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干部不会说话

在一次干部座谈会上，主持人一再提醒与会者讲实例，讲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但一天下来仍是千篇一律，个个如念文章、读文件。结果弄得听者呆坐，记者叫苦。现在某些干部学历挺高，文化不低，却为何“不会说话”了呢？

细细观察有三种“不会说话”：一是离了稿子不会说。某些干部张口就是拿稿来，讲话必要稿子，甚至主持会议的几句开场白、结束语，包括感谢、鼓掌之类的话也要打印工整。真不知道这样发展下去，请客宴宾是不是也要备下“请饭词”，与菜单同步置于桌面，每菜一句，直到“再见，慢走”。讲话不是不能用稿，重要的场合不仅必须用稿，而且还要反复讨论几易其稿。但如果没有稿子就不能讲话，这已不是说话的能力问题，而是为政者的为政资格问题。

二是交流性的话不会说。常见一些讲话者一念到底，听者反应如何、会场效果如何全然不管，讲完了就完了。讲话是一种交流，在会场上讲话虽不能如朋友聊天那样一来一往，但总要看看听者的眼神专注不专注，会场气氛集中不集中。现在科学已发展到人机对话、人机交流，连电脑都能感知人的情绪，根据人的要求应变，而我们一些干部反倒成了落伍的机器，许多会开得不生动，讲话不引人，就是因为讲者缺乏这种随机应变的本事，而这本是一个常人最普通的本能。成语“对牛弹琴”，就是说不看对象，不求效果。人家来开会，听你讲，是带着问题来，想解决问题。对这些不管不顾，只能说明讲话人或是官僚主义应付差事，或是不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应变的智慧。如果考察干部，只看这一条，就能看出他的工作态度及智商的高低。

三是举例说明不会说。这说明他没有干多少实事。人总是在用思想指导行动，干部指导工作除了有思想，还要有典型，这叫有虚有实。但许多干部在讲话时却只虚不实，你让他举例说明，他做不到，即使做了，也例不证理，驴唇不对马嘴。因为平时本来就少调查研究，心中没有典型，没有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悟出的道理，从来没有完成过一个实践——理论——实践的全过程。中央文件传到省，省到县，县到乡，等到向上汇报时，嘴上说的还是文件上的话。一个不会用自己亲力亲为的事例来说明问题的人，在思维上必然没有从感性到理性的转换功能，在工作上也绝对不会有什么新创造。

如果离开稿子不会说，回答问题不会说，举个例子不会说，还会说什么话呢？就剩下官话、套话、虚话、假话，工作也成了演戏、念台词、走过场了。这种干部要之何用！

官场说官

因为一直在媒体工作，随手写下一些谈干部工作、生活的文章，出版社集为《干部修养谈》，其实名“官场说官”更合适。我先是当记者，接触官场；后自己也更进了官场，有了直接体验；退下来后又在一旁静观。总之，都是近距离观察，亲身经历。

近距离看到了什么呢？涉及法律的贪腐大事不说，道德、作风修养方面较普遍的有三类。一是假大空，搞形式。如会议多、文件长、讲话空、摆场面等，形式主义已经到了自己也分不清是真是假的程度。有一次采访，听官员汇报，只是低头念稿。我实在忍不住，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能不能不看稿，请抬起头，眼睛看着我。对方立即手足无措，不会说话。干部成了演员，离开台子就不会演，这是很可怕的。书中《开会与讲话》《老百姓怎么看政治》就是谈这类问题。

二是私心难除，虽也吃苦耐劳，办了不少好事，但总留有一个“私”字的尾巴，要表现自己，好虚名，要回报。如给自己立碑、出书，如卖弄才艺，好表演。这也可怕，一个身担重责的干部，虚名都不舍，何谈牺牲？书中《大干部最要戒小私》《碑不自立，名由人传》属此类。

三是人格不独立，这是封建遗毒。人格上的低头弯腰，必然发展到组织上的拉帮结伙，这也很可怕。习近平讲，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近来揭发出来的高干结帮犯罪就是这种性质。书中《对国家领导人不要称爷爷》《一把跪着接过的钥匙》是谈这个问题。当然主流方面是好的，书中还有许多正面论述，如《老祖宗不能丢》《朱镕基不修传》《李瑞环的文风》等。

治国先治吏，无论是党务、政务，干部队伍的建设一直是头等大事。干部者，骨干、干练部分之谓也。它是一个团体、一项事业的核心，也是一种信仰、一种理想的示范者。中国古代提倡“以吏为师”，我们讲榜样的力量。遵纪守法是红线，思想修养是功底。过去讲修养主要讲党性修养，现在看来还不够。这一方面是因为事业发达了，党外干部增多；另一方面，党性是最高要求，而修养则需要一个更宽大的基础，塔基要大，修养才稳。所以，除过去讲的党性修养外还要加上三条：一是理论修养，需要重温马、恩、毛、邓的书，结合新实践读懂原理。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老祖宗不能丢，历史不能割裂。二是知识修养，应多读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有的错误是私心、虚荣、好大喜功造成的，有的是无知使然，如《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三是人格修养，干部、党员，首先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团体中，人格独立，才能民主团结；一个社会上，人格健全，才能政治清明。这不只是共产党的要求，古今中外都如此。干部修养实际上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社会风气的先导。

朱镕基不修传

《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了，里面一则资料很有趣。有人要为他写传，他就给人家写信说：“我必须明确表态，千万不要这么做。国事艰难，舆论纷杂，飞短流长，诚惶诚恐。如再授人以柄，树碑立传，罪不可逭。千祈停止撰写一切涉及我的回忆或评论材料，并代我广告亲友，不胜感激之至。”

借权出书立传在各级官员中已成趋势。方式有两种：一是自己写回忆录、日记，亲自立传；二是动用权力、财力，组织他人为自己立传——或二者并举。于是书市就多了一些垃圾，历史就多了一些包袱，同时也多了一点幽默，留下了一些笑话。

凡有资格立传者，必是干过一点大事，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有一定的知名度的人。传者，传（chuán）也，能传给后人一点东西才有价值。既然是为后人而立，那就让后人去做，从来都应是政声人去后。你看，凡史上有价值的传记都是经过岁月的沉淀，由后人从容道来。但急于立传者不这么看，理由是“趁我在世好核实材料”。说是核实却常是隐恶扬善，添枝加叶，自为粉饰。还有一个潜台词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着在任，何不享受一下吹捧的泡沫？说到底是私心加虚荣。

过去帝王和权贵常在生前大修陵墓，为的是死后再延享生前的荣华尊贵。生前立传有如活人修墓，也是此意。但这实在靠不住。陶渊明有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比今人还懂得唯物辩证法。连亲人也只有短时余悲，外人能念你几时？如果你没有干成一点大事，有何理由让人记住？如果你干了大事，历史又怎能忘记？再说既为官就是以身许国，还要这点虚名干什么？你看第一代领导人，毛、刘、周、朱等，没有一个人生前修传，周恩来连骨灰都不留。方志敏为敌所俘，敌兵搜遍全身并无分文。他当然也没有想到此生要为自己留一本传记。开国将帅，许多人身上都留下了累累弹痕，但谁也没有想到要给自己留本传记。再往上推，文天祥被俘九死一生，在狱中写了一首《正气歌》，他没有想到去写自传；司马迁是中国传记文学的鼻祖，写了许多至今还熠熠生辉的人物列传，却没有为自己写一个小传。封建社会的皇帝也懂得这一点，在位时不给自己修传，而是听由后人根据他的行迹来评说。传者，写人不写己，传世不娱时。

朱镕基不让人为自己修传的理由有二：一是“国事艰难”，顾不上干这种事。一个高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有心忧天下，无心抹脂粉。二是干这种傻事必将“授人以柄”，传为笑话。他说，我脾气不好，就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座右铭。朱的严厉是出了名的，性格直率，容易冲动，在任上骂人无数。朱说：“你没有贪欲，你就刚强，什么也不怕。”其实，不贪让人刚强，更让人冷静。朱镕基在修传这件事情上就不肯上当。他说：“千祈停止撰写一切涉及我的回忆或评论材料，并代我广告亲友，不胜感激之至。”你看，又求人家，又感激人家不要给他写传，真是每临大事有静气，只缘心中无私欲。其实老百姓对公务人员的要求就是少点私心，多点真话，这是底线、最低要求。但不少官员硬是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反而私随权增，利令智昏，授人笑柄。

宋子文怒辞外长

民国时期宋子文在蒋政权里任外交部长。国民党政府从成立到垮台几乎都是在风雨飘摇中，内忧外患，焦头烂额。弱国无外交，在这样的时候出任外长，应该说没有什么故事，但故事恰恰在他的身上发生了。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美、英、法三巨头在雅尔塔开会，决定苏联出兵东北，同时默许外蒙古独立，实际是投入苏联的怀抱。国民党政府大惊，派宋子文带团赴苏交涉。斯大林态度蛮横，绝不让步。蒋只得去电指示，以苏支持国民党、不支持共产党等为条件，同意外蒙独立。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宋子文认为，日寇未退，外蒙又失，怎么向国人交代？拒不签字，并提出辞职。后来这个条约由新接任的外长王世杰代表中国签字。

弱国无外交，但不一定没有硬臣。当一国之势较弱又无法立即扭转时，吃点亏是没有办法的。但至少在外交上要伸张正义，要有人来出来表现一股正气，以存民族精神的火种。楚虽三户能亡秦，只要这口气在，国失亦可复得。历史上也有许多弱国强臣的例子，最著名的是蔺相如使秦。秦强赵弱，秦王以势压人，既想要和氏璧又不给土地，蔺就做持璧撞柱状说：“你不践约，我人玉俱碎！”秦王无法，蔺完璧归赵。当此时也，席前柱下，已与秦强赵弱无关，只有正邪之辨、曲直之别和使者的胆量大小、人格高低之分了，这时赢的是一口气。其他如文天祥使元，曾纪泽使俄莫不如此。外交上有一句话：“不辱使命。”就是不辜负重托，不丢国格。相反，有时强国也有懦臣，虽理在势在，还是要奴颜婢膝。儒家修养中有一句话：达则兼顾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独善其身”不是保官、保命、保妻子、保既得利益，而是保住人格的底线。宋子文在外长任上没有签这个条约，虽没有保住疆土，但保住了正气，保住了外交的面子。当然，形格势禁，作为弱国总得有人去低头来签字。但让别人去签好了，我这个外长不能签，而且立即就辞，羞于留任其职。相信他做出这个决定是仔细权衡过的，辞去外长是件大事，这一要冒舆论压力，二要得罪蒋和政府，三要丢了饭碗。但这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守节，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对外的抗议。高官、厚禄、大权，苟非吾意之所合，一刻而不留。虽然，宋子文完全可以不这样做，他已尽了力，又是受命而为，不辞职也没有人指责，但是他良心上过不去。

在民国精神中有一个亮点，就是人格精神的独立，不合我意就辞职而去。这在此前的封建社会不多，君臣纲纪甚严，还没有这个氛围；在之后的新中国也不多，先是无限服从，驯服工具；后又跑官保官，保既得利益。民国正当旧专制之打破，如“文革”之新专制还未成，大局虽乱，精英层的人格精神却还颇有几分靓丽。1929年，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恰逢学潮，蒋介石召见却不让座，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怒：“‘文典’是长辈叫的，不是哪个都有资格叫的！”蒋拍桌子道：“无耻文人！你怂恿赤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大喊：“宁以义死！不苟且生！”欲向蒋介石撞去，幸被侍卫挡住。那时，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一言不合便辞职而去是平常事。本来，人一落地就有了生命，以后为了生活又谋一份职业，对官员来说这就是政治生命，一个官原来有两条“命”！但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矛盾复杂，诸事纷繁，常逆我心。为表明心迹，到关键时刻除申明立场，据理力争外，有两个极端之法：一是辞职，自绝政治生命；二是自杀，宁死不从。一不要官，二不要命，还我清白，守住人格。“**”中自杀的多，辞职的却没有。因为政治生命这张牌早被人收走，你连以职相拼、相抵的资本也没有了，只剩下以死明志。刘少奇在被斗之初就提出带着家人回湖南或延安种地，但不得批准。政治猛于虎，宦海难自主。一个人，当你能自由表达意见时你不表达，就被绑上了战车；当你还能辞职跳车时你不跳，就被紧紧挟裹；当你连自杀的可能都没有时，就只有任人折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