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小毛公与文曲星 毛晋在乱世中发达的知识产业(1 / 1)

战夏阳 张大春 4316 字 3天前

说起毛晋,得先从他师傅钱谦益说起。钱谦益这个人,正人君子没有什么好话,即便再爱他的才,羡慕他和柳如是的一段深情仙缘,也会为他先后从从容容侍奉明、清两个王朝而觉得不安。非徒此也,钱谦益还暗中支持江阴黄毓祺打游击,力图恢复明室,郑成功打金陵,钱谦益也曾作诗礼赞:“王师横海阵如林,士马奔驰甲仗森。戒备偶然疏壁下,偏师何意隤城阴。凭将按剑申军令,更插韡刀儆士心。野老更阑愁不寐,误听刁斗作秋砧。”说直了,他就是历来朝代交替之际的降族代表,与危素、洪承畴是一等人,史称“贰臣”。但是他学问大、诗文好,而且还是个藏书大家。

钱谦益有个学生,叫毛晋,原本就爱书、藏书,日后受了钱氏绛云楼藏书的影响,更倾家**产从事刻书、藏书事业——不过他这倾家**产是准确的投资,一举而下,获利极丰,等刊刻风行之后,回收十分可观。毛晋(1599—1659),原名凤苞,字子九;后易名晋,字子晋。别号潜在、隐湖等,室名绿君亭、汲古阁等,江苏省常熟县昆承湖七星桥(亦名曹家滨)人。毛晋终生刻书,为了刻印图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刻完《十三经》、《十七史》之后说:“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卷帙从衡,丹黄纷杂,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目睛如雾。”晚年时他对季子毛扆(音“以”)说:“吾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板逾十万,亦云多矣。”

·所藏者何?唯善知识

丁卯,指的是明熹宗天启七年,公元1627—1628年。当时毛家原有几千亩的田产以及十多所质库(当铺),称得上是一方豪富了。是时,穷苦无着的农民迫于生计,四出打家劫舍,成了流寇,他们最痛恨的便是坐拥大批田产却不事耕作的地主和豪商。毛晋恰恰身兼二者,这种累世的富豪穷几代之力所汲汲营营者,多是如何保有和开拓财富。闻听盗警军兴,苦恼得不得了——至少,一部偌大的家产毁在他这一代上,也是无面目见先祖于地下的事。就在这个时代,一僧、一梦以及后来的一丐,经由三次启示,解决了他的问题。

根据严炳《渌川摭波志·毛氏刻书》一则的记载,有个云水僧,于天启六年(丙寅)经过常熟,忽然登门求见。毛晋并没有像寻常财主们一般叫下人打发一顿粥饭蔬食、赏几文青蚨就算了。和尚谈兴颇佳,毛晋也诚心诚意乐得同他说东道西。如此两个时辰过去,眼看又要扰一顿,毛晋也无不怿之色,反而要邀这僧人一同用饭。和尚忽而敛容正色道:“你有多少身家,可以一顿吃了、复吃一顿呢?”

毛晋一时没有意会过来,正要请教,和尚却道:“将家产让了饥民豪客,不过是果腹充肠于一时而已,如何算得了功德?”毛晋此时心知其异,想这僧来得蹊跷,必有不凡之教,遂当下一顶礼,道:“身当乱世,为人子孙,唯愿不辱没先人而已。”那云水僧笑道:“那么为人先祖,就无意庇荫子孙了?”这,在后世看来,不算是句玩笑话。可毛晋一时没想那么多,只伏首道:“不能打算。”云水僧便道:“那么我也只能同你说半截——大乱将至,卷藏是事;所藏者何?唯善知识。”说完,扭头就走了。

善知识,梵语kalyanamitra,原来指的是良朋、良伴,后来也用来泛指高僧。毛晋是后来自己一边刻书,一边校对,从整理故籍的工作之中长了些见闻,才发现自己当初是误会了云水僧的意思,才走上这一行的。原来“善知识”所指的是人,而不是一种知识。大约是读了《华严经·时回向品八》之后,毛晋才回想、意识到:云水僧那四句偈语,说穿了就是:在乱世还想保有财产,莫若做个出家人;要不,就是把家产捐给出家人,变为寺产的意思。可是毛晋当时的理解却非如此,照据清钱泳《履园丛话·梦幻》里的叙述:毛晋在一年之内,把几千亩的田产并当铺一起卖了,所得银钱全部用来刻书。果然流寇饥民来到了毛晋这里,非但不大肆劫掠,还敬重他刻书的斯文功德,有的甚至受他的辑抚,成了刻书、印书的工匠徒弟。那正是丙寅年的次年,丁卯。

·万里购书,流行轮毂

一僧之后是一梦。这个传说,也见于《履园丛话·梦幻》:

初,子晋自祈一梦,梦登明远楼,楼中蟠一龙,口吐双珠,顶光中有一“山”字,仰见两楹悬金书二牌,左曰:“十三经”,右曰:“十七史”。自后时时梦见,至崇祯改元戊辰,忽大悟曰:“龙,即辰也!珠顶露山,即崇字也!”遂于是年誓愿开雕,每年订证经史各一部,其余各种书籍,亦由此而成焉。

毛晋刻本在明末清初的影响是很大的,著名藏书家钱曾称“启、祯年间,汲古之书走天下”,其友夏树芳称“海内悉知有毛氏书”,可见其发达。毛晋本人特别喜欢宋、元旧本之书,大门上长年挂着个牌子:“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人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也称得上是小贰臣的大诗人吴梅村写过一首《汲古阁歌》,中有句云:“嘉隆以后藏书家,天下毗陵与琅琊。整齐旧文收放失,后来好事知谁及。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搜求遗逸悬金购,缮写精能镂板工。”毛晋六十大寿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在祝寿诗中亦盛赞毛晋书影响之大,例如杨补诗云:“天下皆传汲古书,石仓未许方充实。购求万里走南北,问奇参秘来相率。隐湖舟楫次如鳞,草堂宾客无虚日。”严炳诗云:“万里购书通尺素,毛板流行若轮毂。”

可见明末清初毛晋刻本享誉海内是不争的事实。据说藏书鼎盛时期多达八万四千余册。他有两个书库,一个叫“汲古阁”,一个叫“目耕楼”。汲古阁专藏宋、元刊及善本书,常见的刊本和抄本、校本则贮于目耕楼。小毛公就一天到晚在汲古阁楼下校书——他一直是生产线上的一环。在那个时代,校对很要紧,老板非自己来不可。

钱谦益死得晚,甚至晚过他这门生,曾替小毛公撰写过墓志铭,说:“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他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辅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矣。”

据今人曹之《毛晋刻书功过谈》云:有一篇署名“毛扆”的《宣和高丽图经跋》述及:“甲申五月从宋中丞借得宋椠本”——显然是从事校书工作。这里“甲申”即崇祯十七年(1644),“宋中丞”当指宋荦,明清两代多称巡抚为中丞,因宋荦曾任江苏巡抚,故名。然而,宋荦任江苏巡抚的时间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宋荦生于崇祯六年(1633),到崇祯十七年,刚满十一岁,怎么可能担任巡抚呢?毛扆生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到崇祯十七年,刚满四岁,也不可能从事借书、校书活动。因此似可断言,此跋系其他书贾作伪。可见由于当时毛晋刻书影响是极大的,不法书商居然会冒充毛晋,甚至毛扆的名号,以求赝品得售。

曹之先生还考证出另一篇文字,寄名毛扆,也是伪托之作。有毛扆《诗经阐秘跋》云:“商丘宋公,博学君子也。每见异书,辄焚香诵读。巡抚江南历十余载,境内名人硕士,无不折节下交。戊子春,来登汲古旧阁,羁留信宿,凡阁中所藏书籍,逐一观览。及展阅魏师《阐秘》,遂击节叹赏,以为名人著作,惜未流通,雅欲捐资购得,商榷付梓。余以吾师手授枕秘,多年不忍废去,且是书之成,历数载苦功,取材富,考核精,即魏氏子孙尚无从寓目。一旦应商丘之请,不且负吾师之传乎!后之人其能善体吾志,世袭藏之,则幸甚幸甚。康熙辛卯汲古后人毛扆季氏跋于此静坐。”

曹之的考证如下:

此跋有两伪:其一,“戊子”即顺治五年(1648),宋荦时年十五岁,尚未长大成人,何来“巡抚”要职?其二,“魏师”即魏冲,魏冲当过毛晋的老师,却没有当过毛扆的老师。按照年龄推算,魏冲死于崇祯十七年,当时毛扆刚刚四岁,四岁之前可能上学吗?此跋动称“吾师”,伪也。书商作伪之目的在于借毛晋、毛扆之名牟取暴利。

此外,毛晋刻书用纸都特别讲究,他称较为肥厚的纸为“毛边纸”,较轻薄的纸为“毛泰纸”,起码到今天为止毛边纸还是一个常用的称呼。要明白这毛边纸、毛泰纸的来历,就得先明白接下来这一丐的故事。

·一代之人,一代之事

崇祯五年(1632),毛晋刚在大门口挂上那块征求旧刻、善本的牌子。这一天来了个粗犺汉子,背着个大包袱,看外观,是一两床被褥之类的东西,原本不该有什么重量。可大冬天的,一泛潮气,分量就压人了。此人扛着大包袱来到门首,喊道:“闻听人说小毛公出重价收书,收我的不收?”毛晋家的司阍也是读书人,当下请进小门,转入别院廊下,一指包袱,说:“那就烦请拆开来看看罢。”

那人一愣,道:“你是小毛公?”

司阍的笑了,道:“我是看门的。”

“不是说小毛公要买书么?小毛公不来,你来干啥?”

司阍是有眼力的,心想这人不是来闹事的疯子,就是别有用意、要见毛晋一面的异人。该不该让他见,这是后话。起码得先弄清楚他身上带着什么。于是这司阍一拱手,道:“若有金匮石室、风雨名山之书,自然见得着我家主人,但不知你究竟要卖什么书?”

“说给你一个下人,你懂么?”这犺汉想了想,道:“也罢!我就说一遍与你听着:都说古来有五经六艺,六艺五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各经都有书,怎么偏偏这‘乐’之为经,不见其书呢?”

“你这被褥里,藏的是一部——乐书?”司阍不觉要笑,勉强忍住了。可他话还没说完,但听得棉被之中传来一阵悠扬而庄严的音乐。好似有数十百以上的乐师,正从遥远的某处一步一步、有节有序地朝自己走过来。其行步徐舒,鸣击划一,闻之令人心魄**摇、骨肉觳觫,司阍的笑容就僵在嘴角上了。登时一拱手,算是暂时作别,接着撒开腿便冲里跑去。

毛家不小,过了大约有半个时辰,司阍并没有来回报:究竟是见,是不见?反常得很,倒是小毛公亲自走出来了。他上下一打量这来人,道:“闻听家人说:尊价有一部乐书,要卖予我家?但不知书在何处?索价若干?”

犺汉道:“书就在包袱里,至于索价么,可以极少,我有一疑,总不得解,只消你答得出,这乐书是可以送给你的。要是你小毛公答不出,那么,就算饶上你这一整部家财,也买不起我的书呢!”

“哦?这倒十分有趣,毛子九自负经纶满腹,应该还生受得起这一考较,就请尊价赐告罢。”

“我还是方才那句老话:都说古来有五经六艺,六艺五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各经都有书,怎么偏偏这‘乐’之为经,不见其书呢?”

毛晋笑了,道:“古来有说乐亡于秦火者,有说乐本无书者。”

“那么,你说呢?”

“我没有什么新见解。不过是拾掇前人牙慧——窃以为乐本无经,较似成理。”

“‘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既然乐那么要紧,怎么连一部书都没有呢?”说到这儿,被褥里又传出了钟磬合鸣的演奏声。

毛晋一见这情形,知道对方就算不是仙佛菩萨,也是魑魅魍魉,当然不敢怠慢——可也不敢招惹,遂躬身一揖,道:“毛子九浪得虚名,不敢造次议论。”

犺汉猛烈地摇起头来,道:“崩崩崩!坏坏坏!礼崩乐坏到这么个地步啦!人都说曹家滨小毛公多么有学问,多么有见识,于今看来,不过是一介腐儒而已。”

“让我告诉你罢:乐,就如同镜子一般,是映照一时风尚者也。一代人做一代事,故一代人有一代之乐;前代之乐,传之于后代则谬矣。时已易而事又不同,就算是传了,也不过是个形骸、是个肤廓。所以万般皆须有经,必以书册为之,而乐却不能有经;必欲以前世之声传诸后世,反而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而已。你刻书——想过这个道理没有哇?”

一般说起毛晋刻书,总是把他场屋不遂的遭遇说在一道。毛晋十三岁童子试及格,是为诸生,二十六岁时入选为博士弟子员,此后春闱失意,再也不能更上层楼,而落下个发愤藏书、刻书、校书的瘾头。这话是不错,可这犺汉的一席话,其实也起了极大的作用——“一代人做一代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士子妓女,秘笈风流

在清初,江浙两省的太湖流域,已经是极其发达的印刷工业中心了。不过毛晋的算盘珠子打得很精,他从不做冒险生意,所以刻多少部书发行,都有十分准确的算计。唯有估算精准,才不至于刊刻了一套书,推到市场上却没有足够的买家;或者是有人来搜求,可书版的印制数量不足,发生供不应求的情形。

这毕竟是一个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的时代,更是一个没有普遍读者支持刻书工业的时代,依照原本的经营模式,毛晋绝对有足够的资本搜购任何一部他想要拥有的书,也绝对有能力校刊、发行任何一部他认为应该广为流传的书。但是,他不大可能发财。

然而,毛晋在崇祯六年春天之后,突然一改其常,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所刊刻的书突然增加了数倍以上的印量。这是因为他开始雇请许多经常往来南北的客商帮忙打探商机:有什么人、需要什么书?请人问这样的事,并不困难,因为读者大都是为数有限的读书人——他们是各省里的举子,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一套一套的经史丛书,还需要能够简便携带的版本。

此外,还有一种人需要书——非常令毛晋意外的——那就是风尘中讨生活的声妓。她们要读的绝大多数都是诗、词、曲集选本。因为周旋在政客和士子之间讨生活的时候,嫖客们总希望她们也是拥有丰富精神内涵的佳人——像传说中的苏小小、像姜白石身边的小红、像侯方域枕畔的李香君、像钱谦益赚得的柳如是。她们要投资在这些骚人墨客身上的,是自己的才情,而且这样的资本无法和具有竞争性的同业共享;她们必须拥有各自的“秘笈”。

前引严炳的诗:“万里购书通尺素,毛板流行若轮毂。”很有风韵,其实一语双关,背后就有严炳亲身经历的故事,值得顺便一说。

严炳在北通州结识了一个妓女叫“乘鸿”,两人一晌贪欢,别后对方写了无数附带着诗笺的信札给严炳,其中有一首:“花经骤雨事经年,顿老脂痕到梦边。黯淡芳菲莺唤醒,疑君顾曲过窗前。”这首诗哄传一时,士林轰动。其实当时乘鸿一共写了十五首,另十四首大都和催讨一部书——一部据推测是严炳答应送给乘鸿的书《花间集》有关。严炳自然不方便广为传扬,免得被人笑话他小器;嫖了人家,可连一部答应要送的书都舍不得送。其诗稿后来为京中一礼部郎官所得,才让人发现了内情。先抄两首:“为效霓裳瘦绿腰,病酒临池顾影凋。待老花间愁日晚,拍遍霜枫廿四桥。”“相思抱久惯闲抛,漫惹高枝鹊鹊嘲。此豆南来春日发,花间忍待二月交。”

不消细述,这两首八句诗都足用了旧诗词的典故。从白居易的《琵琶行》到李后主的《鹊踏枝》,从王维的《相思》到姜夔的《扬州慢》,字字皆有玄机。随手摭拾来看:严炳前一年北上结识乘鸿,是从扬州出发的,故取《扬州慢》词牌中的“二十四桥仍在”为骨而化之,“鹊鹊”是鹊的叫声,但是前一句的“相思抱久惯闲抛”用的便是《鹊踏枝》“谁道闲情抛弃久”的句意,其精炼如此。而且乘鸿的每一首诗都用了“花间”二字,其讨债功夫也堪称一谑了。她讨的债,不就是严炳自己无意间在祝寿诗中吐露的形迹:“万里购书通尺素,毛板流行若轮毂。”

总而言之,能够在士子和声妓两种人身上发现商机,为毛晋带来可观的利润。一般人都知道他刊刻了许多大部头的经史子集,其实能让他赚进更庞大的家产的是新开发出来的需求和市场。毛晋为什么忽然开窍了?让我们回到那犺汉——他自称叫“边泰”——的身上。这“边泰”是不是他的本名,其实仍应存疑——因为就毛晋而言,这人是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是个有奇才异能的活神仙,是个先知——非此世界中人。后来之所以有“毛边纸”、“毛泰纸”,应该就是为了纪念这个人,而没有其他的意思。

·田夫谢赈,童仆钞书

边泰非但把那一段关于“一代人做一代事”的话说了,还授毛晋以“锦囊三诀”。其一就是“士人声妓欠书读”,其二是“放赈何如教刻书”,其三是“一代人享一代福”。这三句嘱咐据说还真是藏在一个锦囊里。

话说毛晋听完那一段音乐和镜子的训诲之后,立刻收拾起他小毛公的身段,向面前这看起来满身褴褛的客人长揖及地:“敢问尊兄高姓大名?何不进去详谈?”

那人客客气气答了礼,道:“某姓边名泰,来此别无他图,为的就是看你小毛公刻书,有所当为,而无所拓殖,实在得有些个方子。今有锦囊三诀付你,我去之后,可开一诀,你便依言而行,不要违背。十年之后,可开二诀,仍是依言而行,不可拂逆。再过十年,开三诀视之,当有所悟。”

说完虾腰打从地上一把拎起那包袱,举到毛晋眼前,居然登时变成了一只小小的锦囊。毛晋双手恭恭敬敬地接过来,一眨眼,对方竟倏忽失去了踪影。毛晋立刻找来阴阳生,拣了个最近的日子,到城隍庙去烧香,返家之后夜得一梦,梦中“有紫衣朱绶者至,为道缘故,亟言文曲星怜子晋辑轶访失,传衍圣教,是以下临,耑授机宜”。(见陈瑚《笃素居士别传》,按:陈瑚是和毛晋极为亲近的友人,曾为作小传一篇,颇足考信)这段有些神话意味的记载也许不大符合现实经验,但是锦囊中的秘诀可都发挥了作用——至少一部分的作用。

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一诀的功果。十年之后,也就是崇祯十五年(1642)的时候,两浙一带发大水,乡人饥寒交迫,几难度日,除夕夜那天毛家一家人正团聚着吃年夜饭,毛晋忽然放下酒杯来说:“此夕不知几人当病饥,我不忍独欢笑也。”遂命众家丁开仓放赈。这时,灵光一闪,毛晋忽然想起来,还有两三个时辰就是新年了,也就过了文曲星约定要开第二诀的时间了,遂赶忙找出锦囊,打开,还犹豫着:剩下两诀该选哪一张好呢?转念忖道:既是天意,何须我来安排?随手抽出一张,上写:“放赈何如教刻书”。

毛晋一看就明白了。放赈是救急,不是救穷。如今洪水肆虐,百业萧条,许多原本靠耕作维生的农民可能会投闲置散好一段时间,不如教他们做些和刊刻书籍有关的工作,日后地力恢复,再重操旧业,也不嫌迟。当年苏东坡治理苏州的时候发明过“以工代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让人在短暂的转业训练之后投入了新的生产和经济体。这“放赈何如教刻书”当然不是教农民都去当雕工,但是汲古阁自此一劫,反而吸收了更多看似廉价,却十分有效率,也十分忠诚的人力。雷起剑有两句诗咏此情景:“行野田夫皆谢赈,入门童仆尽钞书”,可谓写实。

毛晋有五个儿子,长子毛襄、次子毛褒、三子毛衮、四子毛表和幼子毛扆。毛襄和毛衮早夭,毛扆却聪颖慧悟,精敏勤学,不但书读得好,也和他父亲一样,喜欢搜求古籍,能专心致志,从事繁琐艰难的校勘工作——这一点,他做的比毛晋还出色,因为他从小潜心文字训诂声韵考辨,幼学过于其父多矣。

又过了十年,毛晋的长孙出生,文曲星给的第三诀也给打开了,是那句:“一代人享一代福”。毛晋忽有所悟,特别雇请最好的雕工给刻了一方内容包括五十六个字的大印,其中四十八个字是元代的大书法家赵孟頫(松雪)在家藏《梅屋诗稿》卷末所写的跋语,既是赵孟頫告诫子孙的话,也是毛晋惕励子孙的意思:

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毋宁舍旃。

不过,毛晋那一年出生的孙子很给文曲星争气:因为他是个纨绔——他要是不纨绔,就显不出文曲星的料事如神来了——这小孙子后来长大了,很懂得喝茶,也很讲究喝茶,有一次他得到一种极为珍稀的碧螺春茶,又刚好碰上有人送来江苏虞山玉蟹泉的上好山水,这孙子说:“既得此茶此水,能无佳木为柴以烹之乎?”

结果他当场叫家人劈了一部毛晋留下来的原版宋刻《四唐人集》的书版当柴烧——至于是哪四位唐人,我不告诉你,说了你不是更气吗?毛家的书也就这么渐渐败光了,一代人享一代的福,说的正是这个理。文曲星,是颗明白星。

故事之外的故事

我对文曲星倒是有个不太寻常的看法。这,得先从文曲星的记载说起。《水浒传》里说:“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可是在典籍上,“文曲”这个字眼最早见于《荀子·正论》:“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清代的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六》就考证过:“文曲”的“曲”是个错字,原文应该是个“典”字。

可是我认为“文曲”的“曲”字不是错字,而是书册的“册”字的异体,指的就是书本儿,因为“典”是供在几子上的书本,其地位之崇隆可知。自古儒家圣贤自凡是用了“典”这个字,所指的都不是泛泛的书,而是悬诸四海可以为天下法的经籍。试问:荀子会用“文典”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跟他在学术和教育事业上的死对头“子宋子”吗?

按理说是不可能。有一次我持这意见问起我的师父、历史小说家高阳,还直说王念孙“陋儒,不通”。高阳笑笑,说:“你就是文曲星,你说了算。”

我当然心中暗乐,耍了个皮,说:“在师父面前,我怎么好意思这么端呢?”不道高阳还有第二拍,他随即说:“‘严(俨)然而好说’,满嘴讲不停,这不是你吗?‘聚人徒’,一说话就聚众来听,好不热闹,这不是你吗?‘立师学’,跑到大学里东兼一堂课、西兼一堂课,这不是你吗?‘成文曲’,不管写些什么狗屁倒灶,都想印成书,这不是你吗?还有,‘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不过是瞎三话四,却教人信以为真,搞得天下大乱,这不是你吗?还有还有,才写了几天小说,就以为自己当得起文曲星了,‘岂不过甚矣哉?’——这说的还不是你吗?那我还真不知道说的是谁呢!”

说到这儿,高阳拍了拍他随身携带的一只旧皮箱——不消说,里头当然是文稿——叹了口气:“你要算是文曲星的话,我怎么到现在还只是个自封的野翰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