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池是晋西北最高最冷的县。春三月里的一天，我来这里是为了访问一个乡村女教师。她的事迹很简单：在一盘土炕上教书已二十五年。一个年轻女子，隐居深山，盘腿坐炕，一豆青灯，几个顽童，二十五年。这是何等清贫、坚忍的炼丹修道式的生活啊，我一定要去看看。

车子进了山，在洪水沟里，在荆棘丛中颠簸，几头黄牛拦住了路，一阵寒风袭进了窗。翻上一个山头，早没有了路。朝南走，越走越窄，渐渐容不下四个车轮，急刹车，旁边已是万丈深渊，谷底阴坡上的几棵小柏树像盆景一般。退回去，再绕到北面走，却是一坡积雪。算了，下车步行吧，远处已经看见了炊烟。风像刀子一样专找着领口、袖口往里钻。山上除了残雪，就是在风中抖动的、如钢丝一样的枯草茎。

转过一个山坳，出现一道山梁，上面散摆着一些院落。村口的第一个院子就是学校，传出了孩子们清脆的念书声。我们刚踏进院子，一个中年妇女在窗玻璃上一闪，急忙迎了出来。她就是炕头小学的女教师贾淑珍。炕头上分三排盘腿坐着十三个孩子。一个个瞪着天真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山外来客。炕下放着一溜小棉鞋。炕对面的椅子上靠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汉语拼音。贾老师迎进我们说：“天这么冷，你们好辛苦，快炕上坐。”一边让孩子们往炕里挤一挤。山里的冷天，家里最暖和的地方就是炕头，如同宾馆会客室里的正席沙发，是专让贵客的。我们不愿打扰这间小窑洞里的教学秩序，不肯上炕，她便对炕角的一个女孩班长说：“把课文再抄一遍，抄完做二十页的练习题。”就让我们到她的窑洞里。这是在学校下面的又一座院子，五孔窑洞，和普通农家没有什么两样。

我盘腿坐在炕头上。双腿感到热乎乎的，身上的寒气渐渐被逼散。挨着炕沿是一口农村常见的二尺大锅，好像我们不是来采访的，而是来走亲戚，贾淑珍揭开锅盖，急慌慌地舀水、抱柴，要做客饭。一边又心疼我们穿得太少，不知山里冷。同来的几个年轻人不会盘腿，她也还是推着人家上炕。县里的同志劝她，还是抓紧时间说会儿话，北京的记者来一趟不容易。她却坚持，不做饭也要喝点水。我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她，微胖的身子，忠厚的脸膛，执着的热情，再加上身下这盘热烘烘的土炕，一种似曾相识的意境回到我的身旁。我像在梦里，又回到了童年时的小山村。我忘不了，那时家里一来了客人就先说吃饭，以致后来进了城，不理解怎么来了客人只说抽烟。

久违了，这淳朴的乡情。久违了，这盘热烘烘的土炕。

贾淑珍终于被劝着放下柴火，坐到炕沿上，开始叙说她这段平凡的往事。

“那是1961年，我17岁，刚从初中毕业，和张亮结了婚，来到这个村。全村不到二十户，没有学校。八九个娃娃，不是在村里爬树，就是在地里害庄稼。我给支书说，我念书不多，总还能看住个娃娃吧，比他们在村里撒野强。当时队里没有窑，我刚结婚，还没孩子，就把学校办到了我的洞房里。”

“你爱人会同意吗？”

“他心好，说反正我白天劳动也不在家，炕上还坐不下十来个娃？就这样，娃娃们从各家有的拿来拉风箱的小板凳，有的拿来妈妈的梳头匣，抱在怀里，算是课桌。我把家里的一块杀猪案板洗了洗，刷上炕洞烟末当黑板，又把山上的白土碾成面，和上山药蛋粉，搓成条，就是粉笔。没有书，就回到娘家村里借，人家村子大，四十户，有个小学。”

贾淑珍坐在炕边，像叙家常一样，追忆着往事。话里并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也没有多么宏伟的计划，更没有什么壮烈的举动。一切都顺乎自然，村里的娃娃没人管，自己就当看娃的；办起学校无教室，野惯了的孩子，撕了窗户，扯了炕席。地下，雨天、雪天两脚泥；冬天烧炕，还要出去打柴、搂草烧炕。同一盘炕上四个年级，有的上算术，有的上语文，有的爱打爱闹，有的胆小不敢说话。她都靠自己无私的心，靠慈母式的情，把这批野孩子带大一茬又一茬。从1962年开始办学，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只在那花烛洞房中的土炕上，就送走了十二茬学生。到1974年他们两口子盖了五间窑，又专门给学生留了两间。学生娃多了，一间窑已经放不下。直到1983年，村里富了，才专为学校盖了三孔窑。全村35岁以下的无不是她的学生。她教的第一批学生，他们的孩子又在她的炕头上毕业升到了初中。

土炕，我下意识地摸摸身下这盘热烘烘的土炕。这就是憨厚的北方农民一个生存的基本支撑点，是北方民族的摇篮。在这盘土炕上，人们睡觉、吃饭、纺线、织布。雨雪天男人们就坐在这里编筐、织席，晚间又常挤到谁家炕头上说古拉家常。这九尺炕头便是他们的生活舞台，世世代代他们就这样繁衍、生存、进步，而贾淑珍又在舞台上加进新的内容——教育。人呱呱落地，来到这炕上，不该光吃、睡和为生存而干活，还应该有文化、有精神文明。这个普通的女教师，你给炕赋予了新的含义。

我突然想到她自己的孩子怎么办呢？作为一个女人总要拉扯孩子，屎呀、尿呀，还不就是这一盘炕？

她说：“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产假就半年。我生这三个孩子都休息一周就上课。我那些孩子也怪，不怎么费人，课间十分钟，喂喂奶，换换尿布。不会爬时用枕头围在炕角，我们上我们的课。到会爬时，用绳子挂着，炕上地方不够啊。再大一点就放到地上，扶着炕沿走，看着炕上的娃们念书。再大一点，他也就盘腿坐在炕上了。所以我那些娃们都念书早，老二今年才20岁，就要大学毕业了。”

“可是坐月子，总得有人来伺候，这里连人也转不开啊。”

贾淑珍脸上掠过一丝依稀的难以觉察的苦楚说：“我6岁上就死了娘。张亮，在我认识他时，也早就无爹无妈了。我们是两个孤儿，没有什么亲人来伺候。”

我心里不觉一紧，难得这样的两个好人，两个苦命的人结合啊。他们很少得到父母的爱，却又最懂得这种爱。25年了，在这盘土炕上，他们连同自己的，共带大了四十二个孩子。可以想见，自己孩子嘤嘤的哭声和学生娃们琅琅的书声，是怎样组成这土炕上的交响乐的。孩子扶着炕沿，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是怎样好奇地瞪着炕上这么多哥哥姐姐，还有正在小黑板上写字的妈妈的。好一幅窑洞授课图！（那天下山后我向一位画家说起这次采访时，他直后悔当时没有跟我去，否则一定可以创作一幅好画。）

我问：“张亮现在干什么？”

“他在十五里外的一个村里教书。”

“你为什么不和他调到一起？”

“我们这个村小，他回来吧，用不着两个。我去他那村吧，一走，学校也就停了。因为1983年以前，村里没有专门给学校盖窑。现在虽说有了窑，可谁想来呢？到乡里开一次会，回来就要爬两小时的坡。直到去年这个村才通了电。”

别人不愿来，她却舍不得走。事情总得有人干，是苦是亏，总得有人吃。自觉奉献，自觉牺牲，这就是她的人生哲学，平平静静，自自然然。

我问：“张亮常回来吗？”

“也就是半个月开一次联校会议，见个面。有时星期日回来住一天。2月11那天，他那个村里唱大戏，他回来问我去不去看戏。我们这个村小，自我嫁过来也没有请过剧团。我说去吧，可是一转念，这十几个娃娃怎么办？今年还有两个毕业生升学呢，缺不得课。算了，不看了，有甚好呢。”

我们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拉着话。外面窗台上两只大芦花鸡正啄着窗玻璃。里面窗台上摆着一盆石榴，两盆月季，鸡要吃那绿叶子。阳光射到室内，在炕上投下一个明亮的大方块。屋子里比来时更暖和多了。隔着光线，我端详一下她的脸，已爬上不少皱纹。我计算她今年该是44岁，这正是一个女人的第二黄金年华。我过去采访过许多中年女科学家、女工程师，她们满腹学识正好配着那富态的身材，雍容的风度，春华虽过，却秋实满枝，生命正堪骄傲之时。至于这个年龄的演员，却还光彩犹存呢。可她至少像50多岁。多年为人师表的严肃和山里生活的清苦，塑造了她这种谦虚、诚实、任劳任怨和略显憔悴的身影、风度。我心里只是莫名地为她惋惜和不平，但说出口的却是这么一句：

“山里生活这么多年，身子骨还好吧。”

“好甚哩。这眼睛都认不出人了。500度的近视，人家小胡来过几次了，刚才一见，怎么也想不起。不知道的，还以为眼高哩。”说着，她揉揉眼眶，眼睛已经泪湿了，忙又解释一句：“这眼不好，动不动就流泪。”

我想起刚才她说，村里直到去年才通电。二十五年，一豆油灯，一本一本地批改作业，哪有眼睛不坏的。

我说：“近视，就该早点配副眼镜啊。”

“有哩，就是戴不出去。人家见了会说，看！当劳模了，神的，酸的，还戴个镜子。”

我们不禁“轰”的一声笑了。我说：“怕什么，刚才在山下还看见一个赶驴车的农民戴着眼镜哩。再说，只近视也不该流泪啊。我就是500度，你看，摘了镜子不是好好的。你怕是还有什么病呢。”

“是哩。六年前检查说是肝炎。进城打了个方，回来连吃了四十服，就再没去看。离不得，一进城少说也得七天，谁代课呢？山里人，身子能扛呢。”

贾老师这话教我大吃一惊，近年来不少中年人都死于肝病，大都是累死的。我忙问：“右肋下疼吗？”

“疼，有时像针扎。”

“背困吗？”

“累了，后背沟、腰就困。腿软，回联校开一次会，发愁得走不回来。”

“不是吓唬你，贾老师，你身上肯定有病呢。为了能够多教几茬学生，你也得看啊。”我想到可怕的后果，没有敢说出口。她还是那句话，没人代课。我抬头看看墙上的奖状和镜框里的大照片。她近七八年来，年年被评为地、省以上的劳模，到北京、省城开过会，领过奖。可怎么就没有顺便看看病呢？大凡这种人已经形成一个模式，只知工作，不顾身子，明知有病，不去想它。

我看看表，已近中午，想找她最早的几个学生谈谈。她说：“最大的一茬学生才小我4岁，有的在县里、乡里都当干部了。有的当了老师，村里还有几个，这几天送粪哩，山道远，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我想到山后面雪地里司机该等急了，便要起身告辞。她还是坚持要我们吃了午饭，我们赶紧逃了出来。

街上，一群妇女正在向阳处纳鞋底。我走过去问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贾老师教过你吗？”

“教过。呶，他也是贾老师的学生哩。”姑娘顺手指了指一个过路的小伙子。

妇女们七嘴八舌地说：“贾老师可是好人哩！”

贾淑珍说：“乡亲们好，就是出野地里拾点地皮菜、黑山药，回来也要给我送一碗。”

我们返回学校的窑洞前，邀她一起和孩子们照张相。她高兴地进屋唤孩子。小家伙们出溜出溜地奔下炕，赤着小脚片找自己的鞋。她却理理这个的头发，拉拉那个的领子，还为一个最小的孩子挣了一把鼻涕，笑着说：“看这样子，还照相哩。”

我再一次在旁偷偷地、静静地观察她。这哪里是一名教师，完全是个慈母，一个山里的母亲，她有四十二个孩子。

告别时，我还是提醒她要看病，又留一张名片，到城里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忙。她却一直念叨着，来了一趟，饭也没吃一口，又说风大，你们衣裳单，别着凉。快转过山坳时，我回身看了一眼，她还在风里向我们挥手。村民们的话又响在我耳旁：“贾老师，好人哩。”这样的好人真不多啊，像一棵灵芝草，静静地藏在深山里。这个20户的小村托了她的福啊！几十年来，有了一个她，全村就没有一个文盲，还出了两个大学生、两个中专生。都说教师是蜡烛，她就是这样默默地燃着自己，在这无人知晓的山里，在那盘农家最普通的土炕上。

阅读指导

这是作者1987采访晋西北神池县的乡村女教师贾淑珍后写的新闻稿，他在文章的题记中写道：“我自惭，我遗憾。我这个记者曾写过许许多多的人，可就是很少写她们。是因为她们实在太伟大却又太平凡了。事情平凡得让人无从下笔，可品格又是高尚得教人心颤。我每采访一次，心里就经历一次这样的矛盾和痛苦。”

写小人物，为普通人立传，梁衡善于在“没有新闻的角落”，不断挖掘出一个又一个的新闻“富矿”。在作者看来，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功大业，但他们的人格却足以照亮所有的人……人格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格虽与外在的功业无关，但人格的展示却要有外在的机遇，在这个机遇下，小人物也能发出异样的光彩”。

这个蜗居在晋西北最高最冷的县的乡村女教师，在什么样的机遇下发出了什么异样的光彩？看到深山乡村的土里爬的野孩子，初中毕业的新婚的她，毅然在洞房的土炕办起了学校，这一干，就是二十五年，只在那花烛洞房中的土炕上，就送走了十二茬学生。二十五年，在这盘土炕上，他们连同自己的，共带大了四十二个孩子。可以想见，没有桌椅、没有黑板、没有粉笔、更没有课本，孤儿长大的她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是怎样克服极其简陋的条件而担负起教育乡村孩童的重任。有了一个她，全村就没有一个文盲，还出了两个大学生、两个中专生，多么了不起的贡献。

作者由衷地赞扬这位传播文化、传播精神文明的普通女教师，“事情总得有人干，是苦是亏，总得有人吃。自觉奉献，自觉牺牲，这就是她的人生哲学，平平静静，自自然然”，这是何等清贫、坚忍的炼丹修道式的生活，一位多么善良、慈爱、敬业、执着的乡村女教师。梁衡说：“记者是月亮，你只有先捧起一个太阳，自身才能发出光芒”，他关注基层、关注民生的赤子之情，让我们看到了记者的光荣责任。

善于选择意象，从新的艺术视角来写人叙事，是本文的特色。抓住“土炕”这个特殊的教学场所，由眼前的土炕牵引出二十五年前的土炕，以此为背景牵引出二十五年来艰苦而温暖的教学坚守。这盘热烘烘的土炕，“就是憨厚的北方农民一个生存的基本支撑点，是北方民族的摇篮”，是乡村教育的摇篮，是中国教育的摇篮，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作者以诗人的眼光抓住了这个意象，给土炕富有更广更深的含义，从而形象地突出了人物的精神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