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僧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那些护教的文章遭人批评谩骂的时候，其实我并不计较，因为自青年时期开始，我参与多种佛教杂志的编辑工作，就是一心想做个佛教的评论家。我自觉自己有公平正义的性格，应该能为佛教界的是非、邪正、善恶，留下公正客观的历史批判。

例如，我曾建议“中国佛教会”派人至海外布教以推动国际佛教、加强教会与训练人才、建立信徒资格审查、确立佛教考试制度等；或者呼吁台湾订定佛诞节、主张寺院住持与管理人应由僧众一人统一担任、以“改良拜拜”代替“取缔拜拜”，尤其对于台湾颁奖表扬慈善，直言不讳地说，此乃促使佛教堕落之举，台湾应该鼓励佛教从事文教弘法等。这些，都对当时保守的台湾佛教，确实产生很大的冲击，但对日后佛教地位的提升，不能说没有助益。

但后来，贫僧因为办了佛学院，想到自己为了主持公平正义，而批评别人，别人也必定对我有所批评，因为担心伤害徒众的信心，感觉到此路不通，为了保护徒众，只有规规矩矩地兴学、做人了。

这之后，也由于佛光山的发展，信众们希望将我的著作，制作成电视节目，让佛法更为普及、生活化。虽然在一九九七年，我们开设了“人间卫视”，但在这之前，电视弘法，也是经过许多辛酸苦难。例如，我们曾与台视经理刘震慰谈妥，买下每周一个小时做佛教节目，但开播前节目却被取消了。我问：“怎么会这样不讲信用？”台视的人也很无奈说：“并不是我们要刁难你，是蒋夫人说佛教不准上电视。”

另一次，跟“中华电视台”共同制作《甘露》这个节目，我们还特意在播出前，在报纸刊登广告，周知信众收看。可是冷不防地，播出当天一早，我接获通知说：“这个节目不准播出！”我急忙赶到电视台，请教负责人：“节目怎能说不播就不播呢？”想不到他回答我：“和尚不能上电视！”我说：“电视连续剧里，不也常有很多的和尚出现吗？”他竟然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他们是假和尚！”真和尚不可以，假和尚却可以，你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公道可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