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库恩更多地关注语言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日渐体现出明显的语言学转向特征，进而影响了其早期的观点。应当说，相比其提出范式理论的60年代，库恩在后期理论中，更多地使用与语言相关的术语、范畴和理论来进行思想的表述，诸如“词典”（lexicon）、“不可翻译性”（untranslatability）、“语言共同体”（language communities），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库恩思想变化的本质性差异和特征，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词典”取代了“范式”。在此之前，“范式”已经是一个被用滥的术语，而且其具有过多的语义歧义，因此，库恩的兴趣逐渐从对范式的功能意义的研究，转向了对科学活动中所使用的科学语言的本质问题上，也就是开始朝着维特根斯坦化的思想方向发展。所以，现在科学家所讨论的不再是关于范式的问题，而是关于理论的“词典”。在库恩看来，词典具有的内涵在于：（1）词典所包含的那些种类词（kind-term）及其指称的种类，既构成了世界，又将世界分割为彼此关联的范畴。因此，词典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跟世界之间具有特定的互动关系。（2）种类之间的相关关系由词典的结构所组成，这就是词典的分类结构（taxonomic structure）或词汇结构（lexical structure）。分类结构的出现在库恩后期思想中举足轻重，因为“拥有一个词汇系统、一套结构化的词汇，这就使得接近可用该词汇来描述的各种世界成为可能。而使用不同的词汇系统（比如不同文化或历史阶段的词汇系统），将会接近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相近、但决非完全重叠的不同可能世界”[22]。也就是说，分类词汇决定了可能世界。（3）分类词汇是理论的词汇表。每一个科学理论都有它不同的结构化的词典，通过自然的、社会的、科学的种类概念，构成了在分类学上具有秩序的结构。但词典要先于理论而得到应用，从而词典对于科学问题的表述和求解、科学理论的形成和规则来说，是先决性条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指出，“到目前为止，我称为词汇分类结构的，或许应更为恰当地称为概念图式。这里的所谓的概念图式不是信念集，而是使得该信念成为可能的一种特有的思维运作模式。它们要先于信念，为信念集提供基本素材，并且限定何种信念对于该语言共同体来说是可以想象的”[23]。由此可见，作为思维运作的模式的结构化词典，取代了范式所具有的规范世界和经验的功能，不同的语言把不同的结构强加于世界之上，它们为经验的可能性提供了前提。库恩进而讲道：“当从其第二层的、相对的意义上讲的先在时，即‘知识对象的概念构成’这一意义上，我的结构化的词典就类似于康德的先在，它们两个都是由世界的可能经验所构成的，但两者都没有规定经验应当如何。而是，它们都由无限大的可能经验域所构成，可能令人信服地存在于它们得以进入的实际世界中。”[24]这进一步体现出沃尔夫语言思想对库恩的影响。当然，因为词典跟科学理论相关联，所以会随着理论的变化而改变，体现出深刻的历史性特征。

其二，“科学共同体”变成了“语言共同体”。由于库恩后期思想把“词典”居于核心地位，从而早期思想中通过范式而组织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变成了通过“词典”而结合的“语言共同体”，也就是，科学共同体成为使用词典的科学家语言共同体。范式不同体现出的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也变成了不同时期词典中词汇表的变化。因为词典和理论的关联性，所以，当新的种类词进入特定理论语言中后，它的意义的变化引发了词典的变化，从而改变了词典的结构。词典的结构变化使得理论无法再得到准确表述，由此，理论本身也就发生了变化，成为具有新的词典的理论。

对于语言共同体来说，词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对话者彼此之间使用的是不同的词汇系统，则一段给定的字符有时会形成不同的陈述。某一个陈述在用这一个词汇表述时，可能具有真值，但在用另一词汇表述时则不然”[25]。所以，当词典取代范式之后，科学革命意味着对科学词典进行变化的强烈要求，用新词典取代旧的词典。因为在新的科学语言语境或词典状态下，词典实质上的变换也就是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变化。不同的科学家语言共同体具有不同的词典，只有在相同的结构化词典中，科学理论的意义和术语的指称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也就是说，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词典的情况下，不同的科学语言共同体才能实现彼此的理解和交流。由此，根据其成员所共有和使用的不同的词典，可以把语言共同体彼此之间区分开来。

所以，科学理论之间所具有的差异，比如哥白尼的“行星绕着太阳转”和托勒密的“行星绕着地球转”之间的差异，就不仅仅是一种事实上如此的差别，而更是语言体系或结构上的不同。按照库恩的理解，如果说过去习惯上说“不同的科学陈述表述了不同的科学事实”的话，那么现在应当改变为“事实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不同语言背景的陈述者对事实进行了不同的描述”。这深刻体现了库恩前后期思想的巨大变化。

其三，“不可通约性”转变为“不可翻译性”。当词典将科学家分割为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之后，由于各种语言共同体所持有的词典中词汇分类结构不同，所以会造成对话障碍。但是，在此，库恩放弃了早期表述这一现象时使用的“不可通约性”，而同样代之以语言学化的处理方式，即用“不可翻译性”来表述这种交流失败。在库恩看来，早期的“不可通约性”的表述像范式概念一样，宽泛而含糊。因为不可通约性指的就是范式之间缺乏共同的量度，造成不可量度的原因既可以是本体的、认识的，也可以是语义的、概念的，范围太广而无法做出精确界定。因此，库恩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可通约性的关键问题上，即影响科学共同体交流的科学语言，这样，科学共同体之间缺乏共同量度，就变成了语言共同体之间缺乏共同科学语言的问题，也就是没有居于两者之外的第三种语言存在，从而能够将两者进行对等翻译。这样就把“不可翻译性”凸显出来了。

但是，两个科学共同体有共同的第三种语言，这一要求仍然比较宽泛。为此，库恩进一步集中在科学语言的结构化词典上，即语言共同体所有成员共有的词汇表的结构，它为成员提供了相同的分类范畴和种类词。在库恩看来，这是因为，“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必须具有相同的词汇结构，当然，他们可以因对同一语言的词汇系统的不同接受，而产生各异的理解和应用。否则，必将导致相互的不理解以及最终的交流中断……此外，如果交流双方的核心词汇结构不同，那么本来仅仅是对事物的不同见解，就变成了相互无法理解。潜在的交流者将面临不可通约性，即双方之间面临一种特有的令人沮丧的交流中断”[26]。所以，拥有共同的词汇分类结构，是交流的必然前提。在同一语言共同体内部，可以因使用和标准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但毕竟可以相互翻译达到理解。而如果没有共同词汇结构的话，那么他们所认识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各自使用不同语言，就会不可翻译两种语言的词汇分类结构不相同的区域，进而造成交流障碍。

总之，库恩后期思想体现出明显的语言学转向特征，他试图将早期思想中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和问题，都通过语言学化的途径来进行重新解决。这一点，为重新认识科学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这就是，“对于以往之思想的重构，史学家要像人类学家研究他类文明一样来进行，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必须找到一些会说他种语言的人，以及他种语言与自己语言中某些范畴之间对应关系。史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寻找这样的范畴和同化相应语言上”[27]。这正是库恩后期整个思想的实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