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音乐，虽然我自己没有天赋，不过我可以请老师帮忙，就如同当校长的人不一定是万能，他可以针对学校的需要，邀请各个专科的学者来任教。当时在宜兰中学里，有一位杨勇溥先生，他是音乐老师，我特地请他来为歌咏队上课。虽然我无法给他多少的酬谢，只是凭着一点道义感情，而杨先生天性淡泊，也从不计较。他甚至被我的诚意所感，不但为我教授歌咏队的青年男女唱歌，还为我作曲。为了谱曲，他一直跟我要佛教的歌词，我虽然平时喜欢写一些散文小品，但并不善于韵律，因此未敢尝试。
由于当时宜兰念佛会每周都有念佛共修，杨勇溥先生也是每周前来教唱，我们每次见面，他都催促着我，不得已之下，我就试作一首《西方》；我将写好的歌词拿给他，不出两天，他就把曲谱好了。于是，我又作了《弘法者之歌》：
银河挂高空，明月照心灵，四野虫唧唧，众生心朦胧，
救主佛陀庇佑我！为教为人乐融融，
尊者富罗那，布教遇蛮凶，牺牲生命都不惜，只望佛法可兴隆！
我教友齐努力，为教做先锋，
不畏魔难强，不惧障碍多，
个人幸福非所愿，只为圣教建勋功！
佛歌入云霄，法音惊迷梦，周围风习习，众生苦无穷，
救主佛陀庇佑我！宣扬真理喜盈盈，
尊者目犍连，为法遭贼凶，粉身碎骨心无怨，只望佛法可兴隆！
我教友齐努力，为教做先锋，
赴汤蹈火去，献身殉教来，
个人幸福非所愿，只为圣教争光荣！
杨勇溥先生一直赞美这些歌歌词作得很好，完全没有更动我的字句，这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后来基于弘法需要，于是我就陆续作了《钟声》、《佛化婚礼祝歌》、《伟大的佛陀》等。我想，在台湾佛教的发展中，《西方》应该是第一首佛教歌曲吧！
我很感念杨勇溥先生，因为他在过去那种资源缺乏，条件奇差，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依然热心地帮助我展开度化青年的工作。而我总觉得辛苦了杨先生，因为一首歌曲的完成，并不是那么简单，加上当时经济条件不好，平时连给他茶水的招待都没有。后来，我就想到直接用世界名曲来填词，例如《菩提树》、《快皈投佛陀座下》，这二首佛歌，就是采用大家熟悉的德国舒伯特《菩提树》的曲调。
杨勇溥先生每周前来雷音寺，我也经常和他讲话。或许谈话多了，彼此也比较熟悉，有一次他忽然跟我说，他发现我的五音不全，因为我每一句话都没有“平上去入”四声中的“入声”。我为此大惊，人家说讲话要字正腔圆，我活到二十多岁了，才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字正腔圆，而且是五音不全，喉咙不好。在我看来，五音不全就像一个人的五体不全一样，实在不能不引为人生一大遗憾。
《佛教圣歌集》中，由我写的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不过，杨勇溥先生也安慰我说：“你的音声虽然五音不全，但是低沉的音调也非常好听。”后来我也常常跟一些朋友、青年坦言，说我五音不全，但他们都说我讲话好听，念佛、诵经也悦耳，甚至说我的声音很有磁性，很有魅力。他们给我这样的赞美，我就当作是对我的鼓励，但是自己实在不敢承当。
我虽然清楚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缺陷，但我更肯定音乐弘法的重要性。在经典中，常提到佛教要“以音声做佛事”，所以佛教的十二部经中，有长行，有重颂，长行是散文体的经文，重颂是可以歌颂的诗偈。在中国敦煌千佛洞里收藏的佛教经卷，有不少是“俗唱”，应该就是佛教的歌曲音乐了。
佛教本来就有所谓的“自受用”和“他受用”，虽然我自己不会，但是只要于人有益，为什么不可以发心呢？虽然对于音乐不能“自受用”，但是我可以发心，可以发展，让佛教音乐广度众生，接引有缘人，使音乐成为“他受用”的教材。所以我尽力搜集佛教歌曲，一方面作为青年们学习唱歌的材料，一方面也跟着学习。
我所编写的《佛教圣歌集》
后来，我将搜集到的一些佛教歌曲、音乐，请宜兰念佛会歌咏队队员杨锡铭先生和周广猷先生，为我誊写成工整的乐谱。由于杨锡铭先生擅于书法，也通达音乐，所以他写的乐谱，杨勇溥老师赞赏，学生也喜欢。我们就把他们誊写的乐谱结集成册，定名为《佛教圣歌集》，一九五六年五月由宜兰念佛会发行。这本圣歌集，现在应该还珍藏在佛光山宗史馆里。那时候，如果我们把乐谱拿到印刷厂排版印刷的话，费用肯定很高，我想，自己怎么样也做不起来，所以只能用这许多克难的方法。很感谢大家不在利益上着眼，也从来不计较报酬，只为了和我共同推动社会善良的风气，至今，对他们的盛情仍然难忘。
说到佛教音乐，当时在台中的李炳南居士也很热烈地推广，还成立了口琴班。在澎湖的广慈法师也在推动，另外，有一位军中的音乐老师，名叫洪青，他自己也写一些佛教歌曲，并且参与青年的唱诵。尤其，过去的佛教梵呗没有乐谱，一直以来都是口耳相传，经过澎湖的广慈法师和洪青合作，将《炉香赞》、《宝鼎赞》等谱写成音乐简谱，对于青年学习梵呗，给予很大的方便。此外，煮云法师在凤山成立“凤山歌咏队”，高雄佛教堂也成立“圣乐团”，一时之间，佛教界南北唱和，热闹非常。
青年人确实都是为了唱歌而来，寺院道场的青年也开始不断增加。所以现在有一些出家弟子，常常说当初他们并不是为信仰佛教而来的，纯粹为了唱歌而入佛门，进而认识佛教，可见，音乐是作为接引青年人最佳的方便法门了。
看到唱歌的反应这么好，宜兰念佛会甚至在念佛以后，就唱《西方》这首佛曲作为回向。据说，我们这种回向方式传到台北，朱镜宙老居士一听非常气愤，认为佛教快要灭亡了。他说，我们在佛殿里面唱歌，简直就是胡作非为，还说，有机会要把我们赶出教外。
类似的反对音声不少，但是并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因为随着时代进步的潮流，即使再保守，也不能阻止前进的步伐。那时候，我真是“一不做，二不休”，还想尽方法把这许多歌曲录成唱片、录音带，在“中广”电台、民本电台里播放。并且因应慈庄、慈惠、慈容等她们在台北佛教文化服务处的需要，我们甚至到中广公司商借录音室，录制数十首梵呗和佛教歌曲，辑成六张唱片，印行二千套。没想到，在一周内旋即销售一空，可见这个社会需要佛教音乐。
一九五五年，“大藏经环岛弘法宣传团”成立，我率领宜兰弘法队做布教的实验，首先以歌声开场，因为群众听到歌声就会聚集而来，让我懂得歌声有集众的力量。另外，由于布教的时间很长，偶尔在某一个段落里，请擅于唱歌的人高歌一曲，便让群众风靡不已。
那时候在歌咏队里，张优理（慈惠法师）、吴素真（慈容法师）、张慈莲、谢慈范等，都是一时之选，这也让我感觉到音乐确实可以帮助弘法。所以，后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三十年的佛学讲座，以及香港红磡体育馆二十年的佛学讲座，都因为运用了音乐歌声，而得到大力的帮助和显著的效果。及至后来，佛光山成立“梵呗赞颂团”，经常远赴亚、欧、美、澳等各大洲巡回演唱，真可谓“佛歌入云霄，梵音遍三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