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再多，基本的东西只有几样，概括说来就是：形、事、情、理、典五个要素，我们可以称之为“文章五诀”。其中形、事、情、理正好是文章中不可少的景物、事件、情感、道理四个内容，又是描写、叙述、抒发、议论四个基本手段。四字中“形”“事”为实，“情”“理”为虚，“典”则是作者知识积累的综合运用。就是我们平常与人交流，也总得能向人说清一个景物，说明白一件事，或者说出一种情感、一个道理。所以这四个字是离不开的。因实用功能不同，常常是一种文体以某一种手法为主。比如，说明文主要用“形”字诀，叙述文（新闻亦在此列）主要用“事”字诀，抒情文主要用“情”字诀，论说文主要用“理”字诀。正如一根单弦也可以弹出一首乐曲，只跑或跳也可以组织一场体育比赛。但毕竟内容丰富、好听、好看的还是多种乐器的交响，和各种项目都有的运动会。所以无论哪种文体，单靠一种手法就想动人，实在很难。一般只有“五诀”并用才能做成斑斓锦绣的五彩文章。试用这个公式来检验一下名家名文，无不灵验。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一篇“记”，但除用一两句小叙滕子京谪守修楼之事外，其余，“霪雨霏霏”“春和景明”都是写形，“感极而悲”“其喜洋洋”是写情，而最后推出一句震彻千年的大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形、事、情、理四诀都已用到，文章生动而有深意，早已超出记叙的范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一篇讲国家图强的论文，但却以形说理，一连用了“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等九组十八个形象，这就大大强化了说理，使人过目不忘。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从张思德牺牲说起，是事；沉痛哀悼，是情；为人民服务，是理；引司马迁的话，“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典。特别是借典说理，沉稳雄健，是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支点。

有人说马克思的文章难读，但是你看他在剖析劳动力被作为商品买卖的本质时，何等的生动透彻：“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在这里，“形”字诀的运用，已不是一个单形，而是组合形了。可知，好文章是很少单用一诀一法，唱独角戏、奏独弦琴的。我们平常总感到一些名篇名文魅力无穷，原因之一就是它们都暗合了这个“文章五诀”的道理。

常有人抱怨现在好看的文章不多，原因之一就是只会用单一法。比如，论说文当然是以理为主，但不少文章也仅止于说理，而且还大多是车轱辘话，成了空洞说教。十八般兵器你只会勉强使用一种，对阵时怎能不捉襟见肘，气喘吁吁。不要说你想“俘虏”读者，读者轻轻吹一口气，就把你的小稿吹到纸篓里去了。前面说过，形、事为实，情、理为虚，“五诀”的运用特别要讲究虚实互借。这样，纪实文才可免其浅，说理文才可避其僵。比如钱钟书《围城》中有这样一句话：“（男女）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蜘蛛就要挂网。”这是借有形之物来说无形之理，比单纯说教自然要生动许多。

“文章五诀”说来简单，但它是基于平时对形、事、情、理的观察提炼和对知识典籍的积累运用。如太极拳的掤、捋、挤、按，京戏的唱、念、做、打，全在临场发挥，综合运用。高手运笔腾挪自如，奇招迭出，文章也就忽如霹雳闪电，忽如桃花流水。

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

中国从古至今，以一篇文章而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和文化思想的美文为数不多。我排了一下有十篇。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政治美文”，就是说既要有思想，还要文字美。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文章提出了一个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的思想；二、文章中的一些名句熟词广为流传，成为格言、座右铭，有的已载入辞典，丰富了民族语言；三、文章符合艺术规律，词、句、章，形、情、理都达到了美的要求。如果我们只是就文字“选美”，当然还会选出更多，如王勃的《滕王阁序》等，那是另一个范畴。下面按这个标准一一分析。

贾谊的《过秦论》，探讨一个政权为什么会灭亡。为政必须施仁政，不能反人民。后来说到农民起义时常用的词“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即出自本篇。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探讨生命的价值，提出一个做人的人格标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成语“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即出自本篇。

诸葛亮的《出师表》，提出忠心耿耿的为臣之道和勤恳不怠的敬业精神。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亲贤臣，远小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等广为流传。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文学的手法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从中可以看出老庄哲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子。西方的政治名著《乌托邦》《太阳城》与其相类似。“桃花源中人”“只知秦汉，不识晋魏”，已成后人常用的成语。而“桃花源”已经是理想社会和优美风景的代名词。

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探讨一个政权怎样才能巩固，并且塑造了一个较理想的君臣关系样板。提出“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提出“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就是1942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谈的政权周期律。后人常说的“居安思危”“水可载舟覆舟”，即出于此。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人、为政理念。这句名言成了范之后所有进步政治家的信条。范的这篇文章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都做到了形美、情美、理美，是用文学来翻译政治的典范。

文天祥的《正气歌序》，提出为人要有正气的气节观，鼓舞了历代的民族英雄，成了中国人的做人标准。“天地有正气”成了战胜一切邪恶、腐败势力的旗帜。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反对保守，提倡革新。提出抛弃老朽的中国，创造一个少年中国，振兴中华。几乎通篇都是美言美句。

林觉民的《与妻书》，呼唤共和，敲响了数千年封建王朝的丧钟。再次响亮地喊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牺牲个人，报效祖国。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成为共产党人立党立国的宗旨。

这些文章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经典。

好文章是替时代立言，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全部知识和阅历的结晶，是他生命的写照。这其中不知要经历多少矛盾、冲突、坎坷、辛酸、成功与失败。这非主观意志可得，只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一篇好的文章就如一个天才人物，一个历史事件，甚或如一个太平盛世的出现一样，不是随便就能有的，它要综天时地利之和，得历史演变之机，靠作者的修炼之功，是积数十年甚或数百年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思想和艺术的高峰。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年易过，好文难有。

“哇”字牌通讯

不知怎么，翻看着新闻参评稿，思维之车一下滑向感叹词这个轨道。古文感叹用“兮”，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用“噫”，范仲淹“噫！微斯人，吾谁与归”；用“哉”，梁启超“壮哉，我少年中国”。现代白话文用“啊”、用“呀”、用“哎”。古今文章不知读了多少，不管“兮、噫、哉”还是“啊、呀、哎”都觉得很自然，说话人在流露真情。近年来在都市人的口语中，悄然出现了一个“哇”字。这个字很有意思，妙在它所表现的情感，不但有七分真情，还有三分假意。“哇！真好吃。”“哇！我好开心。”好吃、开心是真，但真感叹之外还有三分的自我表演与自我欣赏。

现在一些记者不喜写消息喜写通讯，因为消息太简单不便发挥。写通讯又专爱写一种“哇”字牌通讯。一提笔就先“哇”一段感叹的话。你不把这十行八行，甚至几段的“哇”语读完，你真不知道这篇文字要说什么。写抗洪救灾的稿子就先说：“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出现过一个大禹……”要记一件事必先说：“历史记下了这个时刻……”要是记一个人可能这样开头：“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总之它的模式是一定不提事情本身，而是用最大的语气，从最远处大大地“哇”一声，然后才进入报道本身。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批评那种“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的报告模式。这种通讯是一历史、二哲学、三文学、四才轮到新闻。每次评奖都能遇到这种扯旗唬人、泰山压顶，近万字的大通讯。为什么非要从海外、天边不厌其远地扯起呢？据说是追求文章的气魄、力度，高屋建瓴。但这实在不必。

新闻不是抒情诗，像李白一开篇就“噫吁戏，危乎高哉！”不是论文，先摆论点；也不是小说，先设悬念或发议论，像《安娜·卡列尼娜》那个著名的开头。新闻是信息传播，要求直说，不能太长，不许绕圈子。所以这种所谓的气魄、力度是借机自我表现。就如自负又浮浅的姑娘见了好景好物先“哇”一声，其眼睛的余光却在扫着旁人：我的天姿、风度如何？这种通讯的作者开篇先“哇”一段时，也在偷眼看读者的表情：“我的知识、才气如何？”

过去我当记者时与一位青年作家同桌吃饭。他问：“记者与作家有什么不同？”我说：“你们是为自己的，我们是为他人的。”他大惑不解。我说：“比如碰到同一个题材，作家首先想，我能创作一篇好小说，得奖、成名。记者首先想，要将此事用最快的速度、最简洁的手法告诉读者。”文学作品力求有作者的个性，新闻作品则力避作者的影子，力求客观。文学有我，新闻无我。任你才高如山，情炽如火，凡读者不需，一毫而不赘。就是要这种目明如镜，心静如水。新闻又是历史，后人只看事实。作者的这些花腔、花絮不要说什么经历史的风雨，我们现在评稿，时隔不过数月，摆在桌上的“哇”段文字已做作得叫评委们如坐针毡了。好像在看大人表演儿歌，又像看小儿板着脸学大人朗诵，作者在场也会赧颜避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