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提供一篇主要关于游戏技术的文章以作为这本书的引言[1]时，我受到了以下考虑的鼓励：我和儿童与成人的工作，以及我对精神分析理论整体的贡献，基本上是源自于与幼儿工作时所发展的游戏技术。这并不意味着我后来的工作是游戏技术的直接应用，但是我在早期发展、无意识过程，以及能够触及无意识的诠释的本质中获得的洞识，已经在我对于较大的孩子及成人的工作上有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我将要简短概述我的工作从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发展出来的步骤，但是我将不会对我的发现提出一个完整的总结。在1919年，当我开始第一个个案时，已经有人进行了对儿童的精神分析工作——特别是胡格-赫尔姆斯（Hug-Hellmuth，1921）医生，不过她没有从事过6岁以下儿童的精神分析。尽管她使用图画，偶尔以游戏作为媒介，但并未将游戏发展为一种特殊的技术。

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既定的原则：分析师应当非常节制地给予诠释。除了少数的例外，精神分析尚未探索无意识的深层次：对儿童来说，这种探索被认为具有潜在的危险，这个谨慎的观点反映在一个事实上，即在当时及之后的几年中，精神分析被认为只适用于潜伏期（latent period）之后的儿童。[2]

我的第一位病人是一个5岁大的男孩，在我最早出版的文章[3]中，我用弗里茨（Fritz）这个名字称呼他。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只要影响母亲的态度就足够了，我曾建议她应该鼓励孩子自由地与她讨论许多未能说出口的问题，这些问题明显存在于他内心深处，而且阻碍了他的智力发展。这么做有了好的效果，但是他的神经症并未被充分缓解。很快，我决定应该要对他进行精神分析。这么做时，我偏离了某些既定的原则，因为在孩子呈现给我的材料中，我诠释了我认为最急迫的部分，并且发现我的兴趣专注在他的焦虑及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上。这种新的方法很快使我面临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我在分析这个病人时，所遭遇到的焦虑是非常急迫的，而且，虽然我观察到焦虑一再因为我的诠释而缓解，使我确信我工作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我会因为被表面化的新焦虑的强度而感到不安。在这个时候，我向卡尔·亚伯拉罕医生请教。他回复说，既然到目前为止，我的诠释经常带来舒缓的效果，而且分析明显有进展，他不认为需要改变处理的方式。我被他的支持所鼓舞，在之后的几天里，孩子的焦虑从原先的高峰大幅地减弱，达到更进一步的改善。从这个分析所获得的信念，强烈地影响了我全部的精神分析工作。

当时的治疗是在孩子的家中进行，用的是他自己的玩具。这个分析是精神分析游戏技术的开始，因为从一开始，这个孩子主要就是通过游戏来表达他的幻想与焦虑，而且我不断地向他解释游戏的意义，结果是在他的游戏中有更多的材料浮现出来。也就是说，基本上我已经在这个病人身上使用了诠释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成为我的技术特色。这种处理方法符合精神分析的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自由联想，当我诠释的不仅是孩子说的话语，也解释他玩玩具的活动时，我将这个基本的原则应用在孩子的心理上，而孩子的游戏与各种活动（事实上也就是他的整体行为），是他们用来表达成人借用言语所表达内容的方法。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也受到弗洛伊德建立的两个法则的指引，从一开始我就将它们视为基本法则：探索无意识是精神分析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分析移情关系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

在1920年和1923年之间，我从其他儿童案例中获得了更进一步的经验，但是游戏技术发展中确切的一步，是我在1923年治疗一个2岁零9个月大的孩子时所做的精神分析。我已经在我的《儿童精神分析》[4]一书中，以莉塔（Rita）之名提供了这个儿童案例的细节。莉塔的困扰是夜惊（night terrous）和动物恐惧症，她对母亲的态度非常矛盾，同时她黏母亲到无法被单独留下的程度。她有明显的强迫性神经症，而且有时候非常抑郁。她的游戏都受到抑制，无法忍受挫折，这使她越来越难养育。我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案例，因为我分析这么小的孩子，完全是一项新的试验。第一次治疗似乎印证了我的担忧，当莉塔和我被单独留在育婴室时，她立即表现出了一些我认为是负向移情的迹象；当时，她焦虑而沉默，随即要求去外面的花园，我同意了，并且随她同去（我要补充的是，在她的母亲与保姆看来，这是失败的迹象）。在10-15分钟后，当我们回到育婴室时，她们很惊讶地看到莉塔对我相当和善。对这种转变的解释是：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曾经解释她的负向移情，这再一次违反了一般的做法。从她说的一些事情，以及她在开放空间里比较不那么害怕的这个事实，我的结论是：当她单独与我在房间的时候，她会特别惧怕我可能对她做的某些事情。我解释了这一点，并提及她在夜里的惊吓，我将她怀疑我是一个具有敌意的陌生人联结到她的恐惧：夜里有坏女人会在她一个人时攻击她。在这个诠释之后几分钟，当我提议回到育婴室时，她立即同意了。如我之前提到的，莉塔在游戏方面的抑制是明显的，她除了强迫性地帮洋娃娃穿脱衣服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做。但是，我很快了解在她的强迫症底下隐藏的焦虑，并且诠释了它们。这个案例加强了我那正在成长的信念：对儿童进行精神分析的前提，是要了解并且诠释那些幻想、感觉、焦虑，以及游戏所表达的经验，或者是（如果游戏被抑制了）造成抑制的原因。

如同对弗里茨一样，我在孩子的家中做分析，并且用她自己的玩具，但是在这个仅仅维持了数月的治疗中，我得到的结论是：精神分析不应该在孩子的家中进行，因为我发现虽然她非常需要帮助，她的父母也认可了我应该试试精神分析，但她母亲对我的态度非常矛盾，而且整个气氛对治疗带有敌意。更重要的是，我发现移情的情境——也就是精神分析程序中最重要的的部分，只有在病人能感觉到治疗室或游戏室（事实上是整个分析）是与其日常家庭生活分开时，才能被建立起来并且加以维持。因为只有在此条件下，病人才能克服他对于体验及表达那些不符合常规的思想、感觉和欲望的阻抗。对儿童来说，他们感觉这些不符常规的事情是与许多被教导的事情相抵触的。

也是在1923年，在分析一个7岁的女孩时，我做了更有意义的观察。她的神经症困难明显并不严重，但是她的父母担心她的智力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虽然相当聪明，但是跟不上其他同龄的孩子，她不喜欢学校而且有时候会逃学。以前她与母亲的关系是有感情并依赖的，但自从她开始上学以来就变了，她变得羞怯而沉默。我对她做了几次治疗都没有什么进展。已经清楚的是，她不喜欢学校，从她胆怯地说出来的事情以及其他意见，我已经能够做一些诠释。这些诠释制造了一些材料，但是我的感觉是自己无法用这个方法获得更多进展。有一次我又发现这个孩子没有反应并且退缩，我离开她，告诉她我稍后会回来。我到我自己小孩的婴儿房拿了一些玩具、车子、小人物、几块积木和一辆玩具火车，把它们放进箱子里，再回到病人那里。这个小孩之前并不曾画画或是从事其他活动，但她立即对这些小玩具产生了兴趣，开始玩起来。从这次游戏中，我推断两个玩具小人代表了她自己和一个小男孩（他是我之前曾听她提过的一个同学），看起来这两个小人的行为存在不为人知的秘密。其他玩具人偶被认为是在干预与监视，被厌恶地放在一旁。她玩这两个玩具的方式带来了一些灾难，例如摔倒或是撞车，这与焦虑升高的迹象一起重复着。这时候我提到她游戏中的细节并解释道：有些性活动似乎曾经发生在她与她的朋友之间，而之前她非常恐惧这一点会被发现，因而不信任其他人。我指出她在游戏时曾经变得焦虑，而且似乎就要停止游戏。我提醒她，她不喜欢学校可能与她害怕老师会发现她与同学的关系而惩罚她有关，最重要的是她很害怕，而且不信任母亲，现在她可能对我有同样的感受。这个诠释对孩子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她的焦虑与不信任刚开始时升高了，但是很快就转变为明显的释然。她的脸部表情改变了，虽然没有承认或否认我的诠释，但是接着她通过制造新的材料及变得更自由地玩耍与说话，显示了她的赞同，她对我的态度也变得更为友好而且较少怀疑。当然，与正向移情交替发生的负向移情一再浮现，但是从这一次治疗以后，分析开始顺利地进展。正如我被告知的，同时还有一些好的改变发生在她与家人的关系上，特别是她和母亲的关系。她对学校的排斥减弱了，对学业变得更有兴趣，但是她在学习方面的抑制，源于很深的焦虑，只能在治疗过程中逐渐地消解。

二

我刚刚叙述了使用我特别为儿童病人保留在箱子里的玩具（我将玩具装入这个箱子，第一次带到治疗室），证实它们对于她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经验和其他的经验，帮助我决定哪些玩具最适合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5]我发现一件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用小的玩具，因为它们的数量与多样性，能够让儿童广泛地表达各种幻想与经验。为了这个目的，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玩具必须是非机械性的，而且人形只有颜色与大小的分别，不应该显示任何特定的行业，它们非常简单的形式可以让孩子根据在游戏中所浮现的材料，将它们用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中，因此他能够同时呈现各种经验与幻想，或者真正的情境。这也让我们有可能对于其心理运作获得一个比较连贯、有条理的图像。

与玩具的单纯简单一致，游戏室的设备也是简单的，它不包括任何精神分析所不需要的东西。[6]每个孩子的玩具被锁放在一个特定的抽屉里，因此他知道只有分析师和自己知道他的玩具及他与它们的游戏（相当于成人的自由联想）。上文所提到的那个我第一次用来给那个小女孩取玩具的箱子，就变成了个别抽屉的原型。而个别的抽屉则是分析师与病人之间私密与亲密关系的一部分，代表了精神分析的移情情境。

我不认为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必须完全依靠我特别挑选的游戏材料，在任何情况下，儿童通常会自发地带来自己的东西，而这些玩具的游戏很自然就进入了分析的工作。但是，我认为由分析师提供的玩具，必须大致上符合我刚才描述过的那种类型，也就是简单而非机械性的小玩具。

不过，玩具不是游戏分析的唯一必需品。许多的儿童活动不时会在洗手台附近进行，洗手台那里应备有一两条小毛巾、杯子与勺子。有时他会画画、写字、涂色、修理玩具等，有时则会玩游戏，在其中他分派角色给分析师和自己，例如玩商店、医生和病人、学校、母亲与孩子的游戏等。在这种游戏中，儿童时常会扮演成人的角色，不只表达了他想要倒转角色的愿望，也显示出他如何感受父母或是其他权威者对待他的方式，或是应该表现的方式。有时候他会通过扮演父母的角色，对孩子（由分析师所代表）施虐，以发泄攻击性和愤怒。不论幻想是通过玩具还是戏剧化来表现，诠释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因为不论使用什么材料，基本的是要在技术层面下应用分析的原则。[7]

攻击性以各种直接或是间接的方式在儿童的游戏中被表达出来，经常是玩具坏了，或是当孩子更具有攻击性时，会使用刀子或剪刀攻击桌子或木片，水和颜料飞溅四处，使治疗室变成了战场。让孩子能够释放其攻击性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了解为什么在这个特殊时刻的移情情境中，破坏冲动会浮现，并且要观察这些破坏冲动在孩子心理中发生的后果。例如当孩子弄坏了一个玩具小人之后，罪疚感可能很快会随之而来，这种罪疚感不仅归因于真正的伤害，也归因于该玩具在孩子无意识中所代表的人物，例如弟弟、妹妹或是父母。因此，诠释也必须处理这些更深的层次。有时候根据孩子对分析师的行为，我们可以推断出不仅罪疚感，被害焦虑也是其破坏冲动的后果，以及他害怕被报复。

我已经时常能够对孩子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不能忍受对我身体的攻击。这样的态度不仅保护了精神分析师，对分析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攻击如果没有加以约束，容易激发孩子过多的罪疚感与被害焦虑，因而增加治疗的困难。有时候我会被问到如何防止身体攻击的发生，我想答案是我非常小心地不去抑制孩子的攻击幻想。事实上，我给了他机会让他用其他方式将这些幻想付诸行动，包括对我口头上的攻击。我越是能及时诠释孩子攻击的动机，就越能够掌控情境，但是对某些患有精神病的儿童来说，有时候很难保护自己免于他们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