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上午。在学校辅导老师玛丽奥·克雷斯尼夫人的办公室。
她有一双小小的善意的眼睛,她的笑容则显得比例太大了。根据她头顶的墙上挂着的那张证书来看,她已经在巴特莱特高中工作了十五年。这是我们第十二次会面。
之前窗台上的事依然让我心跳加速,双手发抖。我全身发冷,只想躺下来。我等着克雷斯尼夫人说:我知道你第一节课干什么去了,薇欧拉·马基。你的父母正在来学校的路上。医生也到了,准备送你去最近的精神康复中心。
但是我们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你好吗,薇欧拉?”
“我很好,您呢?”我坐在自己的手上。
“我也很好。我们来谈谈你吧。我想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我很好。”她没有明确说出来,但这并不代表她不知道。她从来不直截了当地问问题。
“你睡得如何?”
那次车祸之后,我已经做了一个月的噩梦。每次来见她的时候,她都会问起这件事,因为我犯了个错误,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她又将此事转告给了克雷斯尼夫人。这是我会在这里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我不再跟妈妈说任何事的最主要原因。
“我睡得很好。”
克雷斯尼夫人的特点就是,她一直在微笑,无论听见什么,她都会微笑。我很喜欢她这一点。
“还会做噩梦吗?”
“不会。”
我以前会将做过的梦记下来,可现在不记了。我能清晰记得每一个细节。在四星期前的一个梦里,我整个人都融化了,字面意义上那种。在梦里,爸爸说:“你已经走到尽头了,薇欧拉。大限将至。我们全都经历过,现在轮到你了。”但是我不想这样啊。我看着自己的脚化成泥,一点一点消失。然后是我的双手。但是一点也不疼,我记得我心里在想:我不应该在意,因为这一点都不疼,只是渐渐消失而已。可是在我身体一点点消失的时候,我确实是在意的。然后我就醒了。
克雷斯尼夫人在椅子里换了个姿势,保持着脸上的微笑。不知道她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面带微笑的。
“我们谈谈大学的事吧。”
去年这个时候,我肯定会很高兴和她谈论大学的事。以前,我和艾莲娜会等爸爸妈妈睡觉以后聊起这个。如果天气暖和,我们就去屋外坐着聊,如果天气太冷,就在屋里聊。我们想象我们会进什么大学,会在那里见到什么样的人,远离这个只有一万四千九百八十三人的小镇——印第安纳州的巴特莱特,去一个感觉像是遥远的外星星球的地方。
“你申请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北加勒比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真是五花八门,但是怎么没有纽约大学?”
从七年级的那个夏天开始,我就一直梦想着参加纽约大学的创意写作课程。我那个大学教授兼作家的妈妈带我去过纽约。她的毕业作品就是在纽约大学完成的,我们在那座城市里待了大概三四个星期,和她从前的老师和同学交流——包括小说家、剧作家、编剧、诗人。我本来计划在十月的时候提早入学。但是后来发生了那场车祸,我就改变了主意。
“我错过了申请的截止日。”常规录取的申请截止日期是上个星期的今天。我已经将所有资料都填好,甚至写完了申请论文,但是我没有寄出去。
“我们谈谈写作吧。谈谈那个网站。”
她指的是“艾莲娜和薇欧拉之家”。在搬到印第安纳州后,我和艾莲娜就建立了这个网站。我们想要创建一本电子杂志,提供关于时尚、美容、男孩、书籍和人生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去年,艾莲娜的朋友杰玛·斯特灵在一个访谈里提到了我们,我们的关注人数瞬间提升了三倍。但是自从艾莲娜死了以后,我就没有再碰过这个网站,毕竟那是一个关于姐妹花的网站,没了她,还有什么意义呢?再说,在艾莲娜死去的那一刻,我的世界也跟着死了。
“我不想谈网站的事。”
“我知道你妈妈也是一个作家。她一定能够提供很有用的意见。”
“杰萨姆·韦斯特说过:‘写作是非常困难的,只有那些将人间当地狱的写作者,才能在死后免受惩罚。’”
她听见这句话,眼睛一亮:“你觉得自己是在受罚吗?”她指的是那场车祸,又或者是待在这座小镇、这所学校,坐在这间办公室里。
“没有。”我应该接受惩罚吗?当然。不然我为什么要给自己剪刘海?
“你认为自己应该对发生的那件事负责?”
我伸手拨了拨歪向一边的刘海回答道:“没有。”
她靠到椅背上,笑容稍微收起一寸。我们都知道我在说谎。我不知道,如果我跟她说我一个小时之前,被人从钟塔的窗台上救下来,她会说些什么。现在,我确定她还不知道这件事。
“你后来开过车吗?”
“没有。”
“你愿意和你父母一起开车出去吗?”
“不愿意。”
“可是他们希望你去。”这不是一个问句。她说得好像她已经找他们其中一个甚至两个人谈过话了,或许她真的找过了。
“我还没准备好。”这几个字真是神奇,可以将你从任何麻烦里拯救出来。
她往前凑了凑:“你有没有考虑过回啦啦队当队长?”
“没有。”
“学生会呢?”
“也没有。”
“你还在合唱团里吹长笛吗?”
“我坐在最后一席。”这是那场车祸不曾改变的事。我之前也都是坐最后一席,因为我吹得不怎么好。
她又靠了回去。我一度以为她放弃了。然后她说:“我很担心你的进展,薇欧拉。坦白讲,你的进展应该比你现在的情况好很多。你不能永远逃避开车,尤其现在是冬天。你不能永远停滞不前。你要记住你是那个活下来的人,这意味着……”
我永远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在听到“活下来的人”的时候,我就直接站起来走了。
去上第四节课的路上。学校走廊。
至少有十五个人——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还有几个已经几个月没跟我讲过话了——在我去教室的路上拦住我,说刚才救了要自杀的西奥多·芬奇的我有多么勇敢。其中一个女孩是校报的记者,想要给我做一个专访。
西奥多·芬奇是我最不想救的人,他是巴特莱特中学的传奇人物。我和他不熟,但是我知道他。人人都知道他。有些人讨厌他,因为他是个怪人,他经常打架,砸坏学校的东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有些人很崇拜他,也因为他是个怪人。他在五六个不同的乐队里当过吉他手,去年还录了专辑。不过他确实有一点……激进。就比如,有一天他从头到脚涂了一身红色来学校上课,而那天根本不是学校的“创意周”。他对一些人说他是在以此抗议种族歧视,对另一些人则说他是在抗议吃肉。高一的时候,他整整一个月每天都穿着披风来学校,用桌子将黑板砸成了两半,还偷了科学楼里解剖完的青蛙,给它们举行了葬礼,最后埋在棒球场。伟大的安娜·法瑞丝曾经说过,拯救高中生活的秘密就是“要低调”。而芬奇根本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我迟到了五分钟,教俄罗斯文学的是戴着假发的马洪夫人。她给我们布置了作业——看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交一份十页的读书报告。全班齐声哀号,只有我没有,因为不管克雷斯尼夫人怎么想,我现在就是处于“情有可原期”。
我根本没听马洪夫人如何滔滔不绝地讲对这份报告的要求,我在剪裙子上的线头。我有些头痛,可能是这副眼镜的缘故。艾莲娜的视力比我还差。我摘掉眼镜,放在桌子上。她戴着这副眼镜很好看,我戴着丑得要命。特别是配上刘海。但是或许,只要我戴着这副眼镜的时间够久,我就能越来越像她。我可以看见她所看见的东西。我可以同时成为我们俩,这样就不会有人再思念她——最想她的人其实是我。
问题是,生活有美好的时候,也有糟糕的时候。我的生活并不全是糟糕的时候。总是有些事能够令我卸下防备。一个电视节目、爸爸发来的好笑视频、班里同学的一句话,都会让我哈哈大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不管什么情况是正常,我反正觉得自己又正常起来了。有几个早晨,我醒来以后,会一边洗漱一边唱歌,或者是打开音乐跳一会儿舞。大部分日子里,我都走着去上学,也有时候会骑车去。有时我的意识会欺骗我,让我以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出来兜风的普通少女。
坐在后面的艾米丽·沃德捅捅我,递给我一张字条。每堂课开始之前,马洪夫人都会把我们的手机收上去,所以我们依照传统,在笔记本上写字条。
你真的救了要自杀的芬奇吗?瑞安。
这间教室里只有一个瑞安,肯定有人会说,全学校,甚至全世界,都只有一个瑞安,就是瑞安·克洛斯。
我抬头看向他,他和我中间隔了两排。他长得真是太好看了。宽肩膀、温暖的金褐色头发、碧绿的眼眸,脸上的雀斑数量刚好,令他看起来更加亲切可以接近。十二月之前,他还是我的男朋友,不过我们现在正在闹分手。
我将字条放在桌子上看了五分钟才回复。最后,我是这么写的:
我只不过凑巧在现场。薇。
不到一分钟,纸条又传了回来,不过这一次我没有打开。不知道有多少女孩愿意像这样,收到瑞安·克洛斯传过来的字条。去年春天的那个薇欧拉·马基也曾经是这些女孩中的一员。
下课铃响起,我坐着没动。瑞安也逗留了一会儿,想看看我要做什么,但是我只是呆坐在位置上,于是他拿起自己的手机走了出去。
马洪夫人问:“你还有什么事吗,薇欧拉?”
十页读书报告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老师要求写十页,我可能会写二十页。如果要求写二十页,我一定会交给他们三十页。写作是我最擅长的事,比做一个女儿或者是女朋友或是妹妹还要擅长。曾经,写作就是我。但是,现在写作却是我无法做到的事情之一。
我其实什么都不用说,甚至连“我还没有准备好”都不用说。这些话明明白白地包含在不用写出来的《生活规则手册》里,也包含在《论学生痛失所爱时要如何应对》和《论九个月之后,依然未能走出阴影》这两篇论文里。
马洪夫人叹了口气,把手机还给我。“交给我一页纸或者一段话就行,薇欧拉。你尽力就好。”我的“情有可原期”救了我。
我走出教室,瑞安正在外面等着。我看得出来,他是在试图弥补我心里的裂痕,将我变回他过去认识的那个有趣的女朋友。
他说:“你今天特别漂亮。”他很好心,没有一直盯着我的头发看。
“谢谢。”
我的视线越过瑞安的肩头,看到西奥多·芬奇正大步流星地走过。他朝我点了点头,好像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然后直接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