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山佛教学院五十年来的教育，

培育出近三千名青年。

数十年来大家无不克尽职责，

各依所长，

从事文化、教育、慈善、

共修等各种社会服务，

成就了种种的善行美事，

将这股清流带入社会，

我想其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了。

我一生虽然没有进过正式的学校念书，但在寺庙的佛学院里学习过多年，念过南京栖霞律学院和镇江焦山佛学院，但都没有毕业，所以常说自己这一生从没领过一张毕业证书。

但是，如果参观过佛光山宗史馆的人，也许会发现，里面竟有一张我的焦山佛学院毕业证书。说来惭愧，那是一九五一年在台湾编辑《人生》杂志时，因为要向台湾省新闻处报备，需要有个资格证明，但我没有毕业证书。在此之前，也曾为了要考驾驶执照，监理所要我出具一张哪怕是国民中学的毕业证书也可以，但我拿不出，只有放弃考试。后来应东初法师邀请，主编《人生》杂志，因为这是他创办的刊物，而他也曾是焦山佛学院的院长，因此就说：“你要毕业证书，没有问题，我开一张给你。”这就是目前存放在佛光山宗史馆里那张毕业证书的由来。

现在，如果有人说那张毕业证书是伪造的，这也是事实，因为那是木造纸印的。我在大陆焦山佛学院就读的那个时代，还没有木造纸；但是，如果你说那是造假的，可也不尽然，因为到底东初法师是焦山佛学院的院长，由他颁发毕业证书，也是名正言顺。

焦山佛学院毕业证书

我自己虽然从小所受教育不多，但对文学、教育一直怀抱热忱；到了台湾之后，除了热心于信徒教育、青年教育、幼儿教育以外，一直很想办一所佛教学院。虽说佛教学院比较不需要讲究规模，但终究还是要有一些起码的条件，因此当时我只有想法，并没有能力实现。

后来大约是在一九六一年左右，屏东东山寺圆融法师正要办东山佛学院，她请了道源法师当院长，真华法师为教务主任，同时也邀请我担任教师。那时，我正在兴建高雄寿山寺，心想，高雄和屏东相距不是很远，每周花个半天、一天前去屏东佛学院授课，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不会造成严重的负担，所以就答应了比丘尼圆融法师。

圆融法师是一位内具菩萨心，外现罗汉相的长老比丘尼，对佛教的教育非常热心。记得那个时候，她还兼任屏东县佛教会理事长。我答应圆融法师担任教师的事情以后，没有数日，她又来找我，很正式的以佛教的礼仪，穿海青、披袈裟向我顶礼忏悔。我一时错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她说：“对不起，道源法师不接受你担任教师。”

我听了也没有生气，觉得道源法师身为院长，当然有权力决定请什么人教书，不过这件事情却激励了我的雄心壮志，我想，你不请我没有关系，我可以自己来办佛学院。所以，一九六五年寿山寺初创不久，在条件不是十分具足的情况下，我就勉强地对外宣布，我要办寿山佛学院了。

寿山寺有五层楼高，但建地只有一百余坪，做为进修的寺院可以，但要成为一个僧伽教育的基地，似乎地方嫌小。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就聘请煮云法师、慈霭法师、常觉法师、会性法师、唐一玄居士、方伦居士，以及高雄女中的教务主任戴麒先生等人教授课程，我自任院长，并请了宜兰的慈庄法师、慈惠法师、慈容法师等诸位来帮忙学务与教务。

第一年预计招生二十名，但来了二十四个学生，并有许多旁听生。据说来投考的学生，中途被他们的关系人抓回去的也有不少。因为，寿山佛学院的教学很创新，一般人不敢让弟子跟随我。但接着往后几年招生，学生就源源不断地进来。

一座规模不大的寿山寺，哪里能容得下百余名的学生呢？所以，在一九六七年便决定卖出在高雄市大圆环中山一路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得款后购买佛光山的现址，并以办理佛教学院为己志。关于佛光山丛林学院的发展，这是后话，此处不谈，现在就讲佛学院的老师和我的因缘吧！

先说煮云法师，他是江苏如皋人，一九一九年出生，年长我八岁，但他和我是同学、同届，也是很要好的佛门同参道友。我比他先到台湾，他则是从舟山群岛普陀山，跟随浙江大陈岛的居民到台湾来。我们互通往来，彼此患难相助，他刚来台的时候，在军中担任布教师。他也没管军中的制度就自封为“军中布教师”，往来军中各大医院教化。不过，虽然这个职务没有被编制到正规的部队里，但在军队里说法，确实也有其需要；因此，我就经常供应书籍杂志给他，做为他弘法的材料。

与寿山佛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合影。第一排左起：真悟、依道、慈嘉、会钦；第二排左起：真芳、明实、道观、悟证；第三排左起：依严、慧润、绍莹、性光、普晖、慈怡等法师（一九六七年七月）

后来，煮云法师落脚凤山，他笃信净土，每个月都举办精进佛七，非常受李炳南居士的尊敬。我也给他多所赞助，帮他办讲习会，帮他讲经度众。现在换我要办理佛教学院，他就义不容辞地来担任我的教务主任了。

煮云法师是一位非常有修养的君子，但他的生活习气很多，我经常疾言厉色地责怪他，他从未跟我有过反对的语言。现在回忆起来，实在愧对老友甚多。他在一九八六年圆寂时，我正在美国西来寺闭关，没有办法回台奔丧，只有用一副挽联来悼念他：

你我同戒同参同学同事同弘佛法，人称同兄弟；

相互忍苦忍贫忍谤忍难忍气吞声，谁知忍别离。

除了请煮云法师教授佛学课程之外，教授梵呗的就是大社观音山住持慈霭法师了。

慈霭法师是江苏东台人，一九一八年生，曾经参学金山江天寺等诸大丛林，对于佛教的唱诵佛事无比娴熟。像是放焰口，他可以闭起眼睛来把焰口的经文倒背如流；对佛教的法务能熟悉到如此程度，我一生再也不曾见过像他这样的高手了。

那时候，观音山大觉寺也正在开山发展中，每次来上课之后，我留他吃饭，他都觉得没有时间，匆匆要赶回观音山。因为中午正是游客参访最多的时候，他担心道场的功德箱没有人看守。我就想到佛教的出家人，为了修建道场，劳心劳力，奉献一切，真是难能可贵。

对唯识学颇有研究的常觉法师，则为学院讲授《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颂》、《成唯识论》、《摄大乘论》等唯识课程。他是福建晋江人，一九二八年出生，曾经编辑《狮子吼》、《海潮音》等佛教杂志，并且在《狮子吼》停刊半年后，又接任主编八年。

籍贯台湾新竹的会性法师是客家人，一九二八年出生，从小就依止狮头山圆光寺学习。当年同时出家的数十名沙弥，后来仅存他一个人，独自在佛教弘法的道路上放光。他是台湾佛学院毕业，在狮头山连续闭关九年，对于佛教教理，如：《天台四教仪》、《教观纲宗》娴熟无比，对佛教的戒律也非常精通，著有《大藏会阅》、《菩萨戒本经讲记》等。据他告诉我，后来白圣法师在台湾各处传戒，都是用他的这份戒本。

唐一玄居士

方伦居士

除了这四位法师以外，唐一玄居士更是佛学的专家。他是军医院的院长，江苏青浦人，一八九二年出生，对佛学的专书著作很多，如：《中国古代哲学史条目》、《重订无相颂讲话》、《禅门剩语》、《法华经补述》、《六祖坛经条目》等，是一位佛学素养非常深厚的佛教学者。

同样服务于军中的方伦居士，是福建福州人，一八九六年出生。他是海军军舰的轮机长，每回航海的时候，都把《大藏经》搬到船上研究阅读，所以他的佛学基础非常深厚。著有《大乘起信论讲记》、《禅话与净话》，以及初级、中级、高级《佛学教本》等。

此外，为佛学院教授国文的，是当时省立高雄女中很有名的教务主任戴麒老师。戴老先生，安徽定远人，曾经担任湖南教育厅秘书、“教育部”科长，主要教授“中国文学”。

虽然我们佛学院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因为有这么多名教授、名家担任老师，学生进步很快，程度都很相当，如慈嘉、慈怡、心如、依严、慧哲、性滢、普晖等，都是非常优秀的学僧。

从寿山佛学院，到后来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丛林学院，邀请来院授课的老师，陆续还有水月法师、慧天法师、杨白衣居士、张培耕居士等。

水月法师常住台南湛然寺，他是河北昌黎人，一九二八年生。他对因明的研究十分了得，在学院为学生教授“因明学”，也曾编辑过《因明》杂志，并有《因明文集》、《古因明要解》等著作出版。而做过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处长职务的慧天法师，则给同学教授“国文”、“佛教应用文学”等。

获得日本佛教大学博士学位的杨白衣居士，则是教授《俱舍论》，有《俱舍、成实宗史观》、《印度佛教概说》等著作出版。他是台湾高雄人，一九二四年生，夫人杨林宝璧女士，曾经参与佛光山的编藏工作，协助日文资料的翻译。

除了佛教名家外，曾担任过县长、校长的钟锦德（湖北广济人），也来教授“中国通史”；信仰天主教、毕业于国防医学院的孙辉医生（湖南新化人），教授“理则学”、“逻辑学”；还有陆军官校陈义明教授英文，以及同校的一些老师等，都替学院教授“世间学”。

另有各大学的教授，也曾来佛教学院授课。如台湾大学的杨国枢、陈鼓应、李日章、李亦园、林正弘、游祥洲等，东海大学的蓝吉富，中兴大学何伯超、王淮，成功大学的唐亦男、阎路，高雄师范学院国文老师黄静华，以及著有《中国思想史》的韦政通教授讲《四书》。师范大学的吉广舆，不仅为学院授课，还曾担任佛光出版社社长。政治大学的郑石岩教授，从小就在宜兰雷音寺进出，听闻佛法，并且担任佛光会檀教师，有多本禅修、心灵咨商的著作。

除此，还有多年在佛光山教书的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华珊嘉教授，专长“中观”的意大利桑底那教授，长于“文献学”的美国兰卡斯特教授，译有《禅学的黄金时代》的吴怡教授，日本诸大教授如：镰田茂雄、平川彰、中村元、水野弘元，以及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Kelaniya）副校长阿那努达法师等等，其中阿那努达法师还曾于一九九二年，当选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副总会长。

为培养人才，礼请多位教授至学院授课。与钟锦德（左一）、熊养和（右二）、戴麒（右一）等教授合影（一九六五年）

于丛林学院女众学部圆门对同学开示（慧延法师摄，二〇〇八年九月十八日）

因为办佛教学院而请来的诸位老师们，他们对于推动人间佛教也多所助力，如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四川大学陈兵教授、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以及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教授等等，一时之选都集中在佛教学院。那时候为我接待老师、处理学生学务的助手，都是慈惠法师，可以说，她从年轻到现在，对台湾佛教的学院教育所付出的心力，应该是劳苦功高，贡献良多。

五十年来，还有好多的老师，如月基法师、圣严法师、净空法师、熊养和、萧武桐等百多位，都与我们的佛教学院结下殊胜的因缘。

佛光山分布于海内外弘法的弟子，都是经过丛林学院的教育养成。图为参加“二〇〇三年主管讲习会”的海内外徒众，大家合影于佛光山丛林学院四十坡。我左侧为：慈惠、慈容、依严、依敏、永平、依培、永富、满益等法师；我右侧为慧宽、慧龙、慧法、慧同、慧义、慧光、慧昭、慧得、慧延等法师（二〇〇三年五月十八日）

那个时候，一般的佛教学院，大都是一所寺庙发心，三年办一届就结束，甚至有的寺院是隔三年后，再继续办一届，这就如同中国私塾教育，只做阶段性的传授，要像现代教育有规模的方式教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循序渐进，有次第的进阶升级，恐怕其他学院难与五十年弦歌不断的佛光山丛林学院相比了。

佛光山丛林学院，后来又分为男众学部与女众学部，并从本山延伸出去，有：台北女子佛学院、基隆女子佛学院、彰化福山佛学院、嘉义圆福佛学院、屏东佛学院等。甚至发展到海外，有印度佛学院、香港佛学院、马来西亚东禅佛学院、澳大利亚南天佛学院、美国西来佛学院、北海沙弥学园、英文佛学院、日文佛学院、非洲佛学院等，佛光山对于佛教教育的推动，可以说，一直是不遗余力地在关心、奉献。

如今回忆起五十年来佛光山所办的佛教学院，应该是有些微的成就，尤其对人间佛教的弘扬，应该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与贡献，现在只约略举出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