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开始精神分析工作之初，我的兴趣集中在焦虑及其诱因上，这样的兴趣让我可以更容易地去了解攻击性与焦虑之间的关系。[33]对幼童的分析（为此我发展了游戏的技术）支持了这一研究方向，因为这些分析显示：只有靠分析幼童的施虐幻想与冲动，并且对存在于施虐性与焦虑诱因中的攻击成分有更多的认识，幼童的焦虑才能获得缓解。如此较完整地评估攻击性的重要性，使我获得了一些特定的理论性结论，这些结论曾发表在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1927）上。在该文中我就儿童的正常发展与病理发展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在生命第一年出现的焦虑与罪疚感，和内射与投射的过程密切相关，也和超我的发展及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初阶段密切相关。还有，在这些焦虑中，攻击性以及对它的防御机制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大约1927年之后，循着这些方向，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的工作者展开了进一步的工作。在该学会中，许多精神分析师利用密切合作的工作方式，为了解攻击性在心理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做出了无数的贡献。[34]然而，若对精神分析思考作一个纵览，过去10-15年中，这个方向上的观点改变则显得如凤毛麟角一般稀少了。不过，近来这些思想已日渐增多。

对攻击性进行不同以往的新工作，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认知到修复倾向的主要功能，也就是生本能对抗死本能的一种表现。从此，我们不仅可以用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破坏冲动，对生本能与死本能的互动也有更完整的了解，更因此对力比多在所有心理与情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多的认识。

在本篇文章里，我已经清楚阐释了我的主张：死本能（破坏性冲动）是引发焦虑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我对于导致焦虑与罪疚感的过程所进行的说明中，也暗示了破坏冲动所朝向的原初客体也是力比多贯注的客体；而且，正是攻击性与力比多的相互作用（基本上，既是两种本能的两极对立，也是两者的融合）引发了焦虑与罪疚感。这种相互作用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力比多对破坏冲动的缓和作用。力比多与攻击性两者互动的最佳状态，意味着死本能的永恒活动而产生的焦虑，虽然从不止息，却受到生本能力量的对抗，并且确保其不造成威胁。

注释：

[1]《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S.E.21，第132-133页）。

[2]同上引文中第138页。在同一本书中（第130页），弗洛伊德接受了我的假设[发表在我1928年的文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以及1930年的《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在某种程度上，超我的严厉源于儿童的攻击性被投射到超我身上。

[3]《根据心理障碍来看力比多发展简论》。

[4]《根据心理障碍来看力比多发展简论》，第496页。

[5]同上，第495-496页。

[6]参见：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7]《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a）.

[8]在《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一书的第八、九章中，我从各个角度更加完整地阐释了这个问题。

[9]《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1923，S.E.19，第54页）。

[10]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126-127页。

[11]《受虐狂的经济问题》（The Economic Problem in Masochism，1924）。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首次将新的本能分类应用在临床问题上。“道德受虐狂因而变成了本能融合存在的典型例证之一。”（S.E.19，第170页）

[12]同上，第164页。

[13]见：《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在1946年，我获得了这样的结论：这种原初的焦虑情境在精神分裂疾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4]S.E.19，第165页。

[15]参见：伊萨克斯（Issacs）1962年的文章中给出的例子：男孩说他母亲的**曾经咬过他，女孩认为母亲的鞋子会吃掉她。

[16]《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S.E.20，第140页）。

[17]对于和阉割恐惧相互作用的焦虑来源的详细讨论，见我的论文《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克莱因文集，第一卷）。

[18]在《儿童精神分析》（第124页及其后）中，我提出婴儿最早的喂食困难是被害恐惧的表现。（我指的是喂食困难，是即使母亲奶水充足且没有外部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形成令人满意的喂食情境）。我的结论是：当这些被害恐惧过度的时候，便会导致对力比多欲望的深远抑制。又见于我的文章《婴儿的情感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Infant）。

[19]关于焦虑与罪疚感之间联系的重要参考，包含在下面的文字中：“在此，也许我们可以高兴地指出，罪疚感充其量不过是焦虑的一种地形学变体”（《文明及其缺憾》，S.E.21，第135页）。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明确地区分了焦虑与罪疚感，在讨论罪疚感的发展时，他提到“罪疚感”这个术语的使用和早期“坏良心”的表现有关，并说道：“这种心理状态被称为‘坏良心’，但实际上它不该被如此称呼。因为在这个阶段，罪疚感明显只是一种对爱的丧失的恐惧，是一种‘社会性’焦虑。对幼童来说，它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在很多成人身上，它也不过是改变到以下程度而已：父亲或双亲的位置被更大的人类社会所取代——一个重大的改变只发生在权威经由超我的建立而被内化的时候，良心的现象于是达到了更高的阶段。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才能谈论良心或罪疚感。”（S.E.21，第124-125页）

[20]费伦齐，《性癖好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Sexual Habits，1925，第267页）。

[21]《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

[22]虽然如此，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在这个阶段，母亲的脸、双手以及她整个身体的“在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逐渐建构起来的母子关系中，在这个关系里的母亲是完整的。

[23]躁狂防御的概念及其在心理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我的两篇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与《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中有较为详细的讨论，这两篇文章皆出自《克莱因文集Ⅰ》。

[24]马尼-基尔在他的论文《朝向共同的目标——精神分析对伦理学的贡献》（Towards a Common Aim-a Psycho-Analytical Contribution to Ethics）中，将被害与抑郁两种焦虑的区别，应用在对于一般伦理学的态度上，更特别应用在对于政治信念的态度上，在他的著作《精神分析与政治》（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s）中拓展了这些观点。

[25]《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第165页）。

[26]《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第167页）。

[27]弗洛伊德提到这种源自于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两种焦虑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与某些神经症的焦虑有关。“危险是可知的，但是与它有关的焦虑却过度强烈，超过了适当的程度——分析表明，未知的本能危险会依附在一个可知而且真实的危险上。”（同上，第165-166页）

[28]同上，第136页。

[29]《抑制、症状与焦虑》，第163页。

[30]《精神分析新论》（1932），S.E.22，第87页。

[31]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指出：“如果一个正常人被置于严酷的内、外在压力中，或者如果他生病了，或在某些方面失败了，我们可以在他身上观察到其最深层的焦虑处境的完整而直接的运作。然而，由于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有可能罹患一种神经症，理所当然地，他永不可能放弃他旧有的焦虑处境。”

[32]参见：宝拉·海曼（1952）的文章，她在其中讨论到这一理论偏见，即偏重于探讨力比多以及它对理论发展的影响。

[33]对焦虑的着重强调，在我早期出版的著作中就已经存在了。

[34]参见：里维埃（1952）的论文附带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