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自觉其处境危疑卑下之际，“叛逃”是一个随时会燃烧起来的话题。一般国家当然不会鼓励人民叛逃，最笨的领导者顶多异想天开地劝老百姓移民它地，并在该地出马选总统。可是国家的正常思维却是不允许国民投奔敌国，甚至倘若因投奔而导致本国国力衰敝，那么别说敌国了，连友邦都不能去了。

·还记得那些运动吗？

从人情之常的角度去看，任何人要叛离一个国家或社会，都既是鲁莽的，也必然是思虑的结果。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家生存不下去——哪怕仅仅是杞人忧天地以为自己在本国将受尽迫害，也只有在他国甚至敌国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才会想到离开这个国家。当他的离开可能引起其他国人对自身安全的疑虑，国人就会指称这是“叛逃”了。

那么叛逃者的处境如何？真有那么严重吗？在旁人看来，答案可以有很多，可是从叛逃者的角度去思索，决计不会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么简单浪漫的事。叛逃的人比移民的人要算计的会更多——因为他要告别的人、告别的事物、告别的环境、告别的生活乃至告别的价值更多得多，而且告别得更彻底、更久远。

这里就要回到“权”字上说了。“权”是度量的意思，“权”的对象自然是直接、间接可以评估得出来的价值。当世所获享的名利权位之得失损益，即便不能量化，还是可以算计的。最难算计的是后世的评价，因为没有人知道历史由谁来写？写成的历史又会由谁来翻案？叛逃者即使一时受谤，不见得在较大尺幅的历史叙述上吃亏。

举个小小的例子来说：台湾当局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搞的“毋忘在莒运动”，且不说此“莒”原先是管仲谏齐桓公的故事，硬给错用到田单身上。单说这运动所示范的，正是一套“文本的任意翻转与缩减”。无论主政者是否知道全面的史实，田单“以寡击众复兴齐国”的故事却必须从它原本的上下文中割裂、抽离出来。所以田单日后投奔赵国（不忠于齐）的结局不必为大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田单——以及像“少康中兴”、“勾践复国”这一类有过以寡击众而成功的事例的主角——都在进入国民党制定的历史之中遭到缩减，与其所系身的上下文彻底断离。人们大概不容易知道：田单也是个叛逃之人。

当所谓“历史评价”的不定性如此之高，那种吾人信奉且遵循的大小民族主义召唤又如此茫昧漫漶，叛逃行为所可参考的权衡标准就松动了，各种相互冲撞的价值在一言以蔽之的“多元”之下都造反有理起来，既然盗亦有道是难能可贵的，那么乱臣贼子不也有乱臣贼子之道吗？一个以田单为楷模的革命军人始终不知道“田单最后还是叛逃了”也就还则罢了，一旦他忽然发现了这一点，崩溃的不是田单的形象，而是假借田单片段的事迹所空构出来的国家信仰。我们当然可以说：田单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知道该如何砍树吗？

那么，吴三桂又为什么可以呢？

吴三桂是江苏高邮人，凭借着多年的军功得以不断高升。当李自成向北京进发时，崇祯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放弃关外的宁远城守备，入京“勤王”。吴三桂接到命令之后，带领关内外几十万军民西向，可是他逡巡再三，犹豫不决，走得很慢。终于等到京师陷落、崇祯殉难的消息传来，吴三桂遂调转马头返回山海关。为了要保全其身为一个军阀的既得利益，吴三桂不是归降李自成，就是投靠清军，这是他原本就举棋不定的事。其实，举棋不定的不只是吴三桂，还有李自成，还有多尔衮。

多尔衮搞不定的是怎么打。毕竟山海关位于从东北进入华北的咽喉。正因为山海关居显扼要，一向以来，清军无法**，要打，只有绕道蒙古过长城，以游击围点的战略南进。皇太极早就有所谓：“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仆。”

不过，崇祯十六年（1643）仆倒的大树是皇太极自己，他死在沈阳，幼子福临即位，是为顺治。对多尔衮来说，不只是怎么打，还有打谁的问题。此际，陕西流寇终于从居庸关**，一举攻下北京。崇祯帝吊死在煤山，明朝灭亡。现在紫禁城里坐着的是一个人气鼎沸的陕西农民，多尔衮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掌握这个情报，即使知道了，他也会犹豫——如果取天下不只是烧杀掳掠，还有细腻繁复的种种设计、种种交涉、种种谈判，则多尔衮的确娴于应付穿鞋的，却未必会应付光脚的。

此前不多时，多尔衮刚接受了明降臣范文程的建议南向推进。当他率领十四万大军过辽河时，才知道李自成已于前一月攻占北京，明朝亡了。多尔衮转念一想，并不认为他能够从山海关西下，直迫京畿，所以也举棋不定起来。为了整体的战局着想，应该绕道蒙古、迅速出兵？还是保存实力、缓兵徐图？这更是一个两难。最后，另一个明降将洪承畴坚决主战，且以为事不宜迟。多尔衮才决定：准备攻打北京。

在李自成方面，打从进入北京之后，当然意识到吴三桂的重要。而从北京方面向关外望，山海关问题是背上的芒刺，不除不快，可是这里也有一个两难，是剿？是抚？

李自成思之再三，终于考量大军初定，应先休养生息，便派人劝降吴三桂，议订犒银四万两、黄金千两，另有敕书一通，封吴三桂为侯。此外，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原先负责掌管京师兵马（卫戍兼后勤司令）已在北京被捕，李自成也叫他给儿子修书劝降。

吴三桂无奈，决定投降。但是当他率部进京之际，走到永平府西沙河驿的时候，却突然调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

对于吴三桂再次向后转，回到了不知道有没有铁窗可以保护他的山海关，这里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李自成军入京后，实行追赃助饷，狠狠修理了吴襄一顿，导致吴三桂反悔；另一种说法就是谍报传来：吴的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将领刘宗敏劫了去，于是才有吴梅村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能够选对哪一边吗？

另一个说法是吴三桂在西沙河驿遇上了个道士。那道士愁眉苦脸地跪坐在一间破庙门口，见大将军仪仗到了也不回避，吴三桂心实异之，看那道士一张簟席，一只泥垆，正在烤火取暖。道士一抬头，忽然笑道：“将军请坐。”

吴三桂甲冑在身，不方便立刻坐下，正迟疑间，听那道士又说：“将军是挨着箦（贼）坐呢？还是挨着垆（虏）坐呢？”吴三桂一听就明白了，上前一揖，问道：“确乎是两难，云驾以为如何呢？”道士接着说：“以箦扑炉，火势越盛；以垆焚箦，顷刻间灰飞烟灭矣！”

这道士的传说似乎荒诞无稽，但是颇有深意——话里隐含的玄机是：无论投靠哪一边，都不具备道德的正当性。而道德评价却可能是由力量而定夺的。吴三桂最后的考量显然是选择偎大边而已——一个以军事行动之成败为唯一考量的决定。

吴三桂知道自己可能要背上千古的骂名吗？知道又如何？当年帮助赵匡胤打天下的大将曹彬就被耍过。赵匡胤原先允诺诸将，平定江南之后班师回朝，大将封相，结果这事“黄”了。只赏赐了大笔金银，还说：“如今平定了江南就封相，那将来再平定了河东之后，我拿什么封你们？皇位吗？”曹彬的感慨是：“做官不就是为了钱吗？有了钱，干嘛一定要封相呢？”吴三桂也许听说过曹彬的感慨，只不过曹彬愿意被政治领袖玩很多把，吴三桂则选择了自己玩。

他一直玩到陈圆圆成为敌人的人质。

陈圆圆，明末苏州名妓（1624—1681？），山西太原人，本姓邢，名沅，字畹芬，据说是被人拐卖到苏州去做妓女的。相传她色艺甲天下。有一说吴三桂少年时就常去戏班为陈圆圆捧场，这是不可能的。吴三桂能知道陈圆圆，恐怕就是陈圆圆声名大噪以后的事。

陈圆圆在苏州时就已经声名大噪了，就因为有声名，还进宫“涮”过一场。当时崇祯后周氏为了与贵妃田氏争宠，将陈圆圆召进宫来，有取而代也之意。无奈崇祯对声妓没什么兴趣，反而给了田贵妃一个机会，把陈圆圆遣出宫去，倒成了贵妃的父亲田畹的侍妾。

有一个说法是：闯王李自成大举东侵，直逼天子脚下的时候，陈圆圆曾经向田畹建言：“‘世乱奴欺主，时衰鬼弄人’，身处乱世，一定要有所依傍，一旦有变，才不至于流离失所。”这窑子里养出来的见地，既是为田畹谋，也是为己身谋。田畹也想到了，可他明明知道该巴结谁，也知道该怎么巴结，就是说不出口——田畹想到的靠山是不久就要出关的平西伯吴三桂，笼络的手段就是眼前这个他只能远观、无能亵玩的妓女。说不出口的原因则是当朝国丈竟然沦落到赠妾安身的地步。

未料陈圆圆自己开了口：“贱妾愿效貂蝉故实，为大人解千岁忧。”这两句话引东汉王允以歌妓貂蝉离间董卓、吕布事，说来既不失身份，又悄悄掩饰了田畹但求自保的居心，且正合田畹的谋划。田畹立刻亲自邀吴三桂赴家宴。席间陈、吴二人顾盼传情，所谓“目成”，一推一就，便送做堆了。

吴三桂原本想带陈圆圆赴山海关，可是吴襄力阻而不成。这让吴三桂非常不快，差一点父子反目；至少吴三桂对三国故事并不陌生，吴襄阻止陈圆圆“随营效力”的坚持倒让吴三桂真觉得自己的处境像吕布。此后到赴任之前，陈、吴还有短暂的一段时间相处，孰料这一番别离之后的重逢，已经“朝代轮替”了。

·了解卖掉的是什么吗？

李自成入京，大将刘宗敏占据吴襄府邸，搜出陈圆圆据为己有，其情无异于抄家，吴襄反而因为试图藏匿这个儿媳妇而吃足了“追赃助饷”的苦头。

吴三桂从西沙河驿遇见老道士、掉头回山海关之后，已经开始筹划“借清灭闯”的布局。接下来的是谈判。他所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借得到兵，而又不必投降。多尔衮的算盘则是“要借兵得先投降，不投降就无兵可借”。

在李自成方面，从得知吴三桂重返山海关之后，知道势有不可解者，遂点兵二十万，亲自“讨伐”。当大顺军迫近山海关时，吴三桂再发书告急，促请清军火速支援。多尔衮也立刻下令清军兼程西进。清军终于到达距关前十里处，吴三桂的部队已经和李自成的部队打上了贴身战。

五月初，镇守山海关北侧的吴三桂部队向闯军投降，西侧的军队在闹哗变势，而多尔衮的白旗军就是不肯挺进接战。吴三桂多次派人前去请求发兵，多尔衮就是不为所动，非让吴三桂亲自提出“投降”不可。而且还强烈要求“当面议定”，递交降书的所在地是清军列阵的后方“欢喜岭”。

无可如何之下，吴三桂只得在1644年5月27日，出关突围，驰至岭上，签下了卖国文书——只不过，无论就事实面或法理面而言，当时吴三桂所卖的只是他自己假想中的一部江山，一个被流寇窃据的空壳子。这笔交易在清军方面也划算极了——吴三桂率兵将由北门杀入山海关，点齐五万人马，开西、南两面城门与闯军接战，同时东门洞开，迎清军入关——接下来不过是打一场仗，赚得一个“天下”。截至清军全数入关的一刻为止，居高策马于南门之外、可谓近在咫尺的李自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近中午时，狂风骤作，山海关四下里一阵飞沙走石，烟霾笼聚数十里，几有伸手不见五指之势。李自成的骑驾在一座小石山上，也模模糊糊看不清远方。待雾霭渐渐落尽之后，他猛可发现一标白旗军冲破自己的部队前阵，且后继人马正源源不断地从山海关关门里冲杀出来。此刻，一名随军的和尚忽然出现在他面前，道：“白旗军不是关宁兵，是满洲兵，皇上赶快回京罢！”

李自成窜回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吴襄，还有吴家上上下下的一干亲眷，计三十八口。山海关之战结束之后的第十天，多尔衮也率领清军入京。吴三桂遍寻不着陈圆圆的尸体，又听人说还是那个刘宗敏把陈圆圆掳走了。

不过，大顺军向山西、陕西逃窜的时候为了减轻辎重负担，也为了减缓清兵追击的速度，据说沿路抛洒金银珠宝。我们很难考证出陈圆圆是不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被扔下车来的。不过她——经由一种非常神秘的辗转过程，犹如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陈圆圆又回到了吴三桂的怀抱。从此随吴三桂转战四方，一直没有再分开过。吴三桂日后受封为平西王，世镇云南，兼辖贵州。逐渐有拥兵自重，永以为王的打算。而康熙帝即位之初，也早有“撤藩”的图谋。清廷的假设是“撤亦反，不撤亦反”，所以“以撤试反”；吴当然要反，因为以他的智慧，根本经不起测试。

吴三桂出关入关、出关入关，可说是一反再反、三反五反，这并没有能让他的历史地位“负负得正”，从无论多么宽松的道德标准上去看，他不过是个“反复小人”。“反复小人”的特质是只算计眼前的最大获利，这种人没有耐心思考，所以常便宜行事。这种人没有专注于长远价值的追寻能耐，所以总是在依傍既成的最大势力。而且这种人最容易志得意满，所以看不起弱者——即使当他成为某种时势卵翼之下的英雄，也会对奉之为英雄的弱势者发出一种彻底的轻蔑。“反复小人”永远待机而变，是个被“处境”决定的宿命。惨的是再怎么得机而变，变而为侯、为王，仍是个小人。

至于陈圆圆还有些老妓女的见识，自从跟着吴三桂过了些年好日子，仍不免色衰爱弛。加以吴三桂封王之后，后宫佳丽有千余人——清人笔记上记载了她最后的一个竞争对手是个叫“连儿”的少女，只有十七岁，擅写诗，有“练裳缟袂，执白扇立九曲桥上”的风致。眼看拼不过小辣妹，老西施便借口年老迟暮，出家为女道士。康熙十九年（1680），吴三桂举兵失败，清军打下昆明，陈圆圆也就不知所终了。不过，失踪之前她留下了一首诗：“新词旧忆最无聊，犹记楚宫顾瘦腰。薄幸生平唯反复，温柔意态赚萧条。曾因国色催鼍鼓，未若轻裳压曲桥。老去稍知春事促，蜉嗟过午韵仍娇。”这里，先得略作解释，最后一句用的是唐张九龄《感遇》之三典：“鱼游乐深池，鸟栖欲高枝。嗟尔蜉蝣羽，薨薨亦何为？”

如果此诗记事未曾夸大，则从末句可知：陈圆圆虽然是半老徐娘，但应该还颇有可观，“韵仍娇”说的既是诗，又是人，俏皮而佻达。至于对吴三桂的回忆，真是鞭辟入里、言简意赅——薄幸生平唯反复，如此而已。

故事之外的故事

陈圆圆才名为艳色所掩，诗情似亦为遭际所掩，实在是千古可憾之事。我并无史识，书读得也少，根本也想不起要从这陈圆圆的著述上着力。之所以发现她来的一些为数并不太多而品质极为纯粹的诗作，主要是因为另外一位诗人的缘故。

让我们先读几首陈圆圆所写的五言绝句：

秋容当晚节，犹恨不如诗。

铸字非关律，偏凝绝俗思。

踽踽竟穷年，耽诗老更偏。

新声清似凤，逐响入云天。

径仄愁人少，林高晦荫疏。

遥知峰秀处，独我一声歔。

第一首，应该是完成于吴三桂初抵云南之后不久，虽说意境有些“自清凉无汗”，毕竟还显得安详。似乎写诗是陈圆圆唯一的寄托。到了第二首，凄凉景况更浓，明白地指陈“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处境，那一声“逐响入云天”——不消说——当然是指“轻裳压曲桥”的小情敌。这娃儿当时应该是云（南）天之下最知名而受王爷宠眷的姑娘了罢？是以到了第三首，其孤寂落寞，看似竟有出尘之念了。

若非身为一介女流，又关系着晚明旦夕之存亡，情感细腻、诗句凝练的陈圆圆在诗史上应该领有一席之地的。可惜的是能够知道她、重视她、揄扬她的诗人，自己也命途乖舛，遭遇坎坷——这位后来颇以文名显扬一时的诗人以剧作震烁古今，但是他的诗论，从来没受到人们的重视。

洪昇，曾经为陈圆圆写过三首诗：

痴顽无俗侣，惯得情如许。

铸字计艰难，寒吟浑失语。

借月赏新题，诗深意不迷。

清吟如照面，韵到小楼西。

片石横云枉断肠，抛家忍死待封王。

琵琶作语争听怨，苇箦飞灰漫看荒。

枉托红颜催赫怒，宁知白首悔轻狂。

吟成一卷伤心事，暮鼓沉声入夕阳。

最后一首的颔联上句（第三句）用杜甫《咏怀古迹之三》的“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颔联下句（第四句）说的就是吴三桂遇见那道士的真实经历。尾联则充满了对陈圆圆之不能见知于时人的慨叹，因为洪昇对自己也有一模一样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