词的指称取决于语词的意义。在这样一种“内涵中心论”的引导下，它所建立的指称理论表现为对指称对象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也就是说，不仅每个语词均具有固定的决定其所指对象的意义，而且正是语词本身而非其他显示了对象的存在。问题在于，为了追求精确的“语词—实在”对应，不惜抛弃日常语言而建构的理想形式语言，不仅未能真正地建立起来，而且，就连其认为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也未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两个问题是：（i）“同一可替换性”（substitutivity of identicals）问题，即两个具有相同语义价值的语词却具有不同的认知价值；（ii）虚名问题，即有意义的虚名却没有指称。在这样尴尬的境况中，“分析时代”的哲学家们显得无能为力。

其次，日常语言面向生活讲话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了这一需求。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坚定地反对私人（纯粹表达的）语言，而认为我们必须设想一种纯粹“指涉的”语言游戏。对他来讲，言语形式的意义和理由必须建立在人类话语世界之中，而不是超语言的独立实体中。他之所以提出“一个词的意义即它在语言中的用法”，是因为他意识到人们常常被语法形式引入歧途，因而忽视了不同语法形式被赋予的不同用法。事实上，是什么东西表达了一条规则以及它所表达的规则是什么，这取决于它的用法而不是它的形式。因为，一个人是否理解了一个表达式，理解到了什么，这可从他使用它的方式中，也可从对他人用法的反应方式中看出。这不是一种理论建构，而是表达式的用法规则。这样一来，指称成为意义的核心，而意义的关键又在于语用。在这个基点上，语言便可与“生活形式”（实践活动）联系起来。由此，作为语用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指称理论便由探求作为词项与所指对象之间静态关系的“指称”（reference），转变为作为动态的、使用中的“指称”（referring）。这充分地表明，形式词项的指称是与它们的现实使用不可分割的。

2.指称相对性的转化

长期以来，指称的确定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哲学家们探讨的中心。这不仅源于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大多以数理逻辑为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妨碍哲学进展的主要障碍是对日常语言的迷恋。因而，放弃日常语言，追求具有确定意义和指称的人工语言，就成为“分析时代”哲学家们所共同期望的目标。然而，语词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各种不同的职能，并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赋予它们唯一的属性。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后分析时代的语言哲学家们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在“指称使用”观念的直接引导下，毅然地抛弃了绝对确定性的迷信，进而把指称的相对非确定性当作语言哲学发展的合理趋向。在他们看来，相对非确定性决不是语词的盲目指称或“主体的任意选择”，而是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之中，在相对“弱化”的意义上，赋予指称语词或实在以确定性。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放弃“完全翻译”的幻想。传统的绝对确定性观念主张，既然语词与实在之间具有确定无疑的对应关系，那么，给予适当的条件，一种语言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之间必定可以进行完全的翻译，即“翻译手册”可以人为地编纂出来。然而，这一理想却在实际的操作中遇到了不可解决的难题：（i）当一个语言学家在着手建构其母语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手册时，他实际上是通过观察语言使用者的语义事实进行语词与实在对照的。然而，“任何真正的语义事实都是通过行为所构成的，而行为本身并不足以确定意义或翻译”[4]。因此，不存在确定的意义或翻译。（ii）即使使用同一语言的语言学家，他们各自的翻译手册可能完全与所有参与者的行为相适应，但他们之间却彼此并不相容。（iii）事实上，即使是同一种语言的学习者，也不得不在学习该语言之后继续观察、概括、检验和再检验。因为，尽管他们对语词意义的把握通过语音的一致、周围习惯的和谐以及意向网络的统一得到加强，但当他们面对翻译手册时也仍然存在迷茫，受制于同样的非确定性的影响。由此可见，理想的完全翻译从来都不会达到，因为语言是在相对不完备的社会实践中被社会地和历史地确定的，人类在对任何语言的翻译或解读中，非确定性始终是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我们只能在背景语言之中，相对地“询问”指称，而对绝对指称的“询问”则是无意义的。

其二，在语境中赋予指称确定性。传统的本质主义和表象主义反对经验世界服从于不断的变化和分解，认为变动不居的经验世界不可能成为知识的对象。因此，倡导不可改变的、完全的、永恒的经验实在的表象，从而使得共相、数学和价值语词的指称在绝对的方式上为通常的谈话提供了客观意义。这样一来，面对自我解释、自我包含和自我充足的世界，所谓知识的问题就成为多余的了。但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恰恰证明，对象的确定正是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进行的，“一个对象应当在不同的条件或不同的语境中表现出差异或展示出其未预料的属性”[5]。 因而，所有的经验知识均是相对于各种对象、条件、历史或文化的语境，并且随着语境的变化而改变。我们不可能也无须求助于人工语言来消除指称的歧义。丰富的语境本身已经为语词的指称设定了灵活、生动、可变换的可能世界。所以，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指称才能获得其有效的意义。

需要明确的是，语用学意义上的相对非确定性，并非单纯语词指称对象意义上的不确定，而是一种整体世界图景的“不确定”。正如戴维森所言，不仅可接受理论可能在它们断言相同语词时指称会不同，而且真理性结论和逻辑形式本身也可能是不确定的。总而言之，从指称确定的绝对性而走向可接受的相对性的趋势，构成了指称理论语用化发展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