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发现，孩子对于他所损坏的玩具的态度是非常有启示性的，通常他会将这样的玩具（代表兄弟姐妹或是父母）放置在一边，忽略它一段时间，这表明他不喜欢损坏的客体，由于他有被迫害的恐惧——害怕那个被他攻击的人（由玩具所代表）变得具报复性而令自己陷于危险之中。这种迫害感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掩盖了同样因为他所造成的伤害而引发的罪恶感与抑郁感；结果是，罪疚感与抑郁可能强烈到导致了迫害感的再增强。不过，有一天这个孩子可能会在他的抽屉中寻找这个损坏的玩具。这暗示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能够分析某些重要的防御，由此减弱了被迫害的感觉，并且使他们体验到罪疚感与想修复的冲动。当这件事发生时，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孩子与特定兄弟姐妹（玩具所代表的）之间的关系或是他的一般关系，都已发生了改变。这个改变证实了我们的印象：被害焦虑已经减弱了，而且随着罪疚感与修复的愿望一起，过去曾被过度焦虑所阻碍的爱的感觉，现在也凸显出来。对另一个孩子或是同一个孩子在分析的稍后阶段，罪疚感与修复的愿望可能会发生在攻击行为之后，而且对于在幻想中已被他伤害的兄弟或姐妹所表现的温柔相当明显。这种改变对于性格形成、客体关系及心理稳定的重要性，再高估也不为过。

诠释工作的一个基本部分，是必须要亦步亦趋地跟随爱与恨之间的波动：一方面是快乐与满足，另一方面是被害焦虑与抑郁。这意味着分析师不应该对孩子弄坏玩具表现出不悦，但是他也不该鼓励孩子表达其攻击性，或是暗示他玩具可以被修复。换句话说，他应该让孩子能够在自己的情绪与幻想浮现出来时去体验它们。我的技术中始终如一的部分，是不使用教育或是道德上的影响力，而是完全恪守精神分析的程序，简而言之，包括了解病人的心理，并且向他传达在其中发生了什么。

游戏活动可以表达无限多样的情绪处境，例如：挫折与被拒绝的感觉、对父母或是兄弟姐妹的嫉妒、伴随嫉妒的攻击性、拥有玩伴和对抗父母的盟友的快乐、对新生儿或腹中胎儿的爱与恨及随后的焦虑、罪疚感、想要修复的冲动等。我们也在儿童的游戏中，发现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与细节的重复，经常与其幻想交织在一起。具有启发性的是：有时候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真实事件未能进入他的游戏或是自由联想中，而且，所强调的重点有时都落在了明显次要的事情上。但是，这些次要的事情对孩子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它们激发了他的情绪与幻想。

四

许多儿童在游戏方面受到了抑制，这种抑制并没有完全阻碍他们进行游戏，但是可能很快会中断他们的活动。例如，一个小男孩被带来做单次的面谈（在未来有可能进行分析，但是在当时父母亲要带他一起出国）。我在桌上放了一些玩具，他坐下后开始玩。很快，游戏发展成许多意外的事件：冲撞、玩具人摔倒，以及他想要再将它们站立起来，等等。在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出非常多的焦虑，然而因为当时并未准备要治疗，我没有给予诠释。数分钟后，他悄悄地溜下椅子，说：“玩够了。”便走了出去。从我的经验来看，我相信如果这是治疗的开端，而且我诠释了他在对玩具的行动上所表现的焦虑，以及相应的对我的负向移情，那么我应该能够充分化解他的焦虑，让他继续游戏。

下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说明造成游戏抑制的某些原因。有一个3岁零9个月大的男孩（我曾在《儿童精神分析》中用“彼得”这个名字来描述他），他非常神经质，[8]他的困难是无法游戏、不能忍受任何挫折，羞怯而哀愁，不像男孩子，但有时却具有攻击性且傲慢自大，对家人的态度非常矛盾，特别是对母亲。她告诉我，彼得在一次暑假之后变得糟糕至极。在假期中，18个月大的他和父母同房，而且有机会观察到他们的性行为。在假期中，他变得非常难管，睡眠很差，并且夜里反复遗便在**——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样了。此前他可以自在地玩耍，但是那个夏天以后，他停止了游戏，并且对玩具非常具有破坏性。他对玩具除了破坏之外，什么都不做。不久之后他的弟弟出生了，这更增加了他的困难。

第一次治疗时，彼得开始游戏，他很快就让两匹马撞在一起，而且对不同的玩具重复同样的动作。他还提到了他有一个小弟弟。我对他解释说：马匹与其他互撞在一起的东西代表了一些人。他刚开始时排斥这个诠释，后来就接受了。他又将马匹撞在一起，说它们要睡觉了，然后用积木将它们盖起来，又说：“现在它们死了，我把它们埋起来。”他将汽车头尾相接排成一列（在后来的分析中，这种排列方式清楚地象征了他父亲的阴茎），让它们成列行驶，然后突然发起脾气，将它们丢到房间四处，说道：“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圣诞礼物弄得粉碎，我们什么也不要。”因此，摔他的玩具在其无意识中代表了摔他父亲的**。在第一次治疗中，他真的弄坏了几个玩具。

在第二次治疗中，彼得重复了第一次治疗中的某些材料，特别是将汽车、马匹等撞在一起，并且再次提到他的弟弟。因此，我解释说他在向我显示他的父母是如何将他们的**撞在一起的（当然我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还认为他们这样做导致了小弟弟的出生。这个解释引出了更多的材料，说明了他跟弟弟与父亲非常矛盾的关系。他把一个玩具男人放在一块积木上，叫这块积木是“床”，他把玩具丢下，说它“死了”，“完蛋了”。接着，他用两个玩具男人（他选择了他已经弄坏的玩具）重演了同样的事情。我解释说第一个玩具男人代表他的父亲，他想把他从母亲的**丢开，并杀了他；那两个玩具男人中的一个就是他的父亲，另一个则代表他自己，父亲会对他做同样的事情。他会选择两个损坏的玩具的原因是：他感觉如果他攻击父亲的话，父亲和他自己都会受伤。

这些材料说明了许多重点，对此我只提出其中一两点。因为彼得目睹父母**的经验，在他的心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且激发了强烈的情绪，例如嫉妒、攻击性与焦虑，这是他在游戏中最早表达出来的东西。毫无疑问，他对此经验不再有任何意识层面的认知，也就是说这个经验被压抑了，而且他只能通过象征性的表现传达这一经验。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我未曾诠释那些撞在一起的玩具是一些人的话，他也许不会产生在第二次治疗中所出现的材料，而且如果我无法在第二次治疗时对他显示他抑制游戏的某些理由（通过诠释他对玩具的破坏），他将很有可能（就像他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那样）在破坏玩具以后就停止游戏了。

有些儿童在治疗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像彼得或是那位只面谈一次的小男孩一样无法游戏，然而很少见到一个孩子会完全忽视摆在桌上的玩具，即使他不理会这些玩具，他仍然经常会让分析师洞察他不想玩的动机。儿童分析师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收集资料并加以诠释，任何活动，例如在纸上涂鸦、剪纸，以及任何行为的细节，例如姿势或面部表情的改变，都能够提供关于孩子心中正在发生什么事的线索，都有可能与分析师从孩子父母那里听到关于其困难的事情有关。

我已经说了很多诠释对于游戏技术的重要性，并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它们的内容。这带来一个我常被问到的问题：幼儿在智力上能够理解这样的诠释吗？我和同事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如果诠释与材料中的明显部分有关联的话，这些诠释就可以被充分理解。当然，儿童分析师在给予解释时，必须尽可能地简明与清楚，也应该运用孩子的表达方式。只要将孩子呈现的材料的基本要点转译为简单的话语，就能够触及那些在当时最为明显的情绪与焦虑。孩子在意识上与智力上的了解，通常都是一个“后续的”过程。对于儿童分析的新手来说，一个有趣而令人讶异的经验是，即使在非常小的幼儿身上，也能发现获得洞识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通常远比成人要好。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可以由以下的事实来加以解释：幼儿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联系比成人更为紧密，而且婴儿期的压抑比较不那么强烈。我也相信婴儿的智力经常被低估了，事实上他了解的比被认定的更多。

我现在要通过一个儿童对我诠释的反应，来说明我刚说的事情。彼得（我已经提供关于他的分析的一些细节）曾强烈反对我这样的诠释：被他从“床”上摔下来的那个“死掉了”、“完蛋了”的玩具男人代表了他的父亲（诠释对所爱的人的死亡愿望，通常会引起儿童极大的阻抗，与成人一样）。在第三次治疗中，彼得又带来了类似的材料，但是现在他接受我的诠释，并深思地说：“如果我是爸爸，有人想把我丢到床后面去，并且让我死掉，让我完蛋，我会怎么想呢？”这表明他不只修通、理解、接受了我的诠释，而且还认识到了更多。他了解自己对父亲的攻击感觉是造成他害怕父亲的原因，以及他曾经将自己的冲动投射到父亲身上。

游戏技术的要点之一始终都是移情的分析。如我们所知，病人在对分析师的移情中重复了早期的情绪与冲突。我的经验是：通过在我们的移情诠释中，将病人的幻想与焦虑追溯到其起源处，也就是婴儿期以及他与最初客体的关系上，我们就能从根本上帮助病人。因为通过重新体验早期的情绪与幻想，并且了解它们与原初客体的关系，病人就能够在根源上改变这些关系，因此有效地减弱焦虑。

五

回顾我最初几年的工作，我想挑出一些事实来加以讨论。在本文开头处，我曾提到：在分析最早的儿童病例时，我发现我的兴趣集中在其焦虑及对这些焦虑的防御上，这带领我更深层地进入了孩子的无意识和幻想生活中。这种特别强调背离了精神分析的观点——诠释不该进入无意识太深，而且不应该经常给予诠释。即使这样做涉及了技术上很彻底的改变，我仍然坚持我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方式带领我进入了新的领域，因为它开启了对婴儿早期幻想、焦虑与防御的了解，这些在当时大多仍然是尚未加以探索的部分。当我开始将我的临床发现做理论性的阐释时，我觉得这一点变得清楚了。

在对莉塔的分析中，令我惊讶的现象之一是她的超我非常严厉。我曾经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描述了莉塔如何惯于扮演严厉与惩罚的母亲，这个母亲对待（由洋娃娃或是我所代表的）孩子非常残酷。而且，她对母亲的矛盾情感，她极度需要受到惩罚、她的罪疚感及夜惊，都让我认识到严厉而冷酷的超我在这个2岁零9个大的孩子（很清楚是回到了更早的年龄）心中运作着。这个发现在其他儿童的分析中得到了证实，我得到的结论是：超我发生于较弗洛伊德所假设的更早的阶段。换句话说，我发现他所构想的超我，其实是延续好几年发展的最终产物。更进一步观察的结果是：我认识到超我是某种被孩子感觉为以具体的方式内在运作的东西，它包含了各种从他的经验与幻想中建立起来的形象，它源自于他已经内化（内射）其父母的那些阶段。

这些观察接着在分析小女孩时带来了一个发现，即首要女性焦虑情境（female anxiety situation）：母亲被感觉为原初的受害者，她是外在与内化的客体，攻击孩子的身体并从孩子身上拿走她想象的孩子。这些焦虑是源自女孩幻想中对母亲身体的攻击，目的是抢夺其内容，也就是粪便、父亲的阴茎及孩子们，并导致了害怕受到类似攻击的报复。我发现这种被害焦虑与很深的抑郁及罪疚感结合，或交替发生着。这些观察继而带领我发现了“进行修复”的倾向在心理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的修复，比弗洛伊德对于“强迫性神经症的抵消”与“反向形成”的概念更为宽广，因为它包括了各种过程。借由这些过程，自我感觉自己抵消了在幻想中所造成的伤害，而且恢复、保存并复活了客体。这种倾向的重要性，与罪疚感息息相关，也在于它对所有升华和心理健康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我在研究对母亲身体的幻想性攻击时，很快就发现了肛门与尿道的施虐冲动。上文中我曾提到，在莉塔的案例（1923）中，我认识到超我的严厉，对她的分析极大地帮助我了解到，对母亲的破坏冲动如何成为罪疚感与被害感的诱因。有许多案例使我更加清楚破坏冲动的肛门与尿道施虐性质，其中之一就是我在1924年分析的一个3岁零3个月大的女童楚德（Trude）。[9]当她来找我治疗时，她受苦于各种症状，诸如夜惊与大小便失禁等。在其分析早期时，她要求我在**假装睡觉，然后她说要攻击我，要看我的屁股里有没有大便（我发现大便也代表了孩子们），她要将它们取出来。在这种攻击之后，她蜷缩在角落里，假装她在**，自己盖上抱枕（这是要保护她的身体，而且也代表了孩子们）。在此同时，她真的尿湿了，而且清楚显示她非常害怕会受到我的攻击。她对于已内化的危险母亲的焦虑，证实了我最初在莉塔的分析中所获得的结论。这两个分析都是短期的，部分原因是父母们认为已经达到足够好的进展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