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来，我从一九七八年到美国弘法，

经过了二十年的岁月，

现在能获得美国学校认同，

自是百感交集。

我以为，对于荣誉博士的学位荣耀，

倒不是那么重要，

只是觉得我们在异国他乡，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

他们能给予我们荣誉博士学位，

对于友谊的增进，

我想这是最为重要的。

一个没有看过学校，也没有进过学校，甚至连幼稚园都没有读过的出家人，只是凭着在寺院里面长大，在寺院里面接受一些佛法的教育；而今天，能获得世界上十三所名校，颁赠荣誉博士或名誉教授的称誉，这也可谓一件奇人妙事了！

我出生的地方，是穷苦、贫困的中国苏北。在我们家乡，最有名的学校就是扬州中学。可是，我从小没有机会与小学、中学结缘，想要读书，父母家庭没有办法栽培我，社会环境也没有办法成就我。幸好，甫满十二岁稚龄，我就和佛教结缘了。

别人出家，是为了要了生脱死，为了断除忧悲烦恼，但是我才正逢懵懵懂懂的年纪，是非曲直还没有真正辨别的能力，也不懂得什么叫烦恼、什么叫生死？我只想到要读书，而寺庙里面可以成就人读书，这就是我唯一的人生希望，也让悠古的寺院，成为日后人生上进的因缘。

寺庙的教育跟一般学校不一样，我虽然在佛教丛林中有名的栖霞律学院就读，但那只是学一点人生的规矩而已。所谓的“律”学院，就是专门教授戒律的学院，而律仪生活，就是要求我们学习一些做人的规矩，如：出家人一定要学四威仪，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立如松；或者叫我们不要乱看、不要乱听、不要乱说、不要乱做，举心动念要唯佛所依等等。

在学院里，纵有一些老师来教导一点经文，我们也听不懂；除了老师的口音、照本宣科的教授方式外，经典中的义理，对我来说实在过于深奥。虽然不敢说自己好学上进，但是对于知识的好奇心确实存在，我就只好自己毛遂自荐，担任寺内简陋的小图书馆管理员。

我以这个图书馆作为自我学习的学校，埋首于各类书籍，从一窍不通的青涩少年，到稍微懂得一点文字，才能在日后考取镇江焦山佛学院。我所拥有的十年青少年岁月，就这样在单纯封闭的寺庙生活中过去了。

当时的我，对于信仰、修行，可能连一点概念都谈不上，但是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念头，那就是“为了佛教”。这样的想法确实带给我很大的鼓舞力量，无论生活多么艰困、贫乏，只要想到为了佛教，任何问题皆能迎刃而解。

从焦山佛学院毕业后，幸蒙一位江苏宜兴教育局的局长，见到我也不问姓名、学历，只知道我从南京回到祖庭宜兴，他就要我担任一所约有两百名学生的国民小学校长。我兴奋不已，请示过师父后，就接受了宜兴政府的委任。我就这样担当起人生的第一项工作——小学校长。

其实，怎么样办学校，我一无所知。不过我一生中有个重要的理念——“做中学”。我边做边学，竟然真的把一个小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自己也颇为意外。可惜的是，时逢国共战争，在纷乱的时局下，学校没有办法继续办学，我不得已就到了南京。

那年二十二岁，还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年轻人，没想到竟然有人叫我接任南京华藏寺的住持。寺务繁琐，匆匆的几个月就过去了，又因为徐蚌会战（即淮海之战），解放军渡江，南京岌岌可危，所以就和一些同道组织“僧侣救护队”，不明所以地到了台湾。

在台湾，我努力写作、努力弘法、努力度众；我办幼稚园、办作文补习班，带领青年从事许多弘法活动；乃至陆续开办佛学院，筹建佛光山。不知不觉中，数十年倏忽一过。

一九七七年，佛光山开山十周年，首度传授“万佛三坛大戒”，在这次的戒期中，美国东方大学（Eastern　University）的校长天恩法师，忽然率领一些教授、学生莅临佛光山受戒。一群美国人肯到中国来受比丘、比丘尼戒，我们当然竭诚欢迎。我想，大概以此因缘，一九七八年他就授予我东方大学的哲学荣誉博士学位。我一生没有学历，也没有领过一张毕业证书，忽然有一个荣誉博士的学位，当时心想，或许对我办教育，在社会上做一些文化教育事业有帮助，我就欣然接受了。

时任东方大学的教务长普鲁典（Leo　M.Pruden）博士，哈佛大学毕业，标准的美国学者风范，思维敏捷，动作勤快；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竟然出家做了和尚，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住在佛光山。同时，他介绍一位德国的人类学硕士何吉理（Ehard　Herzog）先生，来到这里专注研究佛法，也一年有余，这都是后话了。

徒众们为了我得到荣誉博士学位，大家兴奋不已，想要在报纸上刊载消息，祝福我获得荣誉博士的殊荣。我觉得荣誉博士并不是真正的学历所获得的学位，不必那么张扬，低调处理就好，他们才因而作罢。

荣膺美国东方大学哲学荣誉博士学位，与慈庄法师及信徒们合影（一九七八年八月五日）

除了自己创办的西来大学不算，我获得的第二个荣誉博士学位，来自智利圣多玛斯大学在二〇〇三年所颁发的博爱和平荣誉博士学位。这是第一所颁给我荣誉博士的天主教大学，校长尔其威立亚（Anibal　Vial　Echeverria）先生表示，他们和十八所大学联盟，所以这一张荣誉博士学位也代表其他十八所大学的荣誉博士。

校长尔其威立亚博士，他是个天主教徒，居住在地球的另一边，从台湾远赴智利，如果坐波音七四七喷气机起码要三十六个小时才能到达。这么遥远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样缘分？过去也素不相识，竟然欣赏我，愿意授给我荣誉博士学位，真是感谢国际友人的盛情了。

我于当年十月至圣多玛斯大学出席授奖仪式，并于校内植树纪念，当时校方特别邀请全校师生共同签署“祈求世界和平证盟书”，表达大家对促进世界和平的愿望。校长还邀请我为大众讲演，没想到当地的议员、政治人物竟有不少人莅临出席；而两年后，圣多玛斯大学更与西来大学结为姊妹校，我也乐见其成。

这一年徒众们说我是双喜临门，因为除了天主教学校颁给我的荣誉博士学位以外，泰国很有名的摩诃朱拉隆功大学也颁给我教育行政荣誉博士学位。

获颁智利圣多玛斯大学博爱和平荣誉博士学位（二〇〇三年十月九日）

泰国本来就是一个佛教国家，我跟泰国结缘得很早，尤其是举办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时候，曾有几次担任大会主办人。特别是一九八八年，世佛会举办第十六届会员大会，我把他们带到美国西来寺开会，这是世佛会首次离开亚洲，真正让佛法“西来”，颇具历史意义。一九九二年，第十八届会员大会则由高雄佛光山主办，也在此次大会中，承蒙大家不弃，推举我为世佛会永久荣誉会长。另外，第二十届的世佛会，则在一九九八年由澳大利亚南天寺主办。

有了这许多次主办世佛会的经验，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泰国总理川·立派先生，在第二十一届世佛会上颁赠予我“佛教最佳贡献奖”，也让我感到受宠若惊。或许是这许多的因缘，再加上摩诃朱拉隆功大学知道我办有佛光大学、南华大学、美国的西来大学等，所创办的丛林学院持续不辍连续招生了四十余年。可能认为我热心佛教的教育，因此颁赠给我荣誉学位，大概也是对我的感谢或者奖励吧！

二〇〇四年这一年，同样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在韩国有百年历史以上的东国大学颁给我哲学荣誉博士。据说，东国大学从未颁赠荣誉博士予亚洲人，这也开了他们的先例。

获泰国朱拉隆功大学颁发教育行政荣誉博士学位（慧延法师摄，二〇〇三年八月十九日）

当时，我派弟子依恩（王秀珍）在东国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一方面也筹建道场。很感谢东国大学给予我荣誉博士学位，因为我和韩国的佛教，多年来一直缘分很深，我和他们的各宗派、各大寺、各个重要的人士都有往来，我想获得这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更增进中韩佛教的关系。

同时，在泰国的玛古德大学，它也继摩诃朱拉隆功大学之后，给我一个佛教学术荣誉博士学位，我想大概与泰国总理颁给我的“佛教最佳贡献奖”有关，与政府官方相呼应，他也颁个荣誉博士给我，作为彼此的交谊，这也很正常。

此后，似乎应验中国的俗语：“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无三不成礼。”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专程来佛光山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右一为时任高雄县县长杨秋兴先生（陈碧云摄，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因此，二〇〇六年也是我获得双荣誉博士的殊荣。首先，在澳大利亚的名校格里菲斯大学，校长弗德（Leneen　Forde）以及副校长、教务长等，要颁给我荣誉博士，他们特地亲自将博士服、荣誉博士证书送来佛光山，为了他们的前来，佛光山也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颁赠典礼。

我想，这个荣誉博士学位，大概是因为我在一九九一年开始在澳大利亚弘法；为了想在澳大利亚创办南天大学，也和澳大利亚教育界人士常有往来。此外，我们在布里斯班举办的佛诞节，参加人数到达三十万人；在悉尼举办的佛诞节庆典也到达十五万人，都获得政府单位高度肯定认同。他们看到佛教这一股力量，我也借佛光山获得他们重视，所以颁给我荣誉博士学位了。

单国玺枢机主教以辅仁大学董事长身份颁发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两人合掌相互礼敬。地点：台北“国父纪念馆”（觉培法师提供，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自从获得澳大利亚的荣誉学位以后，为了对澳大利亚的教育多所了解，我特别派了弟子如邦（张佩玉）前往格里菲斯大学留学。如邦天资聪慧，短期内就得到教授的认可，获得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学位。而在二〇一二年，格里菲斯大学也跟南天大学合作，凡是格里菲斯的学生，在南天大学选修课程，可以同时获得格里菲斯大学认可，对于学术的交流又更进一步了。

台湾的辅仁大学，也在二〇〇六年，由董事长单国玺枢机主教、黎建球校长，代表天主教辅仁大学颁发给我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后来十二月十六日，我在“国父纪念馆”举行佛学讲座时，我和单国玺枢机主教对谈的场次上，黎校长还致辞表示，要请我这位校友回到辅仁大学去普照。

接受美国加州惠提尔大学校长赫兹伯格颁发人文荣誉博士学位（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之后，二〇〇八年，在美国南加州的惠提尔大学，颁赠人文荣誉博士学位给我。我和惠提尔大学虽然从未结缘，但是他们和西来寺倒常来往，因为惠提尔大学的学生经常在西来寺办活动，甚至参加禅修。据悉，惠提尔大学创校于一八八七年，是一所赞同基督教贵格教派的大学，早在一九九五年即与西来大学交换合作计划。

颁赠典礼当天，惠提尔大学校长赫兹伯格（Sharon　Herzberger），董事沙农（Ruth　B.Shannon）、伍德（Donald　E.Wood），教务长高斯（Susan　Gotsch），学务长欧提斯（Jeanne　Ortiz），教授参议议长普莱斯（Joseph　Price），哲学教授柯尔博（Paul　Kjellber）等一行八人，专程至西来寺颁赠予我学位及证书。

回忆起来，我从一九七八年到美国弘法，经过了二十年的岁月，现在能获得美国学校认同，自是百感交集。我以为，对于荣誉博士的学位荣耀，倒不是那么重要，只是觉得我们在异国他乡，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他们能给予我们荣誉博士学位，对于友谊的增进，我想这是最为重要的。

接受高雄中山大学校长杨弘敦先生颁发文学名誉博士学位（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三日）

因此，自从惠提尔大学给了我荣誉博士学位后，惠提尔大学的学生增添了更多与西来大学、西来寺结缘的机会，有的学生还跨海来佛光山参加生命禅学营，彼此的友谊愈来愈增加了。

隔年，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颁给我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倒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我们虽然同在高雄，但是平常并没有什么来往，只有当初一九七九年，李焕先生在高雄中山大学创校做校长的时候，请我去做过讲演。我记得那一次讲演，还是由李焕先生亲自主持。后来也有过多次讲演机会，只是我忙于法务，对于中山大学还是感到生疏。当二〇〇九年杨弘敦校长给了我这个荣耀，站在高雄这块土地上，我也觉得感激与欣慰，希望我能就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地缘关系，为中山大学出一点力，尽一点校友的贡献。

获香港大学颁发社会科学荣誉博士学位。右为香港特首曾荫权博士（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一日）

香港大学则在二〇一〇年颁赠给我社会科学荣誉博士，这也让我大为讶异，因为香港大学是世界排名前几名的大学，过去只有每年邀约我到大学做一次公开的讲演，也连续讲了好多年；其他，我对于香港大学并无贡献。就连佛光山的弟子，也是到最近几年来，才有人在香港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如：哲学博士觉继（刘金鸰）、新西兰籍的佛学博士慧峰（Orsborn　Matthew　Bryan）。

说起香港大学，副校长李焯芬先生曾经担任国际佛光会的副会长，同时也是我们香港佛学院的院长。他本来是一位工程师，大陆有好多桥梁、大坝的建设都曾邀请他做为顾问，可以说对中国很有贡献。在这一二十年来，他每次去大陆都要买一些我的书籍和大家结缘，是一位悲智双运的人。而香港大学在二〇〇〇年所创设的佛学研究所，负责主持的净因法师，是英国的博士，他与李焯芬教授都是我所熟识的人士，经常在我们香港佛香讲堂出入。现在香港大学颁给我荣誉博士，我想在香港的徒众与信徒都是最欢喜的人了。

为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图书馆主持揭幕仪式，左为香港大学李焯芬教授（佛光山宗史馆提供，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另外，韩国金刚大学和佛光大学素有来往，我想大概因为这个关系，他们在二〇一〇年颁给我文学荣誉博士学位，可以说有些获得的荣誉博士学位，也是沾我们大学的光彩。

于如来殿接受专程来台之韩国金刚大学成乐承校长（左二）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慧延法师摄，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二〇一二年，承蒙澳门大学表示，由于我先后创建两百余所道场，信众遍及世界，在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和弘法事业上都有杰出的贡献，因而计划在十一月十六日颁给我人文荣誉博士学位。由于当日我人正在马来西亚弘法，无法出席；于是，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澳门大学的校董会主席谢志伟、校董会第一副主席李沛霖以及校长赵伟博士，带领着澳门大学的副校长程海东、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郝雨凡、华中师范大学刘延申教授等一行十一人，带着学位证书前来，在佛光山举办了颁授典礼。

当天，由谢志伟博士代表澳门大学校监行政长官崔世安博士（澳门特首），将荣誉人文博士学位颁发给我。他们说是实至名归，欢喜地将我列为澳门大学的校友，我除了感谢他们之外，其实这一切皆是好因好缘的成就，希望我们能与澳门大学常常交流往来，相互学习。

接受澳门大学颁发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并赠一笔字“无上士”予澳门大学校长赵伟（右三）、校董事会主席谢志伟（右二）、校董会第一副主席李沛霖（右一）博士，并说明“无上士”是佛的名号。在中国“士”也是代表人中品德最高者，以此期许澳门大学（慧延法师摄，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除了上述荣誉博士学位外，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广州的中山大学聘我为客座教授，同时担任佛学研究中心顾问；二〇一〇年三月，南京大学则邀请我担任中华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以及名誉教授；二〇一一年四月，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也颁给我名誉教授的资格；同年五月，江西南昌大学不吝予我名誉教授的称谓；九月，扬州大学颁赠我佛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扬州大学名誉教授的头衔。

事实上，我在全台湾所有的大学几乎都做过讲演，甚至在一九八一年还担任过基督教东海大学六年的客座教授；更早一年，一九八〇年承蒙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好意地一再要我担任中国文化大学的董事兼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长，几次推辞不下，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地接任。还记得前往位于阳明山华冈的中国文化大学时，他特别邀来多位教授欢迎我，致辞时说道：“我们欢迎华冈的方丈大和尚来就职！”

除了台湾以外，在大陆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南昌大学、扬州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大学，我都曾做过讲演。基本上，大陆的佛教并不开放，也感激这许多教育界的负责人给我特别的机会，让我能和众多学子结缘，内心只有万分感谢。

说到这个博士缘，我一介贫僧，却受到许多教育界人士的青睐，感受到大家对我的厚爱。我自己现在也是四所大学的董事长，创办南华大学、佛光大学、西来大学、南天大学，尽管如此，岁月不饶人，我因为年老，脑力、体力都不济，不免希望佛光山的青年才俊能慢慢茁壮，有能力接棒，承担弘法家务。

现在佛光山的弟子，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颇多。最早期，限于许多的条件，因缘也不具备，大部分的青年，我只能送到日本让他们留学，因而都在日本获得学位，有大谷大学慈惠（张优理）、龙谷大学慈怡（杨铁菊）、京都佛教大学慈庄（释心光）、京都佛教大学慈容（吴素真）、爱知大学依昱（释依昱）、东京大学依空（张满足）等，尤其依空还是高雄师范大学的文学博士。后来，常住条件多了一点，就送弟子到美国读博士，如：天普大学慧开（陈开宇）、耶鲁大学依法（杨玉梅），以及近年的西来大学永东（林美凤）、觉玮（黄宝仪）、觉谦（黄丽君）、慧东（钱锋）。

之后，改送弟子到欧洲攻读博士，像是伦敦大学永有（陈素玲），牛津大学依益（李春色）。而现在大部分佛光山的青年子弟都在大陆完成博士学位，如：北京大学的觉舫（郑丹琳）、满耕（屠颖），四川大学的满纪（孔祥玲），复旦大学的觉冠（施乃瑜），厦门大学的满庭（吴永珍），兰州大学的觉旻（杨明芬），中国人民大学的妙中（张幼玫），武汉大学的妙皇（孔祥珍），南京大学的满升（黄富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觉多（侯怡萍）等。此外，还有印度德里大学的觉明（柳丽凤），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的觉启（王宝珍）。

当然也有的徒众尚未人山门，就已取得博士学位，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有真（黄晖娟），英国赫尔大学的知贤（沈昭吟）。

弟子中，也有多人获得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像摩诃朱拉隆功大学荣誉佛学博士慈庄，西来大学荣誉博士慈惠、慈容、心定。其中，心定还获得摩诃朱拉隆功大学、斯里兰卡Vidyodaya　Pirivena　College两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想到佛光山在短短的时间中，栽培了这许多年轻人，当然希望他们能更加精进。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没有毕业文凭的人，虽然获得这许多荣誉博士学位的称誉，但是他们现在都有了实际的博士学位，更应该好好经营学历，更上一层楼。

除了博士，佛光山还有近两百位的硕士弟子，我现在把名单列在下面：

阿根廷籍——觉培（王千佩/南华大学）。

智利籍——妙睦（李秀梅/智利圣多玛斯大学）。

巴拉圭籍——如海（吴佩芬/南华大学）。

澳大利亚籍——慧炬（彭德强/澳大利亚摩纳斯大学），觉宁（程嘉慧/澳大利亚大学），妙光（庄惠雯/佛光大学），妙信（黄琳/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妙地（李美萍/佛光大学），知义（严彦/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

美国籍——觉凡（黄少芳/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妙忠（李淑敏/圣塔克拉拉大学），有恒（王诗若/美国华盛顿大学）。

加拿大籍——妙净（刘沁妮/加拿大皇后大学、佛光大学双硕士），妙哲（廖锦平/佛光大学），知行（林颖诗/佛光大学）。

泰国籍——妙慎（丘妙绮/南华大学），有方（何锦玲/佛光大学）。

大陆籍——妙悯（王川/佛光大学），如庵（林瑞云/佛光山丛林学院英文佛学研究所），知理（吴晓霞/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香港籍——妙牧（张慧仪/佛光大学），妙为（周尚尧/佛光大学），如航（曾小玲/佛光山丛林学院英文佛学研究所）。

新加坡籍——觉门（苏秀英/“中国佛教研究院”），觉毓（庄小燕/香港大学），觉谛（韦淑仪/佛光山丛林学院英文佛学研究所），如笙（叶芝萍/南华大学），有纪（卓雪莉/佛光大学）。

马来西亚籍——慧裴（王保利/佛光大学），依华（甄慧妮/印度国际大学），觉诚（林爱文/巴西圣保罗大学），妙扬（刘若玲/南华大学），妙毅（林慧莉/佛光山丛林学院英文佛学研究所），妙力（张妙珍/佛光大学），妙博（邓翠盈/佛光大学），如行（何明爱/佛光山丛林学院英文佛学研究所），有仁（房丽媚/南华大学），有德（曾玉莲/英国林肯郡大学、佛光大学双硕士），有宗（蔡文静/佛光大学），有是（曾慧蒂/佛光大学）。

台湾籍——慧宽（赖国栋/日本佛教大学、“中国佛教研究院”），慧昭（林锦定/“中国佛教研究院”），慧僧（黄泰裕/日本横滨大学），慧昉（邓静伸/“中国佛教研究院”），慧祥（苏仁义/“中国佛教研究院”），慧静（陈居声/南华大学），慧知（曾奕楷/台湾师范大学），慧让（郑添原/台湾大学），依恒（释心隆/“中国佛教研究院”），依严（释心照/“中国佛教研究院”），依淳（刘美英/文化大学），依清（黄玉莲/“中国佛教研究院”），依量（李艳姿/日本佛教大学），依日（陈香珠/文化大学），永本（蔡丽华/“中国佛教研究院”），永方（巫秋兰/南华大学），永明（王翠贞/文化大学），永进（廖培琴/“中国佛教研究院”），永芸（刘凤芸/佛光山丛林学院英文佛学研究所），永宜（简锦华/“中国佛教研究院”），永富（叶青香/佛光大学），永智（白黎琼/日本大正大学），满和（郑慧娥/西来大学），满欣（刘玉燕/佛光大学），满悦（邱淑真/佛光大学），满晟（唐玉佩/佛光大学），满净（李雪娥/“中国佛教研究院”），满贵（李玉鹤/西来大学），满慧（白淑惠/“中国佛教研究院”），觉元（杨芷芸/南华大学），觉居（苏秋色/南华大学），觉了（吴琦芬/南华大学），觉上（王翠瑶/日本京都佛教大学），觉芸（范美珠/台湾大学），觉均（胡琬苹/佛光大学），觉具（李凤娥/南华大学），觉承（王丽秋/佛光大学），觉屏（林美君/西来大学），觉皇（黄太千/佛光大学），觉禹（胡佳君/佛光大学），觉庄（魏吟纹/佛光大学），觉轩（戴立佳/南华大学），觉舍（廖珠伶/韩国东国大学），觉涵（张简慧芬/“中国佛教研究院”），觉森（施淑娟/佛光大学），觉咏（陈碧珠/彰化师范大学），觉福（黄春梅/“中国佛教研究院”），觉靖（陈丽娟/佛光大学），觉寰（杨妙真/南华大学），觉机（林惠兰/佛光大学），觉瀚（林美玲/佛光大学），觉亚（周秀真/南华大学），妙勤（洪碧妹/南华大学），妙乐（赵秀娟/佛光大学），妙凡（何妙娟/南华大学），妙士（郑佳华/西来大学），妙澄（高鸣雀/南华大学），妙心（李恒芬/达拉斯大学），妙日（陈蕾如/佛光大学），妙主（王秀凤/南华大学），妙弘（刘湘茹/澳大利亚墨尔本旋宾大学），妙田（张婉惠/佛光大学），妙多（林育如/佛光山丛林学院英文佛学研究所），妙言（姜宜伶/佛光大学），妙松（刘佩欣/佛光大学），妙果（曾龄仪/佛光大学），妙欣（林秀莲/南华大学），妙昱（曹丽文/佛光大学），妙纪（袁淑美/佛光大学），妙健（仪美君/佛光大学），妙展（施淑桢/南华大学），妙宥（林心愉/佛光大学）、妙恕（张美玉/南华大学），妙旃（郭千凤/南华大学），妙晋（林纯君/南华大学），妙晟（吴嘉惠/佛光大学），妙书（赵凤玉/南华大学），妙耘（潘星莹/南华大学），妙斌（林宛莹/南华大学），妙开（刘美雯/南华大学），妙旸（陈鹊合/逢甲大学），妙宽（邱秋菊/南华大学），妙熙（韦幼玲/南华大学），妙璋（苏丽花/南华大学），妙显（黄桂凤/南华大学），妙谦（郭曼乔/佛光大学），妙鸿（胡雅惠/南华大学），妙蕴（陈淑圆/南华大学），妙愿（黄赫东/佛光大学），妙杰（周晓雯/南华大学），妙护（杨莉那/辅仁大学），妙觉（张娟娟/纽约州立大学双硕士），妙麟（陈世佑/南华大学），妙观（范育芬/智利圣多玛斯大学），妙贯（陈丽朱/佛光大学），妙善（陈嘉文/佛光大学），妙圆（吴宜庭/佛光大学），妙慈（黄靖琦/佛光大学），妙严（丁琬骅/佛光大学），妙智（王姵婷/佛光大学），妙绎（廖秀琪/佛光山丛林学院英文佛学研究所），妙伟（叶芊彣/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妙曜（戴廷豫/佛光大学），妙南（曾美嘉/台湾师范大学），妙翰（林宜蓁/佛光大学），如常（赖凯慧/佛光大学），如信（罗美玲/南华大学），如地（王莺娟/南华大学），如学（林锦慧/台湾师范大学），如颖（陈幼玲/佛光大学），如圆（戴绣娟/南华大学），如川（刘锦玫/南华大学），有圆（陈玉青/佛光大学），有定（邱怡慧/佛光大学），有祥（林佳怡/南华大学），有舜（彭琡雯/英国史特林大学），有弘（陈彦伶/佛光大学），有因（邱时瑜/佛光大学），有惠（萧齐文/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州立大学林肯分校、佛光大学双硕士），有慧（叶淑芬/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有承（郑凤闵/台中教育大学），知心（钟贵文/佛光大学），知律（王郁婷/新竹教育大学），知达（许孟琪/南华大学），知谦（叶升炅/美国阿拉巴马大学）。

入道的师姑则有智利籍的李秋香（智利圣多玛斯大学），马来西亚籍的林婷诗（佛光大学），台湾籍的萧碧霞（政治大学），林锦华（日本佛教大学），黄素霞（南华大学），郑慧美（佛光大学），蔡丽芬（南华大学双硕士）等人。

我为他们在这里立个标记，希望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佛光山的大众能看到这许多获得学位的人，还有其他的成就、更好的发展。毕竟，学术不能只是要空名，还是要大家实际上修证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