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语言的形成过程，反映的正是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话语系统来重新组织对自然的认识过程，科学语言的本质特征，也彰显出了作为一种认知的科学，区别于其他人类活动的特殊之处。语言和科学，处在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几百年来的科学史正是一部科学话语表达方式不断更新的历史；自然科学的进步从形式上即表现为语词准确性和系统性的不断增强。而不断创新的自然科学也是在新的语词概念系统中重新组织和构建自己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的”[41]。因此，通过科学语言的视角来理解科学的本质，是考察科学认识活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在本体论意义上，无论是对人类自身、社会还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世界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言，而科学语言是最直接对认知本体进行表征的手段。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尽管对科学的探索存在于哲学和神学认识活动中，但语言无疑已经介入其中。事实上，语言、思想实在是相辅相成的，在传统上一贯如此。柏拉图“理念论”，是人类早期用概念、语言来进入实在的尝试。亚里士多德甚至看到思想结构和实在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作为语言规律的逻辑就是保证知识成真的前提。其后在近代大行其道的实验手段，在早期认识世界的活动中根本没有地位。逻辑语言表述的真就是实在的真，在很长时间里，这一观念主宰着人们的认识习惯。
但是，近代以后，通过自然本身来获得知识，成为科学研究普遍遵循的原则。这样，科学开始摆脱纯粹思辨逻辑、甚至语言的束缚，进入实验科学阶段。尽管科学语言的词汇系统获得很大发展，但关于科学语言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人们普遍深信，“自然科学中真理的发现跟语言没有关系，自然科学就去从事研究：实验、观察、推理、提出假设和用实验证实假设”[42]。由此，科学语言成了单纯的交流、表达知识和思想的工具。它在真理的生成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
不过，随着人类对自然认知的深入，科学理论越来越远离经验发展。实在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表现为直观的物质客体，而是出现在抽象的形式化体系所推论的远离经验的微观世界中。现在很难直接地去把握和证实这种意义上的实体，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实验和测量已远不能适应新的物理学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当代科学理论所描述的独立于我们的思想或理论的信仰的实体，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科学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关于存在的主张。科学理论的描述对象及其形式化体系，进入了关注的中心。应当把科学理论的语词，从实在的层面上予以解释或说明。因为，“本体论所描述的对象依赖于人们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因为在任一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实在是什么，而是人们所说或意含的实在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实在依赖于语言”[43]。事实上，任何科学知识都是通过特定的科学语言系统获得其自身存在的物质外壳，从而展现它描述、解释和把握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本质。所以科学语言的内在结构及其运动，从形式上制约着科学理论的进步和深化，构成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学因素。这样，科学语言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得以凸显出来。
在认识论意义上，科学语言跟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密切相关，科学语言观念的变化，反映着科学认识的转变。在近代哲学的转型时刻，与笛卡尔仅仅把科学语言视为思想的交流工具不同，洛克认为认识论不能忽视语言，它也不仅仅是哲学思考的工具。在其著名的《人类理智论》（1689）中，洛克指出：“所有能够位于人类理智中的东西，第一，是事物的本质，事物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方式；第二，人类自己为了各种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幸福，而理性地和自愿地去做的行动；第三，获得和交流这些知识的方法和手段。”[44]洛克在此所讲的第三个领域就是“符号学或符号的学说，是语词通常存在的地方”。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还是人类目标的实现，一种语词的存在都是必要的，通过人类观念的符号（语词），才能向其他人交流思想，因此理智知识本质上就是符号，只有在人类能够理解自身的语词并能够与他人相互理解和交流时，知识才成为可能。可见，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知识的主要工具，而且也是对知识进行亲知时的最为危险的障碍。洛克的知识论因此不可避免地与语言的理论本质、使用和意义关联起来。
为此，洛克还为科学语言的使用列出一些规则，以保证知识交流的可能：（1）在没有弄懂你让语词所代表的观念时，不要使用语词；（2）保证你的观念是清楚的、有特点的和确定的，并且如果它们是物质观念，则应当符合于真实事物；（3）尽可能地遵从于共同的用法，遵守语词普遍认可的使用规则；（4）尽可能通过定义来告知你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5）不要改变你给予的语词的意义。[45]可以说，这样一种科学语言观念，体现出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在语言的使用中，人类才建构起自己对世界的表征知识。
在方法论意义上，科学语言本质上不只是交流表象的工具，以及科学家思想交换或传递的工具，而且成为具有知识建构特性的工具。虽然各个科学历史时期对科学语言观念的认识不同，但科学陈述的表述和解释，自然律的证实和说明，理论变化的动力和特征，都要涉及语言问题，因此，“科学语言的各个方面已经显得非常突出了。人们对关于世界的科学话语的语义的和认识论的特征怀有持久的兴趣。特别引起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是：首先，如何来获得科学家所使用的词汇的意义？其次，科学词汇如何跟实在相关联？”[46]这一点，进入20世纪以后体现的尤为明显。
但传统的经验认识论方法，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很难给出恰当的解决。对于科学理论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直接观察到的东西的精确性质，而是对被观察到的东西（即理论事实）给出解释性的表述，因为正是这些理论事实的集合构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47]。同时，理论事实不是孤立的，它们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对经验进行完全数学化表述的规律“网络”，无论是理论事实或与这些事实相关的联系都不能孤立于网络的其他部分而独立地被决定，假设系统必须受到作为整体的经验的检验。事实上，世界不但不能在经验之外存在，而且也不能在逻辑之外存在。超出于逻辑之外的也就是超出于世界之外，世界的界限也就是逻辑的界限。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在逻辑（语言）、理论、经验之间保持一致的张力，成为寻求科学认识方法的基本共识。
这样，相关于科学语言的一切因素，包括语形的、语义的和语用的方面，介入到了科学理论的认识和形成当中。科学与语言的密切结合，既是描述科学理论和进行科学解释的现实驱动，又是试图在所有领域构筑科学的统一语言的内在要求。科学语言分析的各种方法论手段，立足于“科学—语言”的历史发展，关注于“语词—世界”之间的符合性关联，“语词—规则”之间的形式性关联，“语词—现象”之间的经验性关联，“语词—实体”之间的本体性关联。由此科学语言具有了统一整个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功能，使得本体论与认识论、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直观经验与模型重建、指称概念与实在意义，在科学语言的意义上内在联成一体，形成了把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视角。
所以，科学语言是认识世界的工具，组织知识的形式，是传达思想的中介，形成理论的手段，同时它也是传承文化的载体。语言在当代科学领域中具有越来越大的权势，既然“我们已经懂得多角度地来认识科学，那么，我们也应当学会从不同层面上思考科学中的语言，以及语言支持下的实在研究”[48]。这是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的任务。
不难看出，“语言学转向”带给20世纪哲学研究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启迪性的和创造性的。它不仅使英美哲学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哲学实践，用语言的“语形—语义”维度来改造传统哲学命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大陆传统哲学的思路，凸显了语言发展对于科学知识的重要意义，使得哲学和科学都开始关注于语言问题。正如哈贝马斯讲的：“使我们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按其本质能够认识的唯一事实：语言。随着语言结构[的形成]，我们进入了独立判断。随着第一个语句[的形成]，一种普遍的和非强制的共识的意向明确地说了出来。独立判断是我们在哲学传统的意义上能掌握的唯一理念。”[49]这样，一方面，随着语用学的兴起并逐渐成为显学，关于语言和符号的研究开始摆脱了先前纯逻辑的束缚，语用推理、语用语境、语用过程、语用规则和语用逻辑的研究一度成为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和符号学家们所关注的中心。这使得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进行的“经验主义语用学”研究，作为语言分析的技术工具日趋成熟，它们为“语用学转向”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技术上的可能。另一方面，“语言学转向”以来，特别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在进行“语言学改造哲学”的现实实践中，试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来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尽管在哲学的改造过程中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逻辑困难，但其依赖于语言的初衷并没有改变，只是开始寻求新的语言维度。特别是，正是由于语言的语形和语义方法在求解哲学问题上的缺陷，才使得哲学家们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发现了通常为人所忽视的语用分析方法，由此，语言的语用维度就凸显出来，它们为“语用学转向”提供了出发点和契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逻辑经验主义层面上“语言学转向”的终结就是“语用学转向”的开始，正是语言哲学发展的内在必然和外在驱动，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思维领域中的这场“语用学转向”。
[1] 徐友渔先生以此为名，写作《“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书（上海三联书店，1994），对语言哲学所关涉的基本问题作了系统阐释。
[2] 王路：《论“语言转向”的性质和意义》，载《哲学研究》，1996（10）。
[3] Wolfgang Yourgrau，Allen Breck（eds.），Physics，Logics and History，New York：Plenum Press，1970，p.94.
[4] 郭贵春：《当代科学实在论》，20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5] Newton Smith，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British：Routledge，1986，p.273.
[6]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125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
[7] 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12.
[8] 有关“语言哲学与后现代演变”方面的更为详尽的论述，参见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35～6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9] D.Hiley，J.Bohman，R.Shusterman，The Interpretive Turn，Cornel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1.
[10] 弗雷格：《算术的基础》，7页，1953年德英文对照版。转引自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1]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176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2] Rom Harre，Varieties of Realism：A Rationale for the Natural Sciences，Oxford/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96，p.21.
[13] 郭贵春：《当代科学实在论》，12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14] Gürol Irzik，Teo Grünberg，“Whorfian Variations on Kantian Themes：Kuhn’s linguistic turn，” in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A29（2），1998（6），p.207.
[15] 董国安：《语言构架转换与科学哲学的新定位》，载《哲学动态》，1997（3）。
[16]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67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17]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126～128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18] Thomas 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 in Philosophyof Science Association，1990，Vol.2，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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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John Carroll（ed.），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56，p.221.
[21] John Carroll（ed.），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56，pp.212-213.
[22] Sture Allen（ed.），“Possible Worlds in Humanities，” in Arts and Sciences，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88，p.11.
[23] Thomas 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1990（2），p.5.
[24] Paul Horwich（ed.），World Changes：Kuhn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Massachusetts：MIT Press，1993，p.331.
[25] Thomas 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1990（2），p.9.
[26] Paul Horwich（ed.），World Changes：Thomas Kuhn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Massachusetts：MIT Press，1993，p.326.
[27] Kuhn，“Revisiting Planck，”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1984，14（2）：78.
[28] [德]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范岱年译，1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9] [美]库恩：《科学革命是什么？》，载《自然科学哲学基本问题》，1989（1）、（2）。
[30] Christopher Hookway，“Questions of Context，” Proceeding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New Series-vol.XCVI，Part I，1996.
[31] 参见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9～1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32] Wade.Savage（ed.），Scientific Theori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0，p.301.
[33] Paul Horwich（ed.），World Changes：Thomas Kuhn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Massachusetts：MIT Press，1993，p.330.
[34] 李醒民：《隐喻：科学概念变革的助产士》，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1）。
[35] 参见[英]伯德：《库恩的错误转向》，康立伟译，载《世界哲学》，2004（4）。
[36] John Hough，Scientific Terminology，New York：Rinehart，1953，p.1.
[37] Theodore Savory，The Language of Science，London：Andre Deutsch，1953，p.34.
[38] 郑述谱：《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载《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3（3）。
[39] Theodore Savory，The Language of Science，London：Andre Deutsch，1953，p.97.
[40] Theodore Savory，The Language of Science，London：Andre Deutsch，1953，pp.91-92.
[41]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2] Ilse Bulhof，The Language of Science：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 Hermeneutical Ontology，with a Case Study of Darwin’s The Origin of Species，Leiden/New York：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1992，p.135.
[43] Wolfgang Yourgrau，Allen Breck（eds.），Physics，Logics and History，New York：Plenum Press，1970，p.94.
[44] John Locke，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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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Howard Sankey，The Language of Science：Meaning Variance and Theory Comparison，Language Sciences，2000，p.22.
[47] 郭贵春：《当代科学实在论》，20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48] Ilse Bulhof，The Language of Science：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 Hermeneutical Ontology，with a Case Study of Darwin’s The Origin of Species，Leiden/New York：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1992，pp.155-156.
[49] [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132～13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