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大清律例，祖宗成法」成了一部可以开阖由人的机具。

潘达于是个今年刚满一百岁的老太太。她原本应该叫丁达于的，父亲丁春之曾任清代山西知府，辛亥革命以后做起了生意，成为苏州最早的实业家之一。潘达于本人是因为嫁到夫家而改姓潘的。为什么改姓呢？因为夫家没有继承人了。

那是1923年的事，年方十八的丁达于嫁到吴县的潘家大户，新婚三个月，丈夫潘承镜就去世。潘家就此算是绝了后，却似乎总让人有“天实为之”的联想——先说这短命的丈夫潘承镜。

潘承镜名义上的祖父叫潘祖荫，是个“天阉”，膝下无子。他的弟弟潘祖年原先有两个儿子，过继给哥哥潘祖荫之后，忽然相继夭折，当地人都觉得怪。不管怎么说，潘祖荫都称得上是个循良的官吏，怎么老天爷对这一家的香火斩得这么绝呢？这是今天的故事——在“香火”观念越来越淡薄的今天，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个故事，没有什么教训的意义。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盦，清代吴县人。状元宰辅潘世恩之孙。咸丰二年（1852年）一甲第三名进士。历任侍读学士、大理寺卿、守乙部右侍郎、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咸丰十年，上疏力保被弹劾的左宗棠，并密荐其能，左宗棠因而获释起用，独领一军，终于成为清代中兴名臣之一。

潘祖荫又先后纠弹过钦差大臣胜保、直隶总督文煜等，直声震京畿。同治二年（1863年），疏请减江苏赋额，苏淞太因获准减额三分之一。四年，恭亲王奕？被弹获谴，上书请求持平办理。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条陈善后策五事。十五、十六年，浙江、顺天水灾，致力于赈灾救民，疏请设粥厂。这些，都算是积极任事的一面。比起他为官整整五十年的祖父来说，的确不遑多让。

潘祖荫也是知名的金石收藏和鉴定家，图书金石收藏闻名南北。著有《滂喜斋丛书》、《攀古楼彝器款识》等。他的墓在今日吴县东跨塘桥东南茭白**（今属木渎），遗留下来的大批文物原先是由潘祖年秘密赴京押运回故乡的，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潘家旧宅中。这批文物数量之巨实属罕见，除了一大间屋的青铜器，另有一大间专放古籍版本和字画卷轴。在潘承镜死后第二年，潘祖年也去世，刚过门不久的潘达于就挑起了掌管门户、守护宝藏的重任，直到今日。

吴县的人一向景仰潘家数代以来的官声，尤其是潘祖荫。他好学、有才、干练，而且勤于任事。但是有一桩影响大清朝国运至巨的案子，他没能一肩膀挑起来，实属可惜——这案子非但成为他一生宦绩的污点，也着实关系着满清王朝倾覆灭裂之关键。

满清入关以来，一向极为崇尚法治，这当然有其异族入主者在统治地位上的动机——不出之以霹雳手段，不能长久威慑万姓耳。崇尚法治成为一种施政的精神、肌理，自然有正面的意义。这种精神一旦遭到破坏，对于掌握权力的人来说，实在大开方便之门；对于没有权力可资运用的人来说，便是彻底斫丧公是公非的刀斧。

且说光绪初年，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虽云共治，“东边儿的”凡事宽俭辞让，遇有不惬于心、不合于意的事，往往退守八个字的分寸：“大清律例，祖宗成法”，所以是极好相与的主子。“西边儿的”则不同。光绪是慈禧太后姊妹与醇亲王所生之子，名位虽次而用事则积极百倍。试想：宫禁之中如何参与甚或了解外庭机要？当然就得要靠太监奔走了。

光绪五年，据说是西太后生病，必须派遣太监往醇亲王府传话——这是事后的说辞，大约是为了取得一个更好获致同情的地位而编造出来的理由，是故并不可信。总而言之，有西太后派出来的太监要往醇亲王府而去。

故事：太监出入，不得走正门。可是这名被派出宫去的太监恃宠而骄，强欲自正门而出，守大清门的护军当然依法拦阻下来。那太监勃然大怒，居然恶言相向。相骂无好口，相打无好手；护军的威信受到个阉人的挑衅，自然益发强硬——毕竟，以律绳之是最安全的复仇。可太监偏不识相，非要夺门而出不可。护军仍然加意拦阻，并且在冲撞中，让那太监受了一点儿伤。

太监当时不得已，屈服了。但是醇王府里办完了事，回宫当然还是要告状的。太监夸张了身受之伤的严重性，西太后几乎没有思索的时间，当下震怒——就一个随时担心自己的威仪不够、尊严屡受践踏的大人物来看，她的反应不能说不正常——那大清门的护军侮辱了太监，就是侮辱了自己。而越是这样包揽着设想，她还越是相信那护军原本就想侮辱她。

接着，她请来了东宫慈安太后。哭诉之时还表示：如果慈安不能出面杀了那一名护军，她就要自杀。这是很典型的一招借刀杀人——在暗巷里呼冤，博取同情之后，裹胁他人到大街之上杀人报仇，自己反而落得手脚干净。事成，则不徒泄了愤，还让“东边儿”担了担子；不成，起码讨了个极大的委屈人情。

慈安没有想那么深，但是杀一个按律执法的护军，则前所未闻，也不应该有。于是赶紧召来了刑部尚书兼南书房行走潘祖荫。慈安把慈禧的意思说了，也提出了附和西宫的建议：拟批斩立决。

潘祖荫熟悉律例，当然知道这样拟判是有问题的，因为无论如何，那护军所作所为，是在维护法律，维护法律者拟以大辟，天下法将如何糜烂？天下人将如何胆寒？然而他还另有一个自以为能够求其两全的想法——

按大清律例，凡是死罪中应处斩、绞的重大案件，在京的由“三法司”会审，在外省的由“三法司”会同覆核。

在京的会审之案，先由“小三法司”即大理寺左、右寺官及都察院有关道监察御史到刑部与承审司官一起会审录问，叫作“会小法”。审毕，“小三法司”各以供词呈报堂官。然后，大理寺堂官（卿或少卿）、都察院堂官（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挈同属员再赴刑部，与刑部堂官（尚书或侍郎）一起会审犯人，谓之“会大法”。如有翻异，则发司复审。如果三方对案情认定无疑义，及所拟罪名意见一致者，由刑部定稿分送院、寺堂属一体画题。

在外各省总督、巡抚具题重辟之案，同时皆以随本揭帖分送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由部、院、寺分发其下属有关司道及左、右寺承办。有关司道及左、右寺先据揭帖，详推案情与所拟罪名、所引律例是否符合，各自提出覆核意见（即预定谳语）呈堂。由刑部主稿钤印，分送都察院、大理寺。如果刑部勘语与院、寺勘语意见一致，院、寺即画题，但必须在八日内送回刑部；如果意见不一致，有改易的，亦必须在八天之内声明缘由，交回酌议。刑部再定期移知院、寺赴部，细绎案情，详推律意，各秉虚公，画一定谳。

按规定，凡重辟，必须三法司的意见完全一致，才能定案。如果意见统一，由刑部主稿，院、寺画题，奏闻钦定。若意见仍不能一致，允许各抒所见，候旨酌夺。但不得一衙门立一意见，判然与刑部立异；只许两议并陈，候皇帝裁决。

然而护军执法，居然搞到求刑论死的地步。消息一传出去，舆论大哗。左庶子张之洞、右庶子陈宝琛皆上疏力驳其非。此事古今同一理：越是有不当干预之力介入了司法，被介入之司法一界，就越是要端出一种持论甚高的矜持之态，乃至于越是要故作法理不容侵犯的严峻之态，不论是什么态，都属惺惺作态罢了。是以就在这个时候，潘祖荫迫于清议，不得不郑重其事，另外调派了八个干员审理此案。这八个人心里都明白：不过是要推求磨勘出那大清门护军还有什么该死的言语，尽管含沙射影，也得勉力诛心。

然而仔细推求了几天，还真罗织不出什么应该问死罪的情由，于是八位主审司官联袂见了潘祖荫，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就法论法，实无可杀之罪以论之；如果太后必欲杀此护军，何妨于宫中出“特令”杀此人，“本部司官，不敢与闻。”——这在后来，就叫作“公务人员不服从”——因为实在太不像话了。潘祖荫无可如何，也只能这样的结论覆奏。

慈安太后这时心里头也逐渐清明起来：看上去“西边儿的”颇有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架势，但是就她自己的立场、个性来看，都不能作更积极的处置了，只好温言婉语地跟潘祖荫说：“委屈你了！你得有一个说法。”

慈禧召入潘祖荫的时候，已经得知刑部里会勘的情形以及结论。她没让潘祖荫开口，先自号啕大哭，一面数落起潘祖荫的家世——当然要从他祖父“状元宰辅”潘世恩说起——从潘世恩始，吴县潘家世受国恩，享天禄、食皇饩，而竟不能杀一大不敬之走卒。骂到后来，据说连脏话都出口了，真个是“泼辣哭叫、捶床村骂，声嘶不止”。

潘祖荫回到刑部，据说也是拊膺顿足，痛哭不已。因为他找不着肩膀来扛下这个案子。既要迎合上意，又要弭平公论，最后他只能做出和稀泥的处分：将那护军处以“死刑减一等发落”。给了乱法者一个根本不配拥有的颜面，误了一个执法者完全不能弥补的人生。此案结束之后，太监们滥权以逞，势焰熏天，非但可以恣意出入正门，还可以携伴伙友，俨然将宫禁视为自家的宅第了。

重要的不是宫廷门禁如何丧失其森严，而是法治如何因一案一例而崩溃。光绪五年这一宗原本算是小小的违禁案，却给慈禧上了如何藉由政治手腕操纵法曹的一课。她从此知道，“大清律例，祖宗成法”是一部可以开阖由人的机具，完全顺服于当权者的意志。

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政变，捕杀的六君子之一叫刘光第，时任职于刑部，当牢卒传呼提人犯的时候，他还安慰一旁同囚之人，说：“不要紧，这只是提审而已。”不料提人行进的路径一路出了西门，径赴菜市口而去。刘光第大惊失色，高喊：“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哪有这等昏愦事？”

再过五年，就是沈北山事件了。沈荩，字北山，号愚溪，自立军统领。善化（今属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湖南维新运动，与谭嗣同等商讨国事，思想激进。1899年与唐才常东渡日本，谋划发动起义。次年回上海，至武汉建立自立军第七军，任右军统领。起义计划泄露后，去上海，随即潜入北京，继续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撰文揭露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阴谋，震动留日学界，引发巨大风潮，他本人也旋即在北京被捕。

可是慈禧当时快要过生日了，不愿意公开杀人——或者说，一旦有死囚定罪要杀，却必须因老佛爷万寿而减罪，这对慈禧来说是“划不来”的事。于是索性不定罪了——就在七月三十一日这一天，她派遣太监出宫，亲传口谕，就让狱卒杖杀沈荩于狱；并嘱狱方向刑部报为病死。据说沈北山身体强壮，虽然遍体鳞伤，脏腑鱼烂，筋骨尽碎，血肉横飞，但是久杖不死，打得满墙四五尺高处都是血迹，经过整整两个小时的凌虐才断了气。血迹，倒是一直没有人清理；据说这样很能威慑人犯。

此事直到第二年，被一个潦倒政客发现，才大白于世。这人是国语注音符号的创始人王照（1859-1933），原先是康、梁一路的维新人物，依附帝党而得势。戊戌政变之后，康、梁出奔，他也跟着跑了。可是王照是个首鼠两端的骨格，仍然心存侥幸，总想早日脱离这个向下沉沦的维新漩涡，恢复一官半职，便起而揭发康有为声称拥有的光绪皇帝“衣带诏”实属伪造，破坏了康、梁在日本劝募发展之谋，以至于被康有为软禁起来。几经折冲，才辗转逃回中国。

王照回到北京之后，打听到会有特赦，居然想了步怪招：自请入狱，以便等待赦免。他所居住的，就是前一年杖杀沈北山的牢房。这王照虽然是个在政治立场上反复无常的小人，但是他亲历缧绁，指证恶行，算是不无细行了。

在狱中待了几个月，侘傺无聊，王照还写过几首关于沈荩的纪事诗，后来广受诗坛骚人注意——毕竟杖杀事极惨，争相唱和者不少，其中有一首安徽某公所撰，十分阴损，是这样写的：

谁怜万岁轻杨素，岂料一诗哀世恩。

教子传家应肃法，宁将绝句骂儿孙。

这首诗头一句里的“万岁”，写的不是皇帝爷万岁万万岁，而是隋文帝时代的史万岁。史万岁有军功，素为杨素所嫉，遂屡谮于帝前。某日帝召万岁而不至，杨素又一向知道这皇帝很忌惮太子，便故意说史万岁去见太子了，于是隋文帝终于杖杀史万岁于廷，再罗织其罪状，诏告天下。（见《隋书·卷五十三》《资治通鉴·卷十七》）

用这个典故，意思就是点明沈北山被杖杀之非法。可是沈荩之死，为什么跟百多年以前的潘世恩有关呢？这写诗的安徽某公绕了个弯儿，指责潘世恩没有把传家之教规范好——所要指责的，当然还是潘祖荫没有风骨、没有担当。写诗的人一定知悉潘祖荫没有儿女，于是用“绝句”来羞辱潘祖荫：既然没有足以为法的家教，就干脆绝子绝孙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