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僧在栖霞山受教期间，自觉有三件事最为受用：

第一件是抗战初期，栖霞山的乡村师范学校撤离到大后方（重庆）去了，所有散落的书，像《活页文选》，在路上遍地皆是。后来，我们把它拣回来，成立一个小型的图书馆“活页文选室”。佛书我看不懂，就看小说，从中国的民间故事《封神榜》、《七侠五义》、《梁山伯与祝英台七世因缘》，一直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于《格林童话集》、《安徒生童话集》、法国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乃至英国《莎士比亚全集》、苏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印度泰戈尔的诗集等许多大文豪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是一知半解，但从中获益无穷。

第二件是，除了眼睛看书学习以外，耳朵也很帮忙。那许多年长的前辈，他们虽不是很有学问，但讲起佛教来，典故、历史历历如在眼前，听得我如醉如痴、心仪不已。例如：圆瑛大师和太虚大师结拜兄弟，仁山法师的大闹金山，“洞庭波送一僧来”的八指头陀，清凉寺静波老和尚的种种轶事，印光大师的《文钞》，弘一律师的才子佳人等等。

第三件是，最重要的，应该是礼拜观世音菩萨的体证。承蒙佛菩萨的加被，让贫僧从少年的星云，而可以一跃为青年的星云；从无知的佛子，到对佛法深刻体会的修持；从愚痴懵懂，而慢慢知道一些般若智慧，这大概是受益最大的，我应该感谢诸佛菩萨的慈悲恩德。

十八岁那一年，也是抗日战争的末期，我到了焦山佛学院，那时贫僧应该懂得自学了。每个月我制作一本刊物，内容都是自己手写的，并且把它命名为“我的园地”，读者只有我一个人。内容包括卷首语、社论、佛学讲座，也有散文、小说、诗歌，甚至编后记。因为都是自己抄写、自己练习，文字的力量深深地刻印在心版上，这对我后来写作时能应付多种文体，关系应该很大。

尤其这个时候，胡适之的《胡适文存》，梁启超的《佛学十八篇》，王季同的《佛学与科学的比较》，尢智表的《佛教科学观》、《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以及《海潮音》、《中流》月刊，对我也帮助很大，我每读到好文章好道理，都把它记在笔记本上。甚至鲁迅、巴金、老舍、茅盾、沈从文等现当代文学大家的作品，也让我非常向往，乃至陈衡哲的《小雨点》、冰心的《寄小读者》等，我都受了一些影响。

太虚大师

圆瑛大师

《中流》月刊

《海潮音》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