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语义学和语用学划界的理论中可以看出，它们实际上体现了不同的划界模式和对两者关系的不同看法，可概括为[41]：其一，抽象模式。它把语用学描述为比语义学更为基本的东西，通过从语言的使用者和使用的成分中来抽象出语义学，进而再从语义学中抽象出语形学，包括莫里斯、卡尔纳普等在内的语言哲学家均是以这种模式开始他们的划界理论。其二，附加模式。这种研究模式源于对自然语言的理论构建，因为把形式系统的模式用于自然语言时，对诸如信念、知识、义务等意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需要发展语用系统来补充语义实体。这样，对于一个命题而言，作为一种语义实体，它就可被用于不同的目的，在一种情景的交流中可断定它为真，而在另一种中则为假。语用学研究的就是对语义实体的“操作”，是对语义学和语形学的一种理论附加。其三，相邻模式。这种模式预设了一个巨大的语言现象领域，在该领域中，存在两个各自独立的观点，即语义观点和语用观点，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语言现象研究，它们有时处于重叠状态。

而关联理论的研究模式则从新的视角上将语义学和语用学之划界的研究，定位并统一于人类的认知交流过程中，使语义学和语用学走出狭隘的语言学领域，从而为语言哲学走向广阔的认知科学哲学奠定了基础。具体讲，传统的与关联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划界理论的哲学认知意义体现在：

首先，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划界澄清了语言哲学研究中许多相关的论题。长期以来，对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对象域的研究形成了各种对立的观念，并因此产生对两者各自研究界域的不同认识，它们是[42]：其一，语言的（约定）意义和用法。前者把语义学限制于语词的字面意义，具有形式的、不变的特征，后者则认为辨明语词之语义归属的唯一方式是给出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因而只有语用学的研究才能真正澄清语词的意义，所以“语义学为语言提供了一种语句意义的完全解释，语用学则为语句如何在言说中被使用来传达语境中的信息提供了一种解释”，[43]从而，“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的区别就是约定地或字面地与语词，由此与整个句子相关涉的意义和通过更普遍原则，使用语境信息得出的进一步的意义之间的区别”。[44]其二，真值条件的意义和非真值条件的意义。这就是说，语义学研究命题，通过说明语言句子的真值条件来研究句子和表达它的命题的搭配规则，语用学则探究不能由直接指向句子表达的真值条件来说明的言说意义，所以，“语用学＝意义-真值条件”，[45]它研究那些在语义学中所不能把握的各类层面的意义。其三，独立于语境和依赖于语境。语境在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通常被用于解释语用学如何补充语义学，语境填充了言说意义和语言意义之间的断裂，因此，语义学对语言意义的理解独立于语境，而“语用学则研究语言在语境中的使用，以及语言解释的各个依赖语境的方面。”[46]事实上，正是这些对立观念的澄明促进了语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划界提供了不同的哲学分析方法，展示了丰富的认知方式。作为20世纪哲学方法论的显著特征之一，语义学以言说对象为取向，形成本体论——语义分析，语用学以语言使用者为取向，形成认识论——语用分析。但这些分析方法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割据状态，以至在处理意义和真理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理论。通过对两者各自对象域的界定，特别是关联理论的策略，无疑为语义和语用分析方法的整合提供了一条可选择的思路。通过语义的编码分析，得以进入到语用的层面上。语用的处理作为对真值条件语义学的一种拓展或补充，完全保留了对句子意义的形式语义学解释这一基本假设，并将它扩展到包括了非断定的语言表达式，使非交流地使用的句子可以完全用形式语义学的工具来分析。作为寻求关联和解读心灵的认知过程，主体对于真假的信仰选择、价值倾向和命题态度，在语义和语用分析的基础上，不仅是内在地具有实在的特性，而且现实地存在意向特性与相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联。它一方面有着语义的性质，规定着用于表征符号、语词和命题中所蕴含对象的指向；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语用的，只有在当下的、符号使用和语词指称的情景下，才具有完全的现实意义。所以在特定的语境关联中，语义和语用的统一内在地决定了认知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规定了真理的建构性和趋向性。

最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划界促进了语言哲学向认知科学哲学的转向，提供了计算机模拟人脑理论的哲学基础。历史地讲，语言哲学对语言的处理有四种不同的方式[47]：其一，作为交流的语言，即语言的代码概念，语言被理解为由言说所组成。其二，作为逻辑的语言，即语言的逻辑概念，语言被理解为一种进入彼此逻辑关系中的命题类型。其三，作为语言学的语言，即语言的语法概念，语言被理解为按照语言的特定规则而被说出或写下的句子类型。其四，作为实在的语言，即语言的自然概念，语言被理解为物理实在的一部分。通过语义学和语用学对语言的这四种不同研究方式的界定，使语言哲学认识到，只有转向认知科学哲学，才能将语言的、逻辑的、交流和自然的模式有效地结合起来。在这样一种语义和语用相统一的认知模型中，一方面，语义学通过语言表达式的语法规则提供了语言的编码——解码装置，将物理实在与语言代码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语用学则诉诸具体的言说和行为语境，通过主体的意向性，在交流中将思想转化为语言的推理过程，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知识的传达。它们构成了解释人类行为和意义的认知系统。特别是，将这种认知模式扩展到对其他种群的行为解释以及特定的人造机（人工智能机和计算机）模型的建构上时，其优势体现的就更为明显。因为从根本上讲，意义理论对计算模型的建构是基本的，计算机语言具有语义仅仅在于它们的使用者的意向，而使用者的心理状态恰是主体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这些功能状态既具有实在的因果力，是人脑的物质属性，又表现为表征状态而拥有了语义力。正是功能状态的因果力和语义力的心理统一，构成了心理状态的结构变换和对信息内容的加工处理，从而引发了人类的科学行为。通过对语义和语用的认知机制的考察，揭示了存在于各种心理状态之间的因果联系与命题对象之间所具有的语义联系之间的统一性，使任何逻辑理性的演算均可由在句法上被构建的符号表征的简单操作而确定。这样，计算机便成为可与人脑相比拟的“实在环境”，计算的过程就类似于特定的“语用推理过程”。事实上，由于使用者赋予计算机操作意向的存在，任何绝对中性的无意向东西都被消解了，语用认识论使表面上完全形式化了的计算程序实际体现出的是人类心理意向的深层展示，使人性化智能机的出现成为可能，并且计算机越更新换代，越显示出对人脑更为逼真的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