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内在有两个动力：一个是支配欲，一个是被需求欲。几千年来，中国的帝王对前者丝毫不假掩饰，对后者却往往讳莫如深。所谓治术也者，往往就是替统治者掩饰他“被需求的渴望”而已。《书经·仲虺之诰》里所谓的：“傒予后，后来其苏。”《孟子·梁惠王下》里所谓的：“傒我后，后来其苏。”其实已经把统治者的主观渴望扭转为老百姓的主观渴望。这个转化让统治者最心动的部分是：“统治”这件事不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出于他者的意志。这个“他者”，可以是天，也可以是民，只要不显然是统治者本人，政治正确性就卓然成立了。

·帽子里的蝎针

皇帝如此，臣下也不得不如此。皇帝既然要隐匿他统治的意思，臣下当然也该有一套隐匿他分润统治权力之意的手段。于是就有所谓“征士”这个词儿。“征士”是个什么意思呢？如果把“征”看做动词，把“士”当成宾语，则“征士”就是皇帝征召贤良的行动；如果将这二字看成是一个复合词，则“征士”反而是“不接受朝廷征聘的隐士”了。

“不接受朝廷征聘”和“朝廷不予征聘”在现实中的结果是一样的，可是其间的差别大了。颜延之为陶渊明作《陶征士诔》，说他：“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可说是不惜把陶渊明形容得都有些呆了。在《昭明文选》六臣注本里，张铣为这篇著名的诔文作题解时写道：“陶潜隐居，有诏礼征为著作郎，不就，故为征士。”陶潜也许真不想去编国史，可是由他起，“征士”成了一种极有价值的资格。清代的赵瓯北《陔余丛考·征君征士》有云：“有学行之人，经诏书征召而不仕者，曰征士，尊称之则曰征君。”

至于“征君”这个尊称，起源更早，东汉时代的黄宪富于学，他的朋友劝他去做官儿，他也不推辞，到京师洛阳去打了个转，就回家了——至于转这一圈，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只知道他“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天下号曰‘征君’”。

征君也罢，征士也罢，明明有一个“不接受”的事实在，可这事实部分却越来越不重要了。人们大可以这样说：陶渊明没肯干著作郎，但是毕竟当过彭泽令不是？既入功名场中，像黄宪那样“暂到京师而还”地跑上一趟，毕竟也十分可疑。坦言之：征而不就，反而成了一种资格。就如同皇帝所标榜的一样：进取，不是出于被征召者主观的渴望，而是出于来征召的他者。

《儒林外史》里头有个庄绍光，“十一二岁上就会作一篇七千字的赋，天下皆闻。此时已将及四十岁，名满一时。他却只闭户读书，不肯妄交一人。”可是杜少卿和迟衡山一去拜访，他说见也马上就见了。这还不算，当杜少卿提出祭泰伯祠的大拜拜计划，请庄绍光帮忙考订“要行的礼乐”之际，庄绍光又立刻告诉他：“但今有一事，又要出门几时。多则三月，少则两月便回。”到底是什么事呢？原来是一个刚从浙江巡抚调升礼部侍郎的徐穆轩把庄绍光给“荐了”，“奉旨要见，只得去走一趟。”庄绍光成了庄征君了。“荐了”你，你就要去见吗？庄绍光的说词是：“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

小说作者吴敬梓告诉我们：庄征君在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一这天晋见了皇帝。因为头疼难忍，无法安心奏对，出宫来才发现是头巾里不知何时钻进一只蝎子，于是大叹：“‘臧仓小人’，原来就是此物！看来我道不行了！”遂上了十策，并一道恳求恩赐还山的本子。其实此公就算没给蝎子螫着，他的官照样做不成，因为皇帝身边的太保所说的话才是关键：“庄尚志（绍光字尚志）……不由进士出身，骤跻卿贰，我朝祖宗，无此法度，且开天下以幸进之心。”谁算得清这一周折之下，究竟庄绍光还算是个“征君”吗？不过，小说里从庄绍光入京“涮”这一趟的路上起，就改口称呼他“征君”了。

顺便说明：“臧仓小人”——这个典故也出自《孟子·梁惠王下》。说是鲁平公本来要备车出宫去见孟子的，偏有平公的宠臣臧仓作梗，借口孟子厚葬其母而薄葬其父，不像是个明礼知义的贤者，劝平公不必往见，其事遂寝。这一段，孟子算是给“征”到一半儿。

但是孟子坚决不承认“不遇鲁侯”是由于“臧仓小人”的缘故，所以他说：“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他认为那是“天”的意思。然而，这仅仅是“孟子不遇鲁侯”的片面。至于鲁侯不能见孟子的另一片面呢？孟子也说得很清楚：“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他要来，是有人怂恿他来；不来，是有人阻止他来；但是来或不来，却不能算在旁人的账上。）孟子看得很清楚：统治者在行使其支配权的时候，责任必须自负；但是统治者的是否兼听或偏信——比方说：“鲁平公是不是宁可亲信臧仓而非孟子呢？”这个问题却根本不是孟子所关心的，也不是孟子认为在他的地位所宜于窥探的。

回头说征君、征士。

因为征君、征士这种原先真不想做官儿的事，后来演变成真想做官儿的表演，透露着虚情假意，成为君臣之间一种半推半就的仪式和游戏。鲁迅《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就说：“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不接受征召成了幌子，“征君”居然成了资格。

当然，隐士徒具形骸，终南大有佳处，这样的结果并非“征聘不赴”仪式的目的。君臣们玩之不厌，一方面是让皇帝不断地显示“尧舜氏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通下情”的美德；一方面似乎是有意让臣子们的“被需求欲”也得以透过遁逃、辞让、谦退来反复压抑。

·火焰里的谣言

这就说到寒食节了。《周礼卷三十六·秋官·司烜氏》记载：“中（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可知“火禁”是一个与自然节气有关的节日，所谓“修火禁”，就是派人敲打着木铎，到处宣示可以举火、不可以举火的所在，提醒小心火烛。事实上寒食不只在春天有，冬日、夏日也是有的，只要天干物燥，易于引火成灾，都有“修火禁”的警告——谓之警告，就是说不一定完全不许举火的意思。《周礼补遗·卷七》采俞庭椿说：“寒食修火禁，未必禁绝举火，木铎以警之，如家人乐（按：家人乐，可以解作里巷歌谣，庶民经常唱奏的音乐）。”

但是，寒食日或寒食节流衍到后世，除了春天的那一日还保留着，夏、冬两季的不知打从什么时候起就退流行了。此外，寒食还和踢足球有关。刘向《别录》有“寒食蹋蹴”之语，似乎在寒食日确有例行的足球赛事。另，《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述：“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踏鞠也。”“踏鞠”，就是“踏蹴”，“蹋蹴”者，踢足球也。塞外踢球，还得特别为霍大将军挖凿一间覆盖着毛皮的踢球房，其不恤士卒可知——但是霍去病大冷的天想起踢球，与刘向《别录》里所谓的“寒食蹋蹴”好像还有一点儿关系，这是宫里带出来的习惯，寒节寒食，不踢踢球、驱驱冷意，应该很不舒服。

可是寒食节带给后人最大的误会就是这一天与介之推的关系。原先，寒食之日订于清明前一或二日，是从上一个冬至日推算过来的。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即糖）大麦粥。”但是，如果依照《后汉书·卷六十一·周举传》的记载，早在东汉时代，就由于地方民俗之故而使这个“以木铎修火禁”的日子变成不许吃热食的日子：“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

不管是介之推还是介子推，故事不外是此人在晋文公还是公子重耳的时候，曾经于亡命出奔之际，割下自己的一块腿肉献食，后来重耳即位，介之推隐于绵山，晋文公促请他出仕不就，遂引火烧山，迫之使出，结果介之推抱树而焚死。老百姓相约在他的忌日不举火，算是悼念其人，彰表其义。序起先后来，介之推比刚才说的黄宪早得多，可谓“征君”之远祖，而且是真的“征君”——真的“征君”意思就是死的“征君”。不过，把介之推、寒食、征君这三个词联系起来，会使得《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里一则题名为《征君》的故事别有意趣。

在进入这个故事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寒食日到底该吃些什么的问题。

《岁时广记·寒食上·冻姜豉》引宋吕原明所写的《岁时杂记》描述：“寒食，煮豚肉并汁露顿，候其冻取之，谓之姜豉，以荐饼而食之。或剜以匕、或裁以刀，调以姜豉，故名焉。”“寒食以糯米合采蒻叶裹以蒸之。或加以鱼鹅肉鸭卵等。又置一叶于其下者。”可见不举火不表示不“大吃”，而且还吃得相当讲究。到了清代，就有“香椿芽拌面筋、嫩柳叶拌豆腐，乃寒食之佳品”（潘荣陛《帝京岁时记胜·时品》）这种带些风雅况味的小吃了。不过，晋陆翙写《邺中记》的时代，还是“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仁煮作粥”。

·奶妈敲的杏仁

杏仁粥？《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的《征君》出自《玉堂闲话》：唐肃宗到代郡去，“征于贤良，下诏搜山林草泽，有怀才抱德及匡时霸国者，皆可爵而任之。”

结果从灵武来了这么个征君，穿一身草衣，蹑一双芒鞋，打扮得极素朴。肃宗连忙召见，问他对时事得失有什么看法，终无一言以对。但见他再三打量着皇帝，说：“为臣有所见，陛下知之乎？”你不说他怎么知道呢？皇帝只好说不知，那征君冒出来这么句话：“陛下比从前在灵武的时候瘦了啊！”皇帝只得应之以“宵旰劬劳，以至于是”。从此那征君又不发一言。皇帝这时也差不多知道这人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了，原本是可以打将出去的，又怕“闭将来贤路”，最后还是给赏封为某邑之邑宰。

寒食节将到的时候，京兆司捱着县分索讨杏仁，作为贡奉之用。这位征君出身的邑宰大以为非是，入京抗疏，势有不可止者。京兆司不敢拦阻，只好让他见皇帝一面，看看他究竟有什么高见。结果他上奏的内容竟然是：“陛下要吃寒节杏仁，我来一个一个敲给你吃，可得先说下，敲给陛下吃了，就不能再要带壳儿的啦！”

我对这位征君的故事极有兴趣。他是“征君”“征士”这种角色的典型。一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形貌，看上去洵洵如也，其实彻头彻脑是个空壳子。这种人或则没有坏心眼儿，不至于作恶，也可能真没野心，但是他的统治者为他打造的“隐士”躯壳是这一套政治机制里最虚假的东西，故作家人语以示纯朴慈爱，掩饰了热中权力的心肠，其实深刻收藏的还是一副巴结主子的烂骨头。有趣的是这位“征君”恰恰把这个假象挪移成另一个假象：他把自己装扮成皇帝的褓母、扭曲成皇帝的奶妈，消解了“征君”这种角色里所有的政治意义。

更妙的是“寒食”这个背景的点缀。从介之推成为太原一郡之民所纪念奉祀的贤良烈士之后，这个节日就没能逃脱出君君臣臣那一套。直到这位要亲手为皇帝敲杏仁的老兄“出土”，我们才有机会把“征君”假面后头空洞的人格看个仔细。这些人，其实不会真心诚意认“寒食”的账，他们都“热中”得很，“热中”什么？“热中”又是什么？还是要从孟子说起。

·一腔子的热中

《孟子·万章上》：“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今天我们说某人热中于什么活动，使“热中”这个词儿像是一个描述心理甚至实际活动的动词，然而在孟子那里，“热中”所状述的是人的一种情态。被需要欲的不能满足，就是热中。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慈禧六十岁生日那年正月初一，光绪还下诏赏戴三眼花翎，在汉大臣中，可谓有清以来绝无仅有者。但是甲午衅起，李鸿章在战前对局势的评估再务实不过：“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战事真无把握。”戴了几个月的三眼花翎当下又给摘了去。

当时物议喧呶，连唱戏的都轧上一段讽谑——据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卷十六·以夷制夷而制于夷》引李伯元《南亭亭长笔记》：“刘赶三（按：皮黄丑脚名伶）于《鸿鸾禧》（按：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故事）中金团头[1]交代杆儿（丐帮传帮信物）时，谓其伙伴曰：好好地干，不要剥去了你的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其时文忠犹子（兄弟之子）某在座，闻之怒，上台立掴赶三，赶三因此气郁亡。”但据刘广定教授引刘嗣《国剧角色和人物》所述，刘赶三于甲午开战前一个月即已身故，因此此处恐怕是他人假托赶三之名，却足见李氏的处境实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窘迫。要不是日本人暗示：要谈判非同李鸿章谈不可的话，也不会又赏还了花翎，派任为马关议和的全权代表。议和以割地赔款了局，满人的老巢辽东半岛割掉了，东南的门户台湾割掉了，每年还得向日本缴交两亿两白银，中外交涉之失败，莫此为甚。

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曾经引李氏自己说明当时心境与处境的话：

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章独不然；即予目前，即是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安能不热中耶？

这段话，是李氏亲口对吴永说的，吴永在记述此言之后立刻接写李氏奉派出贺俄皇加冕，并顺道游欧事。其笔底春秋，妙不可言，且足以彰显“热中”的涵意：

以公之名分地位，此等使差，并不算一回事，然公意颇似非常愉快，尝向余等作得意语曰：“我办外洋交涉数十年，不敢谓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国朝野，也总算知道中国有我这样一个人。他们或喜欢与我见面谈谈，也是普通所有之事，究竟耳闻不如目见；我亦藉此周历一番，看看各国现象，可作一重底谱。在各国尚有许多老友，昔年均柄过国政，对手办事，私交上颇相投契的，现在多已退老山林，乘便相访一遭，亦是快事。”

甲午春帆楼议约是一个重大而贻祸深远的谈判，俄、德、法三国挟干涉还辽的几场口水游戏向清廷市恩，李氏“联俄制日”的战略构想竟至引狼入室，是从这个过节上开始的。就算这种误判有客观上俯仰由人的不得已之处，可是日本方面非李氏不开议的用心果真为此老所洞见乎？所未及见乎？即令以中人之智，加上他对日使陆奥宗光私人的了解，应可于谈判之前就了然于日方“以消去法点名”的动机，不外是相中他踧踖无聊的“热中”心情，也绝对要利用他有鉴于曾国藩晚年“求退无益”的教训而必须揽事自任的怀抱。另一方面，日本人当然也看得出李氏欠缺纵横捭阖之能力与魄力的弱点，其“性恢廓”、“风采凛然”、“时以诙笑解纷难”的气质和交际手腕，正是他吝于死缠烂打以求周旋备至的罩门，其实也早已尽在日使眼中。

难道这不就是谈判对手未谈而先判的一着“定石”吗？李氏慷慨之自任，难道不正是因为拔去花翎的“不得于君”而“热中”的结果吗？如此看来，热中反倒是通向误国的津梁了。“我办外洋交涉数十年，不敢谓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国朝野，也总算知道中国有我这样一个人”的确是得意的——这番话倒让我想起另一个“联金制辽”的议和之人来。

·少不得的一个我

童贯（1054—1126），字道夫，开封（今属河南）人，年少时出自宦官李宪之门。初任供奉官，在杭州为宋徽宗搜括书画奇巧。同时依附蔡京，取得从政地位，再与之相互勾结。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而童贯即为“媪相”（因为他是宦官）。日后童贯能到西北监军，掌虎符二十年，不是没有本事。《宋史·卷四六八·宦者三》说他：“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有度量，能疏财。”当童贯贵盛之际，被称为“六贼”之一。《清波别志》上记载当时的一首谣谚：“打破桶（童，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另一首见于曾敏行《独醒杂志》：“杀了穜蒿（指童贯）割了菜（指蔡京），吃了羔儿（指高俅）荷叶（指何执中）在。”足见其权倾一时之概。

政和元年（1111），童贯奉命使辽，邀马植（后改名李良嗣、赵良嗣）归宋，开“连金灭辽”之议。十一年之后的宣和三年（1121），宋军攻辽失败，乞求金兵援助，代伐燕京，童贯因此而受封广阳邵王。宣和七年（1125），大宋求来的盟友金发兵攻宋，童贯在太原听到消息，逃回汴京，随徽宗南窜。没过几个月，钦宗即位，童贯的时代就结束了。

陆游《老学庵笔记》有这么一则，记载了童贯被杀之前的一段经历，时在靖康元年（1126）七月：

童贯既有诏诛之命，御史张达明持诏行，将至南雄州，贯在焉。达明恐其闻诏引决，则不及明正典刑，乃先遣亲事官一人往见贯。至，则通谒拜见。贯问故。曰：“有诏遣中使赐茶药，宣诏大王赴阙——且闻已有河北宣抚之命。”（贯）问：“果否？”对曰：“今将帅皆晚进，不可委寄；故主上与大臣熟议，以有威望习边事，无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贯乃大喜，顾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达明乃至……[2]

“不得于君”的热中人心情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他们的“被需要欲”受到严重的挫折，看来这比不能遂行支配欲要严重得多。细细琢磨童贯那句“又却是少我不得”，是不是和订了《中俄密约》、招虎护院的李鸿章所慨然自诩者差不多呢？这种“舍予其谁任能之？”的抱负，其实果然有害！

最后抄两条资料作注：

故事之外的故事

从这第一个注子里的“团头”，总让人想到丐帮；人们也总是受武侠小说的影响，说起丐帮就想到棍法。其实，丐帮里最得意的一门功夫是“说笑”。毕竟是最卑微低贱的底层人，看什么都隔一截儿、冷一段儿。

笑话，就得有这么一个不涉身的距离，而苦中作乐似乎成了一门技艺。明代以降，居然有记载提及：要请专门说笑话的人到大家宅户堂会时穿插说笑，得委请丐帮物色——美其名曰物色，是为了不能明说要找个叫化子来家里逗趣儿。清石本立《两京闲话》曾经有这么一条：

太原任氏，豪富人也，阖家爱诙谐，终日科诨往来，笑谑无已。犹未惬，乃遣子弟之佻达颖悟者，随丐杆南北，习其术，毕其艺。久之，渐为丐所觉，将逐焉，子弟奉以千金，曰：“从君所习，殆和乐传家，万世之宝，薄赀敬奉，千祈笑纳是幸。”

这段记录说明丐帮中人不只会开玩笑、爱开玩笑，还有一套可以教学传习的开玩笑“教程”。而任家父老大约并不担心子弟日后的生计，他们认为能开玩笑、会开玩笑，才是子子孙孙常保和乐的秘诀。后来任家还当真有人编了些笑话书，当作善书一样流传。这书最初叫《笑泮》，有些篇章实在荤得厉害。大体而言，对于各行各业的人士都不少挖苦，其中嘲谑最多也最深的，就是读书人。对于乞丐，则并无只字片语之不敬，因为坊间流传的笑贫闲话似乎已经太多了，连会说笑话的叫化子们都吃不了了。

一个村塾先生见稳婆（按：即收生婆）姿色美，欲诱之，乃假妆妇人将产，请来收生。稳婆摸着此物，大惊曰：“我收生多年矣，有头先生者，名为顺生；脚先生者，名为倒生；手先生者，名为横生。这个鸡巴先生，实是不曾见过。”

这个段子后来经山东五人帮之流的地方剧团推广，居然搬上了皮黄戏的舞戏台，有回贴演《十八扯》，一个不知收束的伶人还跟同台的丑行徒弟即兴插出了这么个段子，结果遭士子纠举，几乎酿成大狱。

仔细一回味，经不起玩笑的，读书人属第一。

注释

[1]团头，最早提到乞丐组织的书，大概是明朝冯梦龙的小说集《喻世明言》卷二十七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文中的金玉奴正是乞丐们的“团头”金老大之女，金老大乃杭州世袭七代团头，管一城乞丐，故事发生在南宋，想来北宋的情况也相去不远。

宋代的市肆是以“团”或“行”为单位，“行”有鱼行、菜行等，其头目就称“行老”；“团”有花团、青果团等，头目即“团头”，一如今日之同业公会之类。有些没团行组织的行业，例如活跃于其中的乞丐们就借用了这个单位划分地盘，而他们共同的领袖就叫团头了。

武侠小说中的全国性乞丐组织，想来在交通不发达的宋代不太可能出现，那个时代应该只有地方性组织而已。即使到了清末民初，也仍旧是地方性组织。

如清代以县为单位，管乞丐之行帮首领称“丐头”，多是黑帮、地痞流氓或仗衙门势力当上的，以“杆子”（打狗棒）为权力象征。他们有完整组织，新乞丐一定要先报到，平日乞取所得要交部分予丐头，常受丐头剥削，不过也换来丐头的保护。

清末民初的丐帮组织，较大型的有京城“蓝杆子”（贵族乞丐）和“黄杆子”（普通乞丐）、山东宁津县“捻子”、吉林海龙的“大筐”和“二柜”、内蒙古“梁山”等等，即使今日大陆，也还有这一类丐帮组织的存在。

[2]《老学庵笔记》在童贯伏诛之后还写下这么一段荒怪的轶闻，而荒怪却足以显示童贯也算个奇人了：“贯既伏诛，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银镜，径三四尺，俄而敛缩不见。达明复命函贯首自随，以生油水银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胜捷兵’有死士，欲夺贯首，乃置首函于竹轿中，坐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