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据闻蒋经国先生有所改变，陆续开放大陆探亲、解除戒严，并且有人告诉我：“你一个和尚，都希望如此，他当然有所裁决。”我们知道蒋经国先生不容易听信部下的建议，因为我是一个和尚，不是他的什么部下、官员。当然，和大陆往来，我不敢居功，也非我个人的能力所及。

之后，国民党成立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组织，我被推为常务委员，记得和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还曾经一同开过圆桌会议。后来，对贫僧被“誉为”“政治和尚”一词，在报章杂志上就屡见不鲜了。当然是誉少谤多，批评我的人都说，你是和尚还要参与政治吗？我对于这句话一直耿耿于怀，不以为然。因为政治我们可以不参与，但是对于社会的关怀、人民的富乐，我们佛教徒不能置之度外。

太虚大师在抗战胜利初期，据闻蒋介石曾经要求他组党，他推辞以后，提出一个佛教今后对政治的主张：“问政不干治。”我对太虚大师的高见，举双手赞成。因为我们出家人做官，当警察局长、当什么县市长，这就不便了。不过，一些“民意代表”，如“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监察委员”等，这个应该要义不容辞地参与。对有关人民幸福的事，不能不问，所以这“问政不干治”的理想，大概就在此吧！

太虚大师

甚至后来我到高雄寿山寺的时候，已经一九六一年了。在国民党高雄市党部担任主任委员的季履科先生，曾经要我竞选高雄市的“立法委员”。当时，我已经看出台湾的选举，不是选贤与能，完全是谩骂。我想到，假如我个人参与选举，祖宗八代拿出来被人羞辱也还罢了，把我的教主佛陀释迦牟尼佛，也拿出来被人辱骂，实在是划不来。因此，我就敬谢不敏了。

虽然如此，贫僧这一生，虽不想做官，也不想做“民意代表”，但对于社会的公平公义，有时候不能不参与意见。

我是一个普爱世人的出家人，不应该对这个世间有党派的观念；我做和尚，终生不悔；我做了国民党党员，也是终生不悔。虽然国民党对过去政治犯的残忍屠杀、对异议分子的冤屈，践踏人的生命，我是深不以为然，但是，国民党对我的宽容，虽有白色恐怖时期，我还能在那个乱世时代保住小命，也算不容易。

但贫僧对于台湾媒体的一些人士，动不动就批评说：“出家人还要干预社会？还要参与政治？还要表达意见？”对于他们这种说法，我深表不认同。出家人要当兵，也缴税，出家为什么不可以关心国事呢？至少说，我是一个没有犯法的公民，我不是被褫夺公权的受刑人，我不能关心政治吗？我不能对社会人民的福祉表达意见吗？那贫僧作为出家人，普爱世人的责任，究竟在哪里呢？

我想到，我没有被褫夺公权，我们的媒体和民间的一些人士，你们就这样残忍的剥夺贫僧公民的权利吗？是你们无知，还是你们不懂得民主自由的真义呢？

皇帝与僧人（高尔泰／蒲小雨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