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地方讲过之后，也因为回响不断，又有人建议贫僧可以到台北“国父纪念馆”去举办讲座，说这个场地可以容纳三千多人。那时，我应该也在南部高雄佛光山开山建寺了。就这样，贫僧每年在“国父纪念馆”讲三天，从一九七七年到二〇〇六年，整整讲了三十年，每一年都座无虚席。在那里服务的人说，“国父纪念馆”建馆以来，从不曾有过这么多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听众呢？我想，所谓人间佛教，就是要把佛法推动到社会，推动到家庭，推动到人的生活里，让大家知道佛教是与人有关系的。我讲的佛教大家都听得懂。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有宜兰弘法的经验，把唱歌、舞蹈融入到讲座里。在讲演之前，先有一些表演，在那个时代，这是很新潮的。宜兰的青年，像后来出家的慈容法师，对于歌唱、舞蹈特别有天分，在她的带动下，真是划时代的盛况。

三十年的讲座，讲题三十年也不同。我依稀记得，从《金刚经》大义讲到《维摩经》大义、《阿含经》选讲、《大宝积经》要义；从佛教的致富之道、福寿之道、人我之道，讲到禅修法门、净修法门、律修法门等等。二〇〇二年，第一次比照传统讲唱文学的方式，把讲说、唱颂、梵呗融合在一起，进行“佛教唱颂讲座”；二〇〇六年则分别与严长寿、单国玺枢机主教、台北市长马英九对话交流等等。

在这个三十年当中，除了有一流的主持人胡秀卿和勾峰，一流的闽南语翻译慈惠法师，一流的宜兰青年歌舞表演，还有一流的听众，尽管过道上都挤满了人，但没有一个人起身走动。

贫僧也很有分寸，三十年的讲演中，我正在佛光山开山，但没有提过开山的事情；也没有借用举行这个讲座来招收徒众，征求各界人士上佛光山礼拜。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从不以弘扬佛法为名义而有另外的企图目的。我以佛法讲佛法，我不在那里宣传佛光山，或为佛光山造势，从来没有过这个念头。

回顾自己一生，无论做什么事情，贫僧都非常务实，桥归桥、路归路，文化的归文化，教育的归教育，信仰的归信仰，青年的归青年，出家的归出家，把因缘果报分得很清楚，不会错乱因缘。我想，三十年的听众都可以做一个证明，贫僧在三十年的讲座里，有向大家提过一次佛光山贫穷，希望大家来帮助的话吗？没有。

应该说这三十年，养成我对于弘法、讲经、布教，专心关注学习的易观。因为我知道，佛教里有这样一个情形：

你问他：“你到哪里去？”“我听经去！”

“哪一位法师讲的？”“哦，某某大法师！”

“讲得好不好？”“好极了！”

“怎么好法？”“听不懂！”

我就是为了这样的缘故，所以才揣摩、用心，努力地把所有的佛法，变成现代的语言，讲来给大家都能听得懂，可以受用。这也是我这一生用功最勤的地方了。

所以后来，我自己的道友煮云法师，也很公平地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说你讲佛法，你没有一句是古典经文；说你不是讲佛法，你每一句话，都是经文里的意思。”煮云法师他也是一位传教布道者，我引为知己，到底是同学多年，彼此成为知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