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焦虑也表现在某些迷信中，例如普遍认为被经期女性碰触的花朵会凋谢。

在这段介绍之后，作者转向现代人和单独的个体。她重申每个人都必须应对相似的焦虑——原因是认识到两性差异以及女性有周期性出血的“威胁性”征兆。每个孩子迟早都会发现两性差异和女性有月经的事实。在意识或无意识中，这样的知识在儿童内心运作，引发其对自身性器完整性的焦虑念头。每个人会根据自身的体质、发展状态和可能的神经症来回应这样的知识。

查德维克详细描述了在女人的月经前、月经中和月经后，女人、男人、孩子和雇员身上都发生了什么——显现在外的和隐藏的——按照规律性的周期。他强调了由经期女子的抑郁倾向和普遍神经紧张引起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争执。这本书非常戏剧化地描述了男人和女人对月经的普遍神经质的态度如何传递给孩子。以及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如何再次显示相同的困扰——认同机制在这种现象中起着主要作用——还有他们又如何再把相同的问题传递给下一代。神经症就以这样的方式代代相传。本书可以向父母和教育者提供许多有趣的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并改变他们的态度，也许可以预防对未来一代进一步的伤害。

凯伦·史蒂芬医生（Dr.Karin Stephen）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精神分析心理位置的某些层面，然而关于这个问题仍有一些方面她并未涉及。在我看来，这些方面对理解超我的起源意义重大，也和沃丁顿医生（Dr.Waddington）的理论密切相关。

在此我将简要概述我在儿童精神分析工作中证实的一些事实，这些也是我希望大家注意的事实。在婴儿的心中，“好”的感觉首先出现在愉悦的感官经验中，或者，至少是没有内在和外在的痛苦刺激。（因此食物是特别好的，实际上，食物带来了满足，也使不适感得到了释放。）邪恶就是导致婴儿痛苦和紧张的东西，以及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和渴望的东西。由于“我”（me）和“非我”（not-me）之间的区分在开始时几乎不存在，内在的好和外在的好、内在的坏和外在的坏，对孩子而言几乎是相同的。然而，很快，“善”和“恶”的概念（虽然“概念”这个抽象的词语，并不适用于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并且高度情绪化的过程）就扩展到他周围真实的人身上。根据儿童对父母的感觉，父母也被投注了好和坏，然后再次被纳入自我之中。在儿童的心中，他们的影响决定了个体对善和恶的概念。在投射和内射之间的往返运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在童年时期的头几年建立起与真实的人的关系，同时超我的各种层面也在心中被建立起来。

儿童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人的形象（首先是他的父母），这些人就像是他自己的一部分，这种心理能力由两个事实决定：一方面，来自外在和内在的刺激（开始时几乎无从区分）变得可以互相交换；另一方面，婴儿的贪婪（他想要纳入外在的好的愿望）增强了内射的过程，外在世界的某些经验几乎同时变成他内在世界的一部分。

婴儿天生的爱和恨的感觉首先集中在母亲身上。回应母亲的爱和照顾，爱得以发展；恨和攻击则是由挫折和不适所激起的。同时，母亲成为婴儿投射自己情绪的客体。通过将自己的施虐倾向归诸父母，婴儿发展出超我残酷的层面（正如史蒂芬医生已经指出的）；但是，他也将爱的感觉投射到身边的人身上。通过这些方式发展出慈爱的有帮助的父母形象。从生命的第一天开始，这些过程就受到照顾者的实际态度的影响。而外在世界的实际经验与内在经验不断互相影响。孩子受到必要的身体和心理需要的驱使，在赋予父母爱的感觉的同时，他也因此建立起后来的理想自我。如果没有母亲的食物和照顾，他会毁灭，他整体心理的安好和发展，有赖于他在心中安全地建立起友善和保护的形象。

超我的各种不同层面，在所有连续的发展阶段中，都源自孩子感知父母的方式。形成超我的另一个强有力元素，是孩子对自身攻击倾向的厌恶，早在生命最早的几个月，他就无意识地经验到这种厌恶。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早期心理的一部分反抗另一部分的现象呢？——这种与生俱来的自我谴责的倾向，也是良心的根源。在孩子无意识的害怕中可以发现一个强制的动机：在孩子心中，渴望和感觉是全能的，一旦他暴力的冲动占了上风，这些冲动会对父母和自己造成破坏，因为在他的心中，父母已经变成他自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超我）。

孩子特别害怕会失去他爱的和最需要的人，这不仅在他心中引起约束自己攻击行为的冲动，也使他产生另一种冲动——保存他在幻想中所攻击的客体的冲动，使它们恢复正常，弥补他可能已经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这种做出修复的冲动，推动、导向了创造的冲动和所有建设性的活动。现在，早期善恶的观念中加入了某些东西：“善”变成了保存、修复和再创造那些他的憎恨所危及到或已伤害到的客体；而“恶”则变成他自身危险的憎恨。

于是，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及社交和合作的感觉，就被感觉为道德上的好，因此它们是阻止或克服罪疚感的最重要的方法。当超我各种不同层面统一在一起（成熟和平衡良好的人就是这样），罪疚感也不会失去作用，而是和对抗它的方法一起整合到人格之中。如果罪疚感太强，且无法得到恰当的处理，它可能会导致产生更多罪疚感的行为（比如在罪犯身上），并成为所有病态发展的原因。

当这些规则在心中扎根：“你们不应该杀戮”（最初是爱的客体）和“你们应该从破坏中拯救”（还是指爱的客体，首先是从婴儿的攻击中拯救），就建立了一种道德模式，这种模式是普遍的，也是所有道德体系的基础，尽管它会有多重的变异和扭曲，甚至完全反转。原初爱的客体，可以被人类广大兴趣范围中的任何事物所取代：一个抽象的原则，甚至一个单一的问题，都可以代表爱的客体，而这样的兴趣似乎和道德感相去甚远（一个收藏家、发明家或科学家，为了更进一步追求目标，甚至也许觉得可以犯下谋杀罪）。然而这个特殊的问题或兴趣，在他的无意识心灵中代表着原初所爱的人，因此必须被拯救或再创造。任何阻挡他达成目标的事物，对他而言都是恶的。

关于原初模式受到扭曲甚至反转，在心中立刻浮现的一个例子是纳粹（Nazi）的态度。在这里攻击者和攻击行为已经变成被爱和被欣赏的客体，而被攻击的客体则转变成恶的，必须被根除。这种反转可以在早期无意识的关系中得到解释——在与潜意识幻想中被攻击和受伤的第一个人的关系中。因为害怕它会用它被伤害的方式进行报复，于是客体转变成一个潜在的迫害者。然而，被伤害的人和所爱的人是同一个人，而所爱的人应该被保护和恢复原状。若这种早期的害怕过甚，更易于将受伤的客体当作敌人。若结果真是这样，恨就会在爱恨的挣扎中取胜，而且，所剩的爱也会被分散掉，以特殊的方式导致超我的恶化。

在个体心中对善恶进行评价，还有一个步骤是应该提到的。就像史蒂芬医生所指出的，成熟和心理健康是“好”的。（然而，尽管“和谐的成熟”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好”，但这绝非成人对“好”的感觉的唯一状态，因为“好”的种类和规则是多方面的，甚至在那些平衡有时被严重干扰的人身上也是如此。）和谐和心理平衡（更进一步是快乐和满足）意味着超我已经被自我整合，而这进一步意味着超我和自我之间的冲突已经大幅度降低，并且我们可以与超我和平相处。这也相当于我们和那个最初又爱又恨的人达到了和谐，而超我即源于此人。从早期的冲突和情绪开始，我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我们的兴趣和目标所针对的客体也已几经更迭，并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愈加复杂，他们的转变也越来越大。无论我们感觉离自己的原初依赖有多远，也无论我们从达到我们成人的道德要求中获得了多少满足，在我们心灵的深处，那种最初的渴望始终存在——即保存和挽救我们所爱的父母，并与他们达到和解。获得道德满足的方式有很多，不论是通过社交、合作的感觉和追求，还是通过离外在世界更远的种种兴趣，每当我们产生道德良好的感觉，在我们的无意识心灵中便实现了这种原初渴望：与我们爱恨交织的原初客体达成了和解。

注释：

[1]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

[2]翻译自德文。

[3]Woman's Periodicity by Mary Chadwick（1933）——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