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布料即使再华美，如果带来了饥饿和不幸，也毫无美感可言。

——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印度活动家

可持续性是对质量的新定义。这是奢侈品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新常态。

——弗朗索瓦·皮诺特 开云集团首席执行官

前文讲了奢侈品时尚的方方面面，从其魅力、社会地位、时装秀、艺术化、街头服饰到奇异的经济现象，那么它的弊端有哪些呢？时尚产品的生产和推广引发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最广为人知的是薪酬低、雇佣童工、缺乏就业保护、化学污染和安全问题。这些问题见于孟加拉国、印度、越南、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洪都拉斯等国，比如2013年孟加拉国拉纳广场（Rana Plaza）的大楼坍塌事故，导致楼内的服装厂中有1127人死亡。

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都与平价时尚和快时尚的生产有关。众所周知，这些时尚公司不断向生产厂家施压要求让价，同时要求给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普拉托市是意大利的服装和皮革制品重镇，其历史可追溯到12世纪。1992年，中国移民来到普拉托，当时许多意大利工厂面临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低成本竞争，陷入财务困境。中国企业家重新开放作坊和工厂，从中国进口布料，模仿意大利时装设计，工作时间很长，生产的服装都贴标“意大利制造”。

意大利的大型时装公司都有自己的打版工厂。时装公司首先将缝纫工作计件分包出去，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包模式已经扩展到中档品牌的裁剪和缝纫，而意大利工匠传授高端技能。据报道，到2010年，来自温州的意大利籍华人生产的服装、配饰和手袋已遍及古驰、普拉达、芬迪、巴黎世家、圣罗兰、迪奥、菲拉格慕和香奈儿等品牌。在这些工厂生产的部分时装配饰会被运往上海和北京。

也是在2010年，时任范思哲董事长的政治家桑托·范思哲（Santo Versace）提出一项法规：如果一件时尚产品的制造过程中有两个步骤在意大利完成，就可以贴上“意大利制造”的标签。因此，这个术语并不一定意味着“由意大利人制造”，也不一定意味着“由熟练的工匠制造”——尽管成品必须通过品牌检查员的质量检查。普拉达解释说，其产品“凭借与意大利传统手工艺的深厚渊源而脱颖而出”。

发达国家还面临着一个与中档时尚就业相关的问题。这类案例集中出现在茱莉娅·门西蒂耶里（Giulia Mensitieri） 2018年出版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工作》（The Most Beautiful Job in the World）一书中。她在4年的时间里收集了50个员工的案例进行研究，剖析了意大利和法国的奢侈品时尚产业对创意工作者的压榨。门西蒂耶里的结论是“……时尚界有一个矛盾的规则：一份工作越是能积累名气，越是能带来象征性和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创意工作者的报酬就越低”。其中一个案例研究是关于“米娅（Mia）”，她是一名造型师，其部分薪酬是奢侈品品牌时装的购物代金券。米娅买不起房，她睡在朋友家，常到麦当劳解决吃饭问题。

当米娅受雇于奢侈品品牌参与时尚摄影时，她乘坐商务舱，住豪华酒店，在高级餐厅用餐。等拍摄结束，米娅会拿到一张价值5000欧元的代金券，可以在品牌门店购物时使用，也纳入正常收入范围征税。米娅本可以打折出售她的代金券，但在时尚界工作，意味着她需要穿戴奢侈品品牌服装和配饰。

在关于奢侈品时尚行业的文献中，类似的故事屡见不鲜，薪酬微薄的时尚工作者和T台模特的部分报酬并非以金钱形式结算——通常只是沾沾品牌的光环或有接近著名设计师的机会。没有哪位奢侈品公司的高管否认过门西蒂耶里书中的故事。人们对此的普遍反应是借用卡尔·拉格斐鞭辟入里的那句话，“时尚是完全不公平的。没别的，就是这样”。

所有时尚，无论是奢侈品时尚还是较低档次的时尚——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对环境的影响。石油工业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行业。时尚行业及其相关的纺织品生产则是污染第二严重的行业。时装生产每年排放12亿吨温室气体，超过国际航运和海运排放的总和。每一秒钟，我们的世界都会有一卡车的衣服被丢弃在垃圾填埋场。纽约市估计，每年扔进垃圾填埋场的衣服有9万余吨。

牛仔布是对环境不友好的一类时尚产品。每生产一条牛仔裤，耗水量高达7000升。每年生产的20亿条牛仔裤则需要170万吨化学品。这些消耗有望减少。一些品牌已经大幅降低了水和化学品的使用量。2019年秋，日本迅销集团——旗下有优衣库和海尔姆特·朗（Helmut Lang）等品牌——生产了1800万条牛仔裤，该公司称与以前的制造方法相比，用水量减少了90%。

千禧一代将可持续性视为购物选择的一个考虑因素，1/3的人表示，如果一个品牌密切关注社会和环境问题，他们更愿意购买其产品。但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只有一小部分消费者愿意花更多钱买可持续产品，一些调查显示，这部分消费者只占整个消费群体的17%。

另一个问题是这个行业持续发出“服装的生命周期很短”的暗示，这一点在明星活动的报道中不言自明。如果一个明星（或皇室成员）被拍到穿同样的服装反复出镜，会招来议论和鄙视。尤其是在公众关注度最高的场合——比如红毯、奥斯卡颁奖典礼或戛纳电影节。懂得酷风尚的女明星往往将穿过一次的时装弃之不用。时装秀在这方面就更隐晦了，数百人飞往多个城市，这意味着价值数百万欧元的时装，在一场不到一小时的大秀后就面临着被拆解的命运。

时尚行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季末未售出的时尚产品。即使是一线大牌在销售当季时装，也只能以全价销售出一半。每年全球生产超过1000亿件服装。假设全价和打折服装的平均销售率为80%。一些奢侈品和高端时装的销售率低至20%。在80%的情况下，意味着每年有200亿件服装成为业内所说的“死库存”。那么营销渠道中的任何参与者最终在时装季末时都持有库存，因此都是输家。

那200亿的数字还只是新衣服。根据《时尚商业评论》（The Business of Fashion）的数据，2019年，西方消费者平均购买的服装比15年前多60 %，并且每件衣服保留的时间是以前的一半——一半以上的情况下，不到一年。在西方市场，每年因此产生250亿件废弃衣物，其中85%最终被填埋。

那么当每个新的时尚季到来时，时尚品牌和零售商会如何处理未售出的库存呢？对于平价时尚和快时尚品牌来说，显然“以大幅折扣出售未售出的服装”是一种习惯性选择。75%的平价时尚和大约1/3的快时尚销售都已经在走打折价。但对于奢侈品时尚和高端时尚来说，降价会带来长期负面影响，因为它折损了品牌的独特性，并且让消费者以后也依赖于折扣。对于少量的剩余库存，有二手服装（“古着”）店消化，实体的、线上的都有。许多以这种方式供应的“二手”服装实际上是新的——有时只是去掉了原来的品牌标签。

另一个选择是焚烧——把所有卖不出去的衣服都烧掉。英国时尚品牌博柏利的2017/2018年度财年业绩报告称，“今年实际销毁的成品成本为3700万美元”，高于前一年的3500万美元。（最初，该公司声称他们选择焚烧是因为它能产生能量。）该报告发布之后，焚烧处理出现在媒体头版头条。五年时间里，博柏利销毁的商品总价值为1.3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成衣和配饰。博柏利每年焚烧的产品平均价值2700万美元，这样做的目的恰恰是为了“维护品牌价值”。

这份报告在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负面评论。《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甚至称“博柏利”（Burberry）为“烧柏利（Burnberry）”。媒体发酵一周后，博柏利公开承诺不会再以这种方式解决库存过剩问题。两年之后，再无其他奢侈品时尚生产商做出同样的承诺，犹见焚烧处理大概有多普遍。

奢侈品时尚品牌也许可以将卖不出去的衣服剪标之后捐给流浪者收容所。但这样可能会让一位花4500美元买了一条独家连衣裙的VIP顾客，与一个无家可归的、在街角行乞的人撞衫。

一个更好的选择是将过剩库存捐赠给时尚奢侈品买家较少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洪都拉斯或刚果，或者至少以当地买家可以承受的价格出售。然而，捐赠（即倾销）大量未售出的服装对当地服装业有负面影响，而服装业很有可能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主要的就业来源。截至目前，最成功的选择是灰色市场[23]，至少对某些过剩产品来说是如此。如今，当消费者在网上搜索某个品牌，或从在线平台购买时，可能就会遇到灰色市场的商品。

灰色市场商品有几个不同的来源。最常见的是奢侈品品牌和高端品牌在中等收入、非竞争市场向未经授权的经销商销售过剩产品，经销商承诺不会将产品送回西方市场销售。这些衣服已经经过剪标处理，但出售前可能会重新贴标。欧洲品牌将巴西、土耳其、阿根廷和一些亚洲市场视为目的地，令人惊讶的是，澳大利亚也赫然在列。一位时尚业内资深人士将灰色销售描述为奢侈品集团可以操纵开关的“水龙头”，至于是开还是关，取决于这些公司当季的“未售出产品”百分比或者是否实现了当季的销售目标。很少有奢侈品品牌讨论这种做法。业内人士表示，古驰、普拉达、迪奥、路易·威登和华伦天奴都使用过这种“水龙头”机制。

出现灰色市场，也是因为存在故意过量订购的现象。Ordre是一个在线批发平台，向世界各地的时装精品店和百货商店出售斯特拉·麦卡特尼等品牌的奢侈品。西蒙·洛克（Simon Lock）是Ordre平台的首席执行官，他讲到，西方零售商有时会以批发价（约为零售价的1/3）转售库存，加小幅的差价作为利润卖给其他代理商。然后，代理商再将产品转售给精品店，精品店会在标价的基础上打很大折扣。令人担忧的是，送往这些市场的时装将被运回美国或欧洲，可能会被贴上仿冒的奢侈品品牌标签，然后通过未经授权的奥特莱斯店销售。其中有些产品可能通过互联网卖给西方买家。这样不仅影响了时尚公司的自家门店，还挑战了奢侈品时尚主张的“永不讨价还价”的价格设定。

灰色市场的服装会严重损害一个品牌的声誉。在马克·汤盖特（Mark Tungate）的《时尚品牌：品牌风格——从阿玛尼到飒拉》（Fashion Brands: Branding Style from Armani to Zara）一书中，讲到在灰色市场商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博柏利的经典格子图案丢了销量又折地位的前因后果。博柏利向日本灰色市场零售商大量销售产品，这些零售商以低于博柏利亚洲标价的价格出售这些产品，然后将其运回欧洲，在那里打折销售。博柏利当时的首席执行官罗丝·玛丽·布拉沃（Rose Marie Bravo）结束了该品牌的灰色市场销售，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博柏利品牌的常规零售价产品在一些顾客看来仍价格过高。

其实有一个解决库存过剩问题的简单方法，但是还没有一家公司尝试过这种方法，即使尝试也是为了试而试。“为商店生产过剩库存”的替代解决方案是高定模式，即每个精品店起初仅掌握不同款式、颜色和尺寸的样衣，只有在顾客下单后才会追加产量。按单定制对客户来说有一个优势，因为这样可以量身定做服装。然而，当香奈儿尝试在收到零售商订单后才生产成衣时，会加剧经销商在季初订购样衣的爆单情况。零售商在季初因销量损失带来的成本很高，而库存过剩的问题到季末才需要应对。

定制面临的不是技术性问题。我们其实不缺制作个性化服装的照相机和人体扫描仪。但是一个女人会为定制服装等上好几个星期吗？一件在丹佛订购、巴黎或米兰郊区制作的礼服从订货到交货需要多长时间？既然时装公司必须根据订单定做，那么成本会更高吗？或者如果季末浪费的衣服减少，总成本会更低吗？如果一名女性愿意接受另一项购买测试，并且对于“我会穿这件衣服20次以上吗？”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为此而等待的时间可能更容易接受。

博柏利和其他品牌正在转向另一种营销方式，即适用于更多服装系列的一种方式——我之前在街头服饰中称之为“限量发售”（drops）。限量发售会激发消费者的兴趣，一旦当限量发售的库存售罄，就不会补货。但是限量发售用于配饰销售效果是最好的。名牌服装需要尺码、试衣和改衣。由于限量发售提供的数量有限，所以限量发售再多次也无法解决重要的库存问题。

回到可持续性的问题——“17%的购买者愿意为可持续性花更多的钱”，这个比例会增加吗？答案是“可能会”，但速度会很慢。已经有几个品牌向可持续性方向转型，但只有一个大牌斯特拉·麦卡特尼——是众所周知地在实践这一理念。作为一名成功的时装设计师，斯特拉·麦卡特尼并非师出无名。她是保罗·麦卡特尼爵士的女儿。家族背景和财富地位赋予她曝光度和财务自由，也让她在推崇可持续性这件事上更顺理成章。她再一次向我们阐释了名人在奢侈品时尚中扮演的角色。

在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上学期间，麦卡特尼师从萨维尔街著名的裁缝爱德华·塞克斯顿（Edward Sexton）。1995年毕业典礼上，她的超模好友凯特·摩丝和娜奥米·坎贝尔穿着她设计的八套毕业秀服装走上T台，背景音乐是她父亲创作的一首曲子。《纽约时报》在对这场毕业秀的报道中对坎贝尔和保罗爵士进行了采访。毕业后，她加入了巴黎的蔻依时装公司，后因拒绝将皮草或皮革面料纳入自己的时装系列而受到关注。

25岁时，麦卡特尼成为蔻依的创意总监。她的处女秀系列赢得热烈评论。2000年，29岁的她获得了VOGUE时尚基金年度时装设计师奖。

2001年，麦卡特尼回到伦敦，并成立了自己的品牌，与开云集团各占50%的股份。她在2018年回购了开云集团的股份，然后在2019年向路威酩轩集团出售了少数股份。紧接着，麦卡特尼被任命为路威酩轩集团执行委员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顾问，以及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伯纳德·阿尔诺的特别顾问。

截至2019年年中，麦卡特尼在全球拥有60家门店。她生产的鞋履和手袋采用合成皮革等“动物友好型”面料，坚决不用皮毛。她会利用从可持续森林获取的木浆制成的有机棉花和粘胶纤维（人造丝）。PVC（聚氯乙烯）作为一种鞋履和外衣中发现的塑料，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她设计的夹克和手袋采用的是涂有植物油的聚酯和聚氨酯。她宣称自己在生产运动鞋的过程中不用胶水，因为胶水是由动物的器官煮熟而成。其他公司也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她的创意。古驰、范思哲、阿玛尼和博柏利都表示将放弃皮草。一些品牌已经停止使用PVC材料，但是除斯特拉·麦卡特尼以外，还没有其他时尚大牌放弃皮革。还有一些品牌开始倚重粘胶纤维和人造丝，以限制森林砍伐。

麦卡特尼的产品之一是阿迪达斯经典鞋款Stan Smith的素食版，据说除了她的头像在鞋舌的一侧、网球冠军斯坦·史密斯的头像在另一侧之外，与原版没有什么区别。麦卡特尼设计的Stan Smith鞋款每双售价为235英镑，是原版的2倍多。麦卡特尼的创新并没有解决时尚垃圾的处理问题，尽管她设计的衣服在垃圾填埋场里生物降解速度更快。

2020年9月，香奈儿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发行了约7亿美元的可持续发展债券，这是时尚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创意、有前途的途径。这些债券的利率略低于市场利率，但如果发行人在债券有效期内没有达到既定的涨幅目标，债券持有人将面临巨额罚款。这些债券也是很好的营销手段，可以吸引公众关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倡议。

如果行业倡议不能解决环境问题，政府很有可能会介入。2019年七国集团峰会（G7）达成了一项“时尚公约”，签署国一致认为降低时尚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的影响是可取选择。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敦促下，30家公司签署了协议，包括香奈儿、普拉达和爱马仕，但没有路易·威登。文件中有关于碳中和目标的声明，但没有约束力。开云集团力争各方承诺到2025年禁用塑料袋。最终达成一致的最后期限是2030年，而这个期限——即7年后，也只是自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