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贫僧并不认为自己的六根有什么特殊的功用。在十六岁的那一年，栖霞山举行学生演讲比赛，我师父的一个法兄主持这个活动，他就把我列为第一名。但我并不因为获得第一名就欢喜，反而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在我认为不公平，应该另有更优秀的人得到才是。所以我就有点怨怪我师父的这位法兄，大概因为他和我师父的关系，他不该存有私心。人贵自知，贫僧从青少年起，知道自己的长短，明白自己应该怎么样努力。

在还没有用道传教之前，我就先用文字来传教。所谓舞文弄墨。我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编过《怒涛》杂志，做过徐州《霞光》半月刊的主编，在镇江的《新江苏报》上，也发表过许多篇的文章。

到了台湾来，也自知没有其他的本领，还是要靠写文章弘道，不但排遣岁月，也想借此为佛教做一些贡献。那时候，在台湾佛教讲习会做了将近两年的教员，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胡说八道些什么，不过，那时只是教国文而已，文学的好坏得失，也不去计较了。

第一次真正的讲经说法，那是在二十六岁的时候。从农历的二月初一，一直讲到二月十九日，我在宜兰雷音寺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二十天，注定了贫僧这一生，是用讲说配合写作来供养给社会。

我也听说过，讲经不能讲太多天，因为来听讲的人，还不习惯佛法，所谓“黄鼠狼拖鸡，越拖越稀”，愈听，人就愈少。就如印光大师，在民国初年左右曾经在上海讲经三天，第一天人山人海，第二天就剩下一半不到，第三天人就更少了。他就感觉到，大家不是要来听佛法，只想看看印光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看过了，也就没有趣味了。所幸，我那时候年纪虽轻，在宜兰二十天的讲经，每天听众也有两三百人，只增不减，所以到了圆满的时候，共有一百零八人发心皈依三宝。这算是我最早的弘讲因缘吧。

不过，这次顺利圆满，应该与我初到台湾时，每个星期天在新竹城隍庙举办的弘法布教训练有关。那个时候讲演，群众因为对佛法的信心还没有很具足，每当我讲故事时，大众就像潮水一样，一步一步走来向我集中，等到故事讲完，开始讲道理了，大家又慢慢散去。一场讲演两个小时，人就这样慢慢地聚合而来，又慢慢地解散而去。

大师首度讲经，并于雷音寺举行首次的皈依典礼，共一百零八人参加。1953年

从中，我就悟到一个道理，讲经说法，有时要以事显理，有时要以理明事，理事要圆融，要契理契机，能够将故事和佛学相结合，才是一场成功的讲演。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一直用心于佛经里的故事，或人间生活小故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