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讲，符号学（semiology）亦称为“指号学”（semiotics），是有关记号、记号过程、记号功能和记号使用的研究，因此探讨涉及符号过程、结构、功能和使用的所有方面，如人造机器中信息变换和传输的过程、植物和动物的刺激和反应过程、有机体中的新陈代谢、灵长类动物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交往、人类间的交流、社会机构间的各种往来关系，以及对法律文件、文学、音乐和艺术中的复杂符号结构理解进行解释的过程。[2]从历史的角度看，“符号学”自古代起就被应用于解决日常生活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医学传统，古希腊人把符号学看作医学的一个必要部分，因为医学符号学可以帮助医生去认识各种疾病的外在表象，即在疾病和外在表象之间建立具有符号特征的征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疾病的诊断。而罗马时代的预测术，其目标就在于通过对现有预兆的解释，来对未来事件进行预言，这种预测术之得以实现的可能就源于对符号过程和功能的把握。当然，这些对符号学思想和技术的应用基本上都具有实用主义的性质，是一种经验基础上的符号工具的使用。

符号学的理论性的发展则开端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苏格拉底开创的通过对话、辩论来澄清问题的方法，从对生活实践当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的质疑来开始哲学研究，他的这种与智者之间的哲学问答法，“实际上成为人类以后两千多年语义分析活动的萌芽”，因为他要求对所使用的语词和推理的方式进行选择，涉及对语词和非语词记号的表达问题，可以说是一种符号学的思考方法，所针对的都是关于道德、法律、语言、行为、逻辑等的基本语义问题的辨析，正是这种对语词基本语义的质疑态度成为西方哲学和符号思想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3]柏拉图对符号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不在于提出关于记号和语词的具体使用上，而是通过提出“理念论”的哲学观，理念论认为现实世界中的对象都是“分有”了理念世界中的同名实在的属性，才具有了意义。这里的“理念”从逻辑上讲，实际上就是指一般概念、种、共相和范畴，是同名可感诸事物的共性，是超越时间、永恒存在的实在，本质上就是事物的“语义”集合体，同名可感诸事物的个体语义和指称均源于此。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苏格拉底对记号和语词问题的关注开始上升到理性的层面，使作为语言、思维和行为统一体的古希腊逻辑学得以出现，从而与苏格拉底一道，开创了逻辑学的语义研究方向，成为希腊符号学思想的基础之一。

构成希腊符号学的另一基础是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的句法方向。在《工具论》中，他首次对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和逻辑进行了系统分析，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表述了三段论的原理和规则，以及如何避免自相矛盾的方法等，这些思想的基本目标就是要澄清语词和符号的句法规则，是一种形式化的分析，而较少涉及符号的语义方面，而在《分析篇》中，则对逻辑推论和推论的规则进行了研究，这些关于逻辑推论和句法理论的研究都对记号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还在《修辞学》中说明了修辞学和辩论术的关系，认为修辞学的本质是劝说的论证模式，诉诸并激**感，它所使用的论证的劝说是一种证明，从而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语词象征意义成立的根据，与使用者间约定过程等涉及符号的语用学方面的问题。[4]后来的斯多葛学派继承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理论，首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记号理论和语义学，赋予符号学以特殊的地位，把符号学看作哲学中与物理学、伦理学相并列的基本部分，并把逻辑学和知识论包含在符号学中，认为记号的所指不只限于心物个体（实物个体），同时也包括时空、位置等状态和方式。[5]这些都构成了希腊—罗马时代符号学思想的主流。但在罗马时期，基于当时政治与法律活动的日趋活跃，特别是雄辩术和修辞学在政治生活和公众生活中的广泛需求，希腊时期发展起来的理论符号学开始趋于实用化，不仅思考语言的本质，而且关注于语词使用的效果。不过，从总体上讲，希腊—罗马时代符号学思想属于逻辑的“语形—语义”方向，感兴趣于记号过程、记号功能和记号的意义等方面。

随着希腊—罗马时代符号学思想与基督教神学的结合，符号学在圣经文本和事件的解释中发挥作用，开始朝着诠释学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以奥古斯丁（A.Augustinus）为代表的神学符号学思想。这种思想认为记号既是物质对象，也是心理效果，通过记号，可以使人的思考超出对事物的感官印象，对符号的这种理解其目的就是为了制定正确理解圣经文义的规则，而不是为了经验推理的有效问题。因此，对奥古斯丁而言，每一个语词或记号都具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和指称，此意义就是该语词或记号所代表的对象，因而语词或记号实际上成了思想和对象世界的中介，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非语用学式的意义观。另外，奥古斯丁还假定，在语词或记号之前存在着物质的与心理的事物，它们借助于语词或记号使声音的标记成为心理意志的记号外显形式，进而假定了意志和神的意志的存在，使符号学成为神学真理证明论的工具。当然，奥古斯丁的神学符号学的思想开始关注于心理对象和价值对象的意义关系等问题，对符号学的发展做出了特定的贡献。[6]

经由奥古斯丁的神学符号学，符号学进入了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阿奎那（T.Aquinas）把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结合起来，即把语词或记号自身的语义问题和对它们的解释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尽管在其符号学中，圣经文本和故事构成了主要的思考对象，如把圣餐视为神恩的记号，但同时也从语义的角度来处理，认为语词的意义不是个体而是共相，概念或名称所指的就是它本身的定义，因而，对于圣经文本中的记载，首先应该处理或解释的是这些语词或记号自身的直接的和表面的意义，然后才可进一步作为比喻的或隐喻的记号来理解。事实上，阿奎那已经不仅从信仰的和神谕的角度来思考记号，而且注重其内在的逻辑严密性和概念本身的自洽性。

到了近代，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理念对于经院哲学的冲击，符号学又恢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一方面，英国经验论者从语义的角度着手来处理符号和认识对象的关系。霍布斯（T.Hobbes）首先按照新的科学观将传统的记号推论思想进行了重新整理，规定了通名和意义的概念，将自然物的记号列入具有因果特性的系列命题中，在前后件因果关联的假设中二者互为记号，而且自然记号还包括了人和动物的表情。在此基础上，洛克形成了近代心理学符号学。他关注于记号和观念间的联系，认为观念是事物的记号，词是观念的记号，从而把外在事物、感觉观念和语词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大陆唯理论者则从语形的方向上来探讨符号学。莱布尼茨（G.Leibniz）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符号学理论家之一，他在对思维程序精密化的研究中，对使用词项和概念的规定与组合法则作了系统探讨，奠定了现代数理逻辑和机器思维研究的基础。当然，莱布尼茨关于符号学的主要思想还是在记号的认识功能和推理技术方面。[7]可以说，正是文艺复兴之后语言哲学中这些关于心理学、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先驱性的工作，才使现代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符号学得以产生。

从以上对早期符号学思想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实际上在符号学的发展中，对于记号的处理已经出现了“语形—语义”方式和“语用”方式的差异，只不过是，前者在整个近代符号学的发展中一直占据主流的地位，这应该说与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