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现状(1 / 1)

一、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入世承诺

我国就GATS正式签署的服务贸易减让表,不包括“健康与社会服务”和“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领域,对教育服务等9个领域进行了承诺。我国对教育服务的承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我国签订的水平减让表与教育服务有关的承诺

第一,水平减让表对于契约式合资企业的说明是,依照中国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订立的设立“契约式合资企业”的合同条款,规定诸如该合资企业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以及合资方的投资或其他参与方式等事项。契约式合资企业的参与方式根据合资企业的合同决定,并不要求所有参与方均进行资金投入。我国认定的中外合作教育服务将以契约式合作机构为主,以有别于其他商业性合资合营机构。

第二,允许不得从事任何营利性活动的外国企业(包括教育服务机构)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对设立分支机构不作承诺。

第三,以教育为目的的土地使用期限最长为50年,这是中外合作教育服务机构在享有中国土地使用权出让方面的最高年限,等同于国内教育机构的待遇。

第四,对外国机构代表处、分公司和子公司的经理、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和专家作为高级雇员、公司内人员临时调动,或被中国境内外国投资企业雇用,允许其作为自然人入境,在中国居留首期为三年(如合同期不满三年,以雇用合同时间为准)。服务销售人员符合水平减让表条件者允许入境,时间不超过90天。以上均适用于教育服务减让表承诺的活动。

(二)我国签订的教育服务部门减让表的承诺

第一,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我国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包括初等教育和初中教育两个部分)和特殊教育服务(如军事、警察、政治和党校教育等)不包括在教育服务中。

第二,对过境提供方式下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均未作承诺。因此,对外国机构通过远程教育和函授等方式向我国公民提供教育服务,我国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开放尺度,不受WTO协议的约束。

第三,对境外消费方式下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没有限制,即不采取任何措施,限制我国及其他WTO成员的公民出境(入境)留学或者接受其他教育服务。

第四,在教育服务的商业存在方面,不允许外国机构单独在华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市场准入上允许中外合作办学,并允许外方获多数拥有权,但没有承诺给予中外合作办学以国民待遇。

第五,在自然人流动方面,要求外国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入境提供教育服务,必须受中国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邀请或雇用;对其资格要求是:外国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必须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具有相应的专业职称或证书,具有2年专业工作经验。

具体如表8.2所示。

表8.2 中国签订的WTO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

(三)与教育服务有关的其他内容

第一,我国加入WTO,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只是一个允许概念,我国保留了对外资企业从事相关业务的审批权。在教育服务方面,政府将依据我国专门法规,对减让表承诺的中外合作办学进行审批与管理,同时,对其他教育服务进行管理。

第二,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无过渡期和地域限制,应当视为从2001年12月10日起生效。但是,由于我国保留了对外方从事相关业务的审批权,实际上须等待有关法律法规正式颁布以后才能执行。

第三,对某些领域的中外合作办学实行政府定价。在WTO议定书中,我国保留了对重要产品及服务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权力,其中,对教育服务减让表中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服务(CPC921、CPC922和CPC923),我国实行政府定价。

二、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现状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变化[1]

1.1978-1984年以公派进修生和研究生为主的向国外学习和借鉴经验的单向教育进口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为向国外学习和借鉴经验,我国政府扩大了以境外消费为主的教育进口。这个时期是公派留学的时期,也是出国人数非常少的时期。根据教育部统计,1978年共派出各类留学生860人,派出的留学生以进修生和研究生为主。从教育出口来看,虽然我国加大了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力度,但这种交流主要是政府间的援助和教育交流,从严格意义上不算教育服务出口。

2.1985-1991年自费留学成为教育境外消费的主体,开始出现商业存在形式的教育服务进口1985年国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开始允许自由地自费出国留学(早期向我国自费留学生开放的包括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在1985-1989年期间,自费留学人数逐年递增。

3.1992-2000年教育境外消费的出口不断扩大,进口稳步增长

由于1989年我国政府将接受来华留学生高等学校的审批权下放,来华留学生的数量由高校决定,1992年起,来华留学生人数逐年递增。这个时期,一个对留学人员非常重要的行业--留学中介开始出现,留学中介的出现刺激了更多的自费学生出国留学。

4.从2001年至今是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全面发展阶段

随着我国入世在教育服务贸易方面的开放,我国教育服务贸易从2001年起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快速增长,跨境交付形式开始出现,商业存在形式的教育出口开始增加。我国在教育服务贸易方面的“入世”承诺促进了我国教育的对外开放步伐。

(二)“入世”后我国涉外教育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入世”以后,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境外消费、中外合作办学和自然人流动成为贸易的主要方式。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服务贸易起步晚、发展慢,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领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逆差,目前我国教育出口贸易约占世界教育服务贸易量的0.5%。发达国家以其综合实力的优势,几乎垄断了教育贸易的主导权,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也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教育服务贸易。我国教育服务贸易依然任重而道远。

1.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方式增长快速

从出口情况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的不断提高,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人数也在显著增长。表8.3为2004-2008年来华留学总人数及增长率。

表8.3 2004-2008年我国留学生总人数及增长率

从上表可见,来华留学人数增长迅速。最近数据显示,2001年到2010年,我国接收海外留学生共156万余人,在此10年间的年增长率均超过10%。此外,从留学层次看,学历生的比例稳步增长,来华留学层次在不断提高。据统计,自2004年到2008年,学历生已经从28.52%提高到35.8%,5年间提高了7.28个百分点。

衡量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外国留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按照这一标准,我国最著名的高校也是接收留学生最多的北京大学为10%,清华大学为5%。相比之下,世界一流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均已占到学校总人数的15%以上,如哈佛大学为20%,麻省理工学院为21.7%,斯坦福大学为21.8%,牛津大学为22.5%,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生部外国留学生所占比例更是高达60%之多。可见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此外,来华留学生生源的分布情况表现为分布集中,但地区分布逐渐多样化。按洲别统计,2000年至2007年来自亚洲的留学生占来华留学生的比重一直高于70%,2003年高达81.93%,说明亚洲一直是来华留学生生源的主要来源地。然而自2003年以后,亚洲生源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8年来自亚洲的留学生人数比重已经下降至68.43%。2008年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源在上升,分别为欧洲32 461人,占14.52%;美洲26 559人,占11.88%;非洲8 799人,占3.94%;大洋洲2 749人,占1.23%。

从进口情况看,统计显示,2001年到2010年,我国到海外留学的各类留学生达到153万余人,除了2003年至2005年相对稳定之外,在此10年间的年增长率均超过10%,而在2008年至2010年则达到20%以上。这表明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境外消费出口要小于进口,逆差严重。

2.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商业存在方式进步显著

从出口方面看,海外办学成为发展趋势之一。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使得汉语在国际社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更广阔范围内的使用。日本95%以上的大学将汉语作为最主要的第二外语,美国将汉语作为公共外语的大学超过700所,法国近几年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考生人数以每年60%的速度递增。国外对于汉语学习的需求为我国海外办学创造了条件。海外办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服务出口形式,也同样受到国内普通高校的极大重视,成为教育服务贸易商业存在的发展趋势之一。

在海外办学中,发展最具规模也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孔子学院。为推广汉语文化,中国政府在1987年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简称为“汉办”,成为以后孔子学院的总承办方。孔子学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等。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正式建立。2007年4月9日,孔子学院总部在北京挂牌成立。境外的孔子学院都是其分支机构,主要采用中外合作的形式开办。表8.4显示的是2005-2009年全球孔子学院发展情况。

表8.4 2005-2009年全球孔子学院发展情况(单位:个)

最新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0年,我国举办中外合作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300多个,遍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进口方面看,中外合作办学成为重要形式。中国的“入世”承诺尽管不允许外国机构单独在华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但在市场准入上允许中外合作办学,并首次允许外方获得多数拥有权。这一承诺使得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逐渐成为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在商业存在方式下的重要形式。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是由中外双方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的教育教学机构(项目),其特点是以合作的方式使用国外优质教育师资、教育制度、教育资金和教育内容等。师资方面,聘请经验丰富的外籍教师,更为便利地接触国外专家学者等;制度方面,根据中国高校情况适当引用国外优质教育制度,学习管理经验等;资金方面,将合作商业化,一方面保证学生就业,一方面保证资金实力;内容方面,引进外文原版教材和外国优秀课程等,注重学生的外文和实践能力。

统计显示,从2001年至2010年间,我国批准设立并通过2010年教育部审核公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400多个。我国境内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最多时曾达到1100多个;2010年,我国新批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20个。

随着教育服务贸易中境外消费形式的发展,留学中介作为商业存在中的又一重要形式,其发展也变得越来越快。

3.我国教育服务贸易自然人流动方式规模扩大

从出口方面看,我国派出汉语教师规模逐渐增大。我国汉语教师的外流规模逐年递增,特别体现在由孔子学院带动的汉语教师和汉语教师志愿者的流动上。每年我国派出大量的国内教师到海外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其他海外教育机构任教,2010年我国正式派到海外任教的汉语教师达到5 000多人。

从进口方面看,外籍教师数量逐年递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加强特殊学科建设,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强化科研创新能力,培养高层次教育人才,学习外国先进科技和文化,已将聘请外国教师、学者、专家等在高等学校教学列为重要工作之一。外国专家和教师的聘用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加强了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为教育、科研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2001年到2010年间,我国每年从国外引进大量外籍教师充实到各类学校的教师队伍。

4.我国教育服务贸易过境提供方式表现不俗

从出口方面看,汉语水平考试规模不断扩大。随着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增加和国外对汉语人才需求的增加,汉语水平考试规模不断增加。以HSK为例,2005年中国在世界34个国家设立了151个HSK考点。截至2007年,累计约有37万人次参加国内外近200个考点的HSK考试。2008年HSK全球共设138个考点,其中国内考点72个,国外考点66个。而在利用网络进行远程教育方面,2008年3月20日,网络孔子学院正式成立,实现了孔子学院的远程网络教育,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从进口方面看,我国在加入WTO时并没有对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跨境交付方式下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作出承诺,即在这方面我国可以不受WTO协议的约束,完全自主地决定开放尺度。不作出承诺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教育安全问题,因为一些技术发达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远程网络教育方式开拓我国的教育市场,因此我国在这方面未作承诺也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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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偏大

“国际权威统计表明,2007年全球共有280万留学生,2010年增加到330万,并预言2020年将增加到580万。”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学校董事长张杰庭委员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反复提及:“我国出国留学生数量呈井喷式增长,教育贸易是当前最大的贸易逆差,也是国际竞争力的短板,亟待加强和提升。希望国家相关部门鼓励民办学校参与国际竞争,提升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据他介绍,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虽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逆势而上。但我国大部分国际贸易都是顺差的情况下,教育服务贸易却是逆差。

教育服务贸易逆差非常不利于我国将传统文化传播给世界,不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张杰庭展示了一份教育部统计的数据:2011年全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人数总数首次突破29万,但多数为短期培训者,学历生共11万;而这一年我国出国留学生总数是33.97万,学历生出入比达到2.86∶1,这与2008年的2.45∶1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0.4个百分点。他表示:“真正令外国孩子了解中国文化的,正是这种有一定时间和教学容量的学历教育。”

他还介绍了另外一组数据:2011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为33.97万,其中自费留学生比例高达92.67%。北美和西欧吸引185万外国留学生,美国一个

国家2001年到2010年,外国留学生多达72万余人,中国占其中的22%,成为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派出国。

“教育贸易逆差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张杰庭说,“我国虽然没有公布来华留学生的经济贡献,但鉴于我国收费较低,外国留学生每年平均费用不及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爱尔兰学习费用的30%,而与留学费用最高的美国相比,仅为15%。”这些年,我国的出国留学市场继续呈现平民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巨大,亟待扭转。国家应重视起这个问题,为改善我国教育贸易逆差做出努力。

资料来源:刘晓莹,《教育贸易逆差太大了!》,2012.03.10,http://news.hexun.com/2012.03.10/139163523.html。

[1] 杨肖敏.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及政策探讨.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