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着手研究竞争效应（这项研究后来持续多年），对自己可能发现的结果有那么点儿直觉。我猜测研究数据将证明，竞争对人类心理健康或人际关系没有好处；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但我当时还期待找到证据，印证我经常听说的“竞争会‘激发’许多人竭尽全力”这种主流观点也是正确的；由此可以推论，无论是工作或是学习，缺乏竞争应该导致较差的表现和成绩。那么权衡利弊，有所取舍，为了成为更健康、更快乐的人，我们不得不放弃某些杰出。

好家伙，这次我错得离谱！研究结果压倒性地展示：竞争会阻碍人们竭尽全力地工作或学习。出于各种原因，在大多数任务中，取得最佳表现非但不要求人们试图打败他人，而且需要他们完全脱离这种场面。这里不存在交易性取舍。如果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结果，那么合作要比竞争更合理；而当我们首要关心的是人们对自己和他人有何感受时，合作还是比竞争更合理。

我在这里提到这个观点，是因为这种取舍有时被认为存在于无条件养育之中。道理如下：当我们知道只有在努力工作或取得结果时才会得到认可，那么就会倾向于努力工作或取得结果。对照之下，一些心理学家诘问，“如果人们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被无条件地爱，他们还会有取得成功的动力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从四个方面予以回应。第一，即使这种说法有道理，那也或许只适用于成人。儿童需要被无条件地爱。重申：假设只有在取得成功时才感到被接受对任何人来说是一件好事，那么生命开初曾经被无条件认可的稳固基础就显得十分重要。

第二，值得问一下：什么才是决定是否珍爱某人的基础？“努力工作”和“取得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如果苛求结果，那么对于竭尽全力但出于各种原因——很多是不受自己控制的——最终没能达到目标的人，我们该如何处置？相反，如果我们的认可建立在“努力工作”上，那么问题是我们无法衡量它：某人工作时间更久，另一个人可能更努力；如果试着将无形的努力当作微调爱或认可的标准，岂不是看上去很傻。

第三，即使有条件的认可能够产生效果，我们也不得不再次考虑所付出的一切隐性代价——这种策略看上去好像有效，但却造成了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持续时间更长的后果。即使存在取舍，有条件接纳的负面影响也要远远超过取得更多成效的正面影响。第一、二章已经明确阐述这些令人不安的负面影响；例如，即使那些大学生为拼命求得家长的认可而更加努力地学习，但因此而对家长产生反感并对自身感觉愧疚、不快乐和不自由，我们当中恐怕没有谁会说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如果可以感受到无条件的爱，人们还会受驱使取得成功吗？所有真正理解上述驱动力的人都会回答：“但愿不会！”

即便人们不受这种动力的驱使，并非意味着他们不成功。因而这是我的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和竞争一样，其实没有所谓的取舍，因为有条件的接纳通常不起作用，连提高成绩这种低级目标都达不到；充其量只会在某些场合对某些人完成某些任务发挥作用。

那些持其他观点的人作出了一些错误假设。首先，他们认为在成长过程中相信自己很能干的人不会有理由去取得任何成就；我曾听到有人为捍卫这种观点还宣称“人类天性就是能少做就少做”。驳斥这种偏见的不只是数项研究结果，而是心理学界研究动机的整个分支[2]。通常很难阻止快乐而满足的人尝试更多了解自己和世界、或尝试做一项他们引以为荣的工作；“能少做就少做”的欲望是一种畸变，是有问题的征兆。它可能暗示某人感到受威胁，所以用这种策略来降低损害；或者奖励与惩罚的手段导致他对所做的事情失去兴趣，或者是他可能合理地察觉到某项任务毫无意义、乏味无聊。

例如，假设一个孩子在学校遇事“能少做就少做”，正如之前讲的，这可以被证明是自我设障的范例（由于别人让她感觉自己很笨，于是她停止做出任何努力，以说服自己相信假如她尝试了就可以成功）。或者是外部动机的副作用：他正在追求好成绩，意识到只要握住已经学会的东西就可以得到高分；或者是他没有学到有意义的知识，因为他必须做完又一页枯燥乏味的卷子，或阅读另一章单调沉闷的教科书。无疑，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原因来解释孩子为什么“能少做就少做”，其中每一个解释都会涉及学校或家庭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任何理由去推测孩子的反应是“人类天性”不可避免的结果。

我已经指出，被无条件地爱的孩子会更容易无条件地接受他们自己。只有在把正面自我认同和傲慢自大混为一谈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担心。拥有核心性自我信念和从根本上确信自己是好人的人，并不会由此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没有丝毫证据表明无条件自我评价会滋生懒惰，或者树立高标准就意味着必须在达不到的时候对自己感觉很糟。相反，确信自己无论成就如何都被爱的人，通常最终会取得很多成就。被无条件认可帮助他们树立健康的自信，让他们能够心安理得地冒险和尝试新鲜事物。取得成功的勇气来自深深的满足感。

上述观点直接针对的，是捍卫有条件认可的人提出的另外一套相关假设。他们似乎认为永久性自我怀疑所产生的焦虑能量是完成任务的前提，对失败的恐惧会刺激人们取得进步。我要重申：很难想象还有比它与我们所了解的动机和学习的真相相差更远的观点了。我们想让孩子从失败中复原，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恢复。如果条件保持不变，更可能出现的结果反而是他们会认定自己今后依然做不好同样的事；这种认定会启动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他们感觉自己无能甚至无助，导致他们按照这种设定来行事，以证明自己是对的。另外，他们会选择相对容易的事来做，对自己正在做的事兴趣索然[3]。即使是那些面对失败仍全力以赴、更加努力的优秀学生，其目的也是为更好地看待自己、而非享受学习过程。因此，即使他们想方设法理解了今天所阅读的内容，第二天也不一定愿意阅读了。

只要你动脑筋想一想，道理就既简单又显而易见：惧怕失败与迎接成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事实上，前者会阻碍后者的实现。我们已经看到大量证据，有条件养育和有条件自我评价是不健康的；现在我们还须补充：在效率方面二者同样无济于事。正如两位研究人员指出的，它们会导致“情绪指向性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和自我修复，而非问题指向性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换句话说，你忙于应付失败可能带来的后果，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对获得成功有利的事。

这些研究人员继续指出，即使抛开这种实际问题，只有在孩子成功时才让孩子对自己感觉良好这种理念还意味着“有些孩子会永葆较低的自我评价，如果孩子没有以社会认可的方式取得成功，诸如取得高分或在运动项目中表现出色，他们会认定自己是毫无价值的人”。

与孩子听到的其他的有毒信息一样，这种理念有时会出自教师、教练、同学之口，更不用说大众媒体及其生活的文化背景。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表现优秀的压力——或者更糟的，比他人做得更好的压力——通常始于家庭。不管怎样，作为家长，我们都有责任抵消这些压力感，挑战有条件认可理念，确保我们的孩子无论如何都感受到被爱。

[1] 现有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延迟入幼儿园的做法；明显的学业好处也不过是虚假的幻影，事实上，这是社会经济地位的表征，意义绝非在行为本身。换句话说，生长在经济条件优越、家长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的孩子，学习成绩或许会相对较好，但与早晚上学无关。即使有关，这种微弱的影响也会在孩子入学几年后消失殆尽。相关研究数据显示，“红杉行为”并不值得提倡，即便短期内有积极效果，却隐藏了后期会呈现的危害。有些家长可能会被这种方式**，因为幼儿园已经变得越来越学业化，而这一流行趋势遭到儿童早期教育专家的一致反对。如果更多的孩子晚上幼儿园，会加剧对加速提高学业技能的专注度，从而诱发恶性循环。

[2] 无数调查研究均确认，孩子天生具有试图理解世界的求知欲，能够鞭策自己超水平发挥潜力。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所谓天生能少做就少做的欲望是“压力降低”或“自我平衡”论调的残余，即认为有机体总是在寻找休息的状态；这些模式已经被现代心理学彻底推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的作品，以及关于人类获取能力感的动机（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自主感（理查德·德·查姆斯Richard de Charms、爱德华·德齐等）、好奇心的满足（D.E.柏林恩D. E. Berlyne）或实现人类潜能的不同途径（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研究发现。

[3] 多项研究之一显示，失败会导致孩子产生对未来失败的期待，参见帕森斯（Parsons）与鲁布尔（Ruble）。有关“失败会导致孩子选择相对容易的事以及内在动机降低”，可参见威格菲尔德（Wigfield）、哈特（Harter）1992年，以及德齐和瑞安发表的各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