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例子：本山功德主南丰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潘孝锐居士，在我开山建寺之初，那个时候应该经济非常困难，他将一枚印章交给我，跟我说：“需要用钱时，你拿着印章，随时都可以到银行去取钱。”但他的印章放在我这里几年，我从来没有用过一次，后来还是还给他了。你说我有困难吗？的确有困难，但是我不能动用他的印章。有了困难，常住大众会一起来解决，我自己要有分寸。我不会让佛光山因为困难而带来了其他不必要的麻烦。贫僧有贫僧的人格，我不去动用不属于我的东西。

第二个例子：日月光集团的创办人张姚宏影女士，我们都称呼她“张妈妈”，现在九十多岁了。她是一位非常发心，也是很肯布施的善人，但我向她募捐化缘吗？从来没有。都是她主动表示想要捐献，希望为佛教做些什么。

例如，在三十多年前，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她就约我在台北普门寺，拿了三十万美金给我，鼓励我到海外建寺弘法，可见她很有远见。后来，她又拿了五千万台币给我，叫我办大学。但是我也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办大学不是我自己想办就办，还要政府的法令准许登记等等。

我记得她见我不肯接受五千万台币的时候，她生气似的说：“我现在有给你，你不要，等到我没有，你要，我也没有办法。”我觉得话是不错，但是，我接受了你的金钱，你就会问我：“大学呢？大学呢？”我可受不了啊！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况且，大学在哪里都还不知道，我怎么可以还没有大学就先用了人家的钱呢？在我的个性里，我宁可以没有，但我不能预支。这就是贫僧一生处理金钱的性格。

第三个例子：月基法师把身上的八百万台币款项，寄存在依严法师那里。依严法师曾经是佛光山早期的徒众，但这件事情我并不知道。月基法师是我的师长，所以他后来住院医疗，都是我去照顾；他要建设栖霞精舍，叫我做监院，也是我去帮忙；甚至于他从香港到台湾来，高雄佛教堂请他做住持，也是我主动邀请，他圆寂以后，也是我去替他料理丧葬后事，他遗留下来的栖霞精舍，因为我是监院，当然是寺院的接任者，不过，我有佛光山，我也不会需要栖霞精舍。

再说，有一些人士出来想要争取栖霞精舍的所有权，我也从来没有过问。后来，知道月基法师有八百万元存放在依严法师那边，我就赶快叫依严法师拿去还给栖霞精舍的信徒。告诉他们，那是月基法师的，可以让精舍来处理，我不要这许多意外的财富。据闻，后来栖霞精舍上法院诉讼数十年之久，谁和谁争我不知道，至今我也没有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