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GATT时期争端解决的制度及实践
GATT成立之初仅有两个条款对争端解决进行了规定，即GATT第22和23条。一般认为，这两个条款仅仅规定了争端解决中的核心问题，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争端解决程序。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完善的。
（一）GATT第22条和23条
1.GATT第22条——磋商
Article ⅩⅫ
Consultation
1. Each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accord sympathetic consideration to, and shall afford adequate opportunity for consultation regarding, such representations as may be made by another contracting party with respect to any matter affecting the operation of this Agreement.
2.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may, at the request of a contracting party, consult with any contracting party or parties in respect of any matter for which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find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rough consultation under paragraph 1.
第22条第1款主要是规定了缔约方在运用GATT遇到问题时，要求与对方进行磋商的权利，及相对方给予磋商机会的义务；第2款主要规定了“缔约方全体”参与缔约方之间磋商的可能。第22条第2款的规定虽然比较简单，却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该款规定使“缔约方全体”获得了参与磋商的机会，具体来看，“缔约方全体”不仅可以主持多边磋商，而且可以对缔约方之间的争端进行调解。其次，第22条为缔约方规定了两套承上启下的磋商程序，即首先由有关争端的当事缔约方进行双方磋商；如果磋商未果，则任何一当事方可以将争端提交缔约方全体，并由后者组织多边磋商程序。[1]
但是，由于第22条第2款并没有明确规定缔约方全体参与磋商的具体方法及程序，实践中缔约方全体参与磋商是非常困难的。例如，1967年GATT根据第22条第2款就奶制品成立过工作组，其最终成果是制定了关于奶制品的安排，这就是缔约方全体参与磋商的范例。此后，在1968年、1982年、1984年和1986年，GATT又先后根据第22条第2款成立过工作组，但有些并没有成效。[2]
2.GATT第23条——利益的抵消或减损
Article ⅩⅩⅢ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1.If any contracting party should consider that any benefit accruing to i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under this Agreement is being nullified or impaired or that the attainment of any objective of the Agreement is being impeded as the result of
（a）the failure of another contracting party to carry out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Agreement, or
（b）the application by another contracting party of any measure, whether or not it conflicts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or
（c）the existence of any other situation, the contracting party may, with a view to the satisfactory adjustment of the matter, make written representations or proposals to the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or parties which it considers to be concerned.
Any contracting party thus approached shall give sympathetic consideration to the representations or proposals made to it.
2.If no satisfactory adjustment is effected between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concerne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or if the difficulty is of the type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c） of this Article, the matter may be referred to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mptly investigate any matter so referred to them and shall make appropriat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which they consider to be concerned, or give a ruling on the matter, as appropriate.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may consult with contracting parties,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ith any appropriate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cases where they consider such consultation necessary. I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consider that the circumstances are serious enough to justify such action, they may authorize a contracting party or parties to suspend the application to any other contracting party or parties of such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this Agreement as they determine to be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If the application to any contracting party of any concession or other obligation is in fact suspended, that contracting party shall then be free, not later than sixty days after such action is taken, to give written notice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3] to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of its intention to withdraw from this Agreement and such withdrawal shall take effect upon the sixtieth day following the day on which such notice is received by him.
GATT第22条主要是通过“磋商”这一外交手段来解决争端，并无实质上的法律意义。而本条则是具体阐明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提起磋商的前提条件、缔约方全体的介入和报复。
本条第1款主要规定了一缔约方提起磋商的条件，即根据本协定直接或间接可享受的利益正在被抵消或受到减损，或者使本协定规定的目标的实现受到阻碍。该规定并未对“利益的抵消或减损”进行解释，而是规定了三种导致“直接或间接可享受利益受损、本协定规定的目标实现受阻”的情况：（1）另一缔约方未能履行其在总协定下的义务；（2）另一缔约方的任何措施，不论是否与本协定的规定相抵触；（3）任何其他情况的存在。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的争端都是基于“利益的抵消或减损”的理由被提起，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的抵消或减损”是具体的事实，比较容易证明，而“本协定规定的目标实现受阻”是一个比较模糊、难以举证的概念。
本条第2款主要是规定了，磋商无果时或存在第一款第（3）项（存在其他情况致使一缔约方根据本协定直接或间接可享受的利益正在抵消或受到减损，或者使本协定规定的目标的实现受到阻碍）情况时，缔约方全体可以介入解决相关争端。第一，缔约方全体对提交的案件进行及时的调查并提出适当的建议或作出裁决。裁决主要是针对争议各方对法律和事实的争议，通常由理事会代表缔约方全体作出，对所有缔约方都有约束力。[4]第二，如缔约方全体认为相关的违约情况严重时，可以授权某缔约方斟酌实际情况对其他缔约方暂停实施总协定规定的关税减让和其他义务。“暂停的减让和义务”的前提是“违约情况非常严重”，而且要求缔约方全体“斟酌实际情况”作出决定，这些用词都反映出GATT此规定的严格之处。实际上，“暂停”这一措施是对GATT自由化宗旨的违背，必须慎用，否则很容易造成GATT自由化的倒退。“暂停”是一种补偿手段，而不是制裁，因此一般要求“暂停的减让和义务”不能超出损害的范围。
（二）GATT争端解决的实践
GATT第22、23条的规定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争端解决程序，GATT乃至WTO中的很多制度都是在GATT争端解决的实践中形成的。
1.裁决制度的革新
第一，缔约方全体大会主席裁决制度。根据GATT第23条第2款，缔约方全体有权对提交的案件进行裁决，在荷兰与古巴领事税案中，缔约方大会主席裁决认为GATT第1条第1款也适用于领事税，这一裁决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从而确立了缔约方大会主席裁决制度。
第二，工作组裁决程序。这年一程序是从美国与古巴纺织品案开始的。大会将争端交给一个工作组讨论，工作组通常由5～8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争端双方的代表和若干中立国的代表。工作组的任务是确定争端事项的性质与范围，至于解决的途径则由双方通过谈判确定。工作组裁决制度初步具备了第三方裁决的雏形，但是工作组成员中包含有关争端方，则经常使工作组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第三，专家组裁决程序。在英国与希腊进口税案中，缔约方大会成立了专家组处理此案。专家组由大会在专家中选任，专家不代表任何政府，以独立的专家身份进行工作，这使得专家组具有了充分的独立性。从此，专家组裁决程序便成为GATT争端解决机制中重要的程序之一。[5]
2.与解决争端相关的决议
第一，1958年11月10日缔约方全体通过了《关于依照第22条解决影响某些缔约方利益问题的程序规定》（Decision on Procedures under ArticleⅩⅫ on Questions Affecting the Interests of a Number of Contracting Parties）。这一决定主要是澄清了一些援引GATT第22条的方法问题。
第二，1966年4月5日缔约方全体通过了《关于第23条的程序的决议》，该决议适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矛盾的解决。
第三，1979年11月28日，缔约方全体通过了《关于通知、协商、争端解决和监督的谅解》（Understanding regarding Notification, Consultation, Dispute Settlement and Surveillance），该规定总结了GATT三十多年的实践：将争端解决的程序界定为通知、协商、申诉与裁决、监督四步；对缔约方全体的调解与裁决作了详细规定，尤其是对缔约方全体和专家组审议争端事项的期限作了明确规定。
第四，1982年11月29日和1984年11月30日，缔约方全体分别通过了两个《关于争端解决程序的决议》。1989年4月12日，缔约方全体又通过了《GATT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和程序的改进决议》（1989 Decision on Improvements to the GATT Disputes Settlement Rule and Procedure）。
二、对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评价
总的来说，GATT争端解决机制还是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从1948年GATT临时适用到1994年，GATT争端解决机制共处理了241起国际贸易争端，为GATT的良性发展和国际贸易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相比之下，联合国国际法院在同期受理的案件不足100起，GATT争端解决机制使用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在解决争端的实践中，GATT建立并发展了专家组制度，形成了第三方裁决的机制，提高了争端解决的成功率，并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GATT不断以决议的形式改进原有的制度，如前文已述的东京回合达成的《关于通知、协商、解决争端和监督的谅解》对完善GATT争端解决机制和加速解决贸易争端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GATT本身的“先天不足”等原因，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还是存在着以下不足。
第一，GATT争端解决机制局限于其自身的“先天不足”。GATT仅是一个临时适用的多边关贸协定，并不是一个主体资格健全的国际组织，削弱了GATT条款的权威性，这就使得GATT争端解决机构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和组织保障。
第二，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性规定不健全，解决争端的时限不确定。GATT成立之初，仅有第22、23条两个条款对争端解决进行规定，缺乏必要的程序性规定。此后，GATT在实践中虽然对争端解决制度和程序性问题进行了不断完善，但对争端解决的时限的规定却不尽明确。比如，缔约方全体在投诉方要求设立专家组后什么时候应作出决定，缔约方全体审议专家组报告的时间是多长，应当在多长时间内采取行动才属合理等问题，均未进行明确的时间限定。程序不健全、时限不确定使得GATT解决争端的效率大大降低，GATT处理的案件时间拖得最长的一个，是从申诉方提起申诉到专家组报告通过用了8年半。[6]
第三，专家组断案缺乏强制的管辖权。GATT实行的是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专家组审理案件通常要经过争端当事方的同意，专家组报告须经缔约方全体通过方为有效，这就使得专家组断案缺乏强制的管辖效力。首先，在专家组成立的过程中，被诉方有可能通过单方面否决专家组成员的任命来拖延争端的解决。其次，败诉方可能在缔约方大会中阻挠专家组报告的通过。从法理上看，这种规定有着根本缺陷。但是，从GATT解决争端的具体实践来看，这一缺陷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据1989年12月GATT总干事在理事会上的报告中说，“总之，通过专家组报告的状况一直良好。迄今尚无仅因被告方拒绝专家组建议而使专家组报告不被通过或执行的例子”[7]。
第四，GATT解决争端机制比较混乱。这个问题主要是在1979年东京回合以后出现的。东京回合中达成了一系列的非关税守则：《贸易技术壁垒守则》、《倾销与反倾销守则》、《补贴与反补贴守则》、《民用航空器贸易守则》等，但只有《海关估价守则》、《倾销与反倾销守则》和《贸易技术壁垒守则》规定了“用尽救济”的要件，即在诉诸GATT第22条和第23条之前，应使用各守则本身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这就使得GATT争端解决的一般程序与这些守则中的特别程序存在着冲突。缔约方在选择争端解决机制时，既可选择GATT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也可选择东京回合达成的各守则的规定，使得GATT争端解决出现了混乱不堪的局面。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概述
（一）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
为了克服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点是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1986年9月《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部长宣言》就争端解决问题作出了如下表述：“为了保证为所有缔约方的利益迅速、有效地解决纠纷，同时认识到GATT更加有效和可执行的规则和纪律可能对此有所贡献，谈判应当旨在改善并加强争端解决的程序和规则。谈判的内容应当包括制定充分的监督制度，以促进通过的决议能够得到执行。”经过漫长的谈判，随着1994年4月15日《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议》正式签署，作为其附件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DSU）也同时获得了通过。
DSU是整个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最核心的文件，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争端解决程序。具体而言，DSU共有27个条款和4个附件，内容主要有：第一，总的规定（1～3条），主要规定了范围和适用、管理和总则；第二，程序性规定（4～22条），主要规定了磋商、斡旋调解和调停、专家组的设立、专家组的职权范围、专家组的组成、多个投诉方的程序、第三方、专家组的职能、专家组的程序、寻求信息的权利、机密性、中期审议阶段、专家组报告的通过、上诉审议、与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联系、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建议、DSB的时限、监督建议和裁决的执行、补偿和减让的暂停；第三，关于一些特殊问题的规定（23～27条），多边体制的加强、涉及最不发达成员的特殊程序、仲裁、秘书处的职责等。4个附件分别是《本谅解适用的协议》、《适用协议所含特殊或附加规则与程序》、《工作程序》、《专家审议小组》。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渊源
第一，GATT1994第22、23条。这两个条文内容精练、具有原则性，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GATT存续期间就争端解决所通过的一些决议，[8]也是应当遵守的。当然，这些决议中的规定大多都已被DSU吸收，实践中并不经常援引这些文件。
第二，DSU正文。如上文所述，DSU正文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备的争端解决程序，基本解决了GATT争端解决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是整个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
第三，各相关协定中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条款。这些条款分为两类：一类是规定该协定适用GATT1994第22、23条和DSU解决争端，即将各协定产生的争端“导入”DSU；另一类是一些特殊、附加的规定，DSU规则和程序与这些特殊或附加的规则和程序存在差异时，应先适用特殊或附加程序。
第四，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工作程序的规定。除了DSU附件3《工作程序》和附件4《专家审议小组》外，在WTO解决争端的实践中DSB（Dispute Settlement Body）还制定了不少工作程序：如《上诉机构工作程序》、《DSB会议议事规则》、《DSB行为规则》、《关于争端解决程序的工作实践》、《根据〈反补贴措施协定〉第8条第5款进行仲裁的程序》等。
以上四个部分以GATT1994为基础、DSU为核心共同构成了WTO完整的争端解决机制。
[1] 沈四宝主编：《世界贸易组织法教程》，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第359页。
[2] Guide to GATT Law and Practice, WTO, 1995, p.619. 转引自朱榄叶、贺小勇：《WTO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第16页。
[3] By the Decision of 23 March 1965,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changed the title of the head of the GATT secretariat from “Executive Secretary” to “Director-General”.
[4] 王贵国：《世界贸易组织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250页。
[5] 朱榄叶、贺小勇：《WTO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第6页。
[6] 欧共体与美国所得税法案，L/4424-23S/127。
[7] 赵维田：《论GATT-WTO解决争端机制》，载《法学研究》，1997（3）。
[8] 如1966年的《关于第23条的程序的决议》、1989年《GATT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和程序的改进决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