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切和蔼的僧王，

和我所看见的泰国比丘大大不同，

一见到我们就呵呵直笑，

开朗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

他表示：

“中国的佛教是属于北传，

泰国的佛教是属于南传，

其实，南传佛教也好，北传佛教也好，

总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信仰中心，

所以中泰两国佛教，不应该有彼此之分。”

没见到僧王前，

我原本一直以为南传佛教并不承认北传佛教，

没想到这位高龄的僧王、慈祥的长者，

却有着这么开明的见解，

顿时让人肃然起敬。

一九六三年六月，泰国国王普密蓬（Bhumibol　Adulyadej）伉俪莅临台湾访问，政府认为泰王是佛教徒，就发动“中国佛教会”派了二十位出家人至松山机场代表迎接。这二十位代表就研究一个问题：泰王从机舱出来，我们迎接时，是鼓掌好呢，还是和他握手，或者合掌？在我们中国的习惯，很容易分别这样的轻重，但以出家人来说，握手，太现代了；鼓掌，太过招摇，最后决定还是以佛教的合掌为宜。

泰王很年轻，据说只有三十六岁，带着善良美丽的王后诗丽吉（Sirikit）跟我们迎接的人一一合掌，大家也回以合掌为礼。但这一件事情，后来在泰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泰国是属于南传佛教，他们认为泰王是一位在家人，我们中国的出家人不应该向他合掌；但是在中国北传的佛教里，合掌并不是跪拜，而是僧信之间很平常的相互为礼。

与泰国、韩国、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家长老法师会谈

说到泰王访台，佛教是从七世纪的时候从斯里兰卡传到泰国，世界上宗教的传播，大概都要两三百年之久，才能慢慢地成为全国接受的宗教。而泰国在十三世纪素可泰王朝（Sukhothai　Kingdom）第一世国王把佛教推广到全泰国后，才真正开始举国信仰佛教。

泰王访台后，为表示友好，希望能够相互访问，因此泰国便向台湾政府邀请佛教界前往访问。“中国佛教会”接收到讯息后，当即组团，而访问的名单里面，并没有把我列入，但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觉得我应该参加，特地办了两桌素斋请佛教会的人士，希望能将我列入访泰的名单里面。

党部通知我要和“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白圣法师见面，他是出访团的团长，那时候正值他在临济寺传戒，我前往拜见，他一脸严肃的表情，向我说道：“要访问什么地方、什么人，你去准备吧！”

我当时一愣，不明所以地回问：“白老，我以什么身份去准备这些？”

台湾佛教访问团访问泰国，泰国教育部部长蒙銮遍亲自接待（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

“党部叫你做秘书啊！既然做访问团的秘书，你就去作业。”

虽然我和泰王同年，那时候也是三十六岁，但是说来惭愧，我对国际的知识非常肤浅，“中央党部”光说访问东南亚，到泰国、马来西亚、日本、印度等国家，但是东南亚在哪里？我当时都不太清楚。

尽管我来台十年来，出版不少的书籍，如：《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等，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销售至少几万本，除此之外，我就不甚了解其他国家状况了。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一个团体出访，不是那么简单，还要那个国家驻当地领事馆签证同意，我们才能成行。

我经过一番研究，把访问定在泰国、菲律宾、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办理签证的时候，我们的泰国签证、日本签证很快就拿到，但是，最想去的印度，却杳无消息，没有音讯。

出发的日子，六月二十六日很快就到了，经过各家信徒热烈地在松山机场欢送，我们坐上泰航的飞机，于上午十一点五十分起飞，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因此时间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这个佛教访问团一共只有六个人，团长白圣法师、副团长贤顿法师，团员有净心法师、朱斐居士、刘梅生居士，我则担任秘书兼发言人。照理说，政府应该有一笔费用补助我们出访，而朱斐、刘梅生居士他们都免费参加，只有我自费出了几万块的飞机票钱，但是大家能出访，总是欢喜的事情，也不太去计较这些了。

泰国的时间比台湾慢一小时，我们飞行三个多小时后，在泰国时间下午三点十分左右，飞机在泰国廊曼机场降落，现场两千多位的比丘，整齐地排在飞机场，表示对我们的欢迎。后来我才听说，泰国比丘从未到机场去欢迎什么人，我这时候才知道泰国政府是以国宾之礼来接待我们。

此次访泰的日程，是由泰国宗教厅安排，因此，宗教厅希望我们住在泰寺，而泰国的华侨佛教社则坚持我们要住在华侨佛社里；最后，我们便被安排住进华侨佛社中历史最久的中华佛学研究社。

中华佛学研究社是一个居士的社团，房子内部设计就像寺庙一样。据说在泰国一共有十五个这样的佛学社，如大光佛教社、龙华佛教社、莲华佛教社、光华佛教会等。中华佛学社跟我创办的佛教文化服务处经常有往来，他们常在服务处请购佛书、佛像、陀罗尼经被等，彼此信件联系频繁。

因为与他们有来往的因缘，因此中华佛学社的总干事杨乘光居士，对我们全团的到来，特别的热心接待，整个佛学社三层楼就成为我们临时的居家。而泰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我们此次的拜访，为了顾及我们的安全，在访问泰国两个礼拜当中，中华佛学社门口每天都有四个警卫站岗保护。

我还记得，当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有数十位泰国各报的记者来采访我们，有一位记者突然提出抗议，质疑我们在台湾迎接泰王时，怎么可以对在家的信众合掌为礼？对他们来说合掌也是一种顶礼。我们当时回应，并不是以合掌向泰王行礼，而是为泰王祈求三宝加被，经过翻译人员玛古德大学陈明德教授流利的翻译，记者们才释怀。

陈明德教授，非常的年轻，外表斯文清秀，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一个泰国人能把中文讲得这么好，实在很不容易，特别是他对于大乘佛教的经典，非常倡导尊重，当时他也正在进行翻译中国大乘经典为泰文，我们觉得这位居士，对未来中泰的佛教会有很大的贡献。可惜，日后当我们回到台湾不久，即听闻他遽然去世，才三十八岁的青年才俊就这么离开人世，今后这种人才到哪里去找？不免叹息佛教痛失人才。

我们在泰国的两个礼拜中，访问过僧王第十五世颂德帕桑卡拉查尊者（Somdet　Phra　Sangharaja）。听说僧王有中国潮州人的血统，他六十二岁才开始学英文，六十五岁时已经能讲出一口流利的英文，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已经高龄九十岁。亲切和蔼的僧王，和我所看见的泰国比丘大大不同，一见到我们就呵呵直笑，开朗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僧王对我们说：“中泰佛教两国的血统是分不开的，不少的泰国人都有中国姓，拿我说吧，我就是姓蔡，我的祖父就是一位华人。”他又继续表示：“中国的佛教是属于北传，泰国的佛教是属于南传，其实，南传佛教也好，北传佛教也好，总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信仰中心，所以中泰两国佛教，不应该有彼此之分。”

没见到僧王前，我原本一直以为南传佛教并不承认北传佛教，没想到这位高龄的僧王、慈祥的长者，却有着这么开明的见解，顿时让人肃然起敬。

宗教厅安排的行程里，我们参观了泰国著名的玉佛寺、云石寺、郑王庙、菩提寺等，还参观佛教医院，带我们畅游湄南河，总之就是热情接待，令人感激。我尤其对于能在早晨，看到泰国如同佛陀时代比丘托钵的那种风光，记忆深刻。

如果某家信徒想要发心供僧，他们就必须在天刚亮时，将饭菜准备好，摆在桌子上，当比丘托钵经过时，信众就恭敬合掌，然后将准备好的饭菜一一倒进比丘手中的钵；除了饭菜外，他们还会准备水果、鲜花，一起供养比丘。而在信众供僧的过程中，比丘与信众彼此间并无交谈，也不攀缘，只是静默地进行着供僧的仪式。当比丘们右手托钵，左手拿着鲜花，三五成列或者独步慢行，前往每户人家应供时，那宁静肃穆的气氛，总让人感到无比庄严。

在访泰行程的第八天，七月三日，泰王普密蓬特别在王宫里面设宴，招待供养我们午斋；据说，这是泰王首次接见外国的僧众，足以见得泰王对我们的重视。泰王接见我们的时候，一看到我们便站起来向我们作礼，而为了顺应泰国南传佛教的规矩，我们也只能老实坐下，不敢有任何回礼。

泰王的风采高贵大方，英挺的样貌令人赞叹，他诚恳地向我们表示，他很感谢大家在台湾热烈的欢迎他，他在台湾的时候，看到农村家庭也供奉着观世音菩萨，感到非常的欢喜，他还说道：“我从台湾回到泰国，一下飞机后，就跟僧王说，我到台湾最大的收获便是佛教徒送了我一部中文《大藏经》。”为此，这次我们来访，泰王特地回送我们一套泰文《大藏经》，以法宝互为礼，表达对我们的友好之意。

在我看来，其实泰国的佛教很单纯，它不像中国的佛教，重视学术、学理的研究；泰国的佛教皇派林立，比丘每天托钵接受信徒供养，一切事务都由在家的信徒，或者净人去服务。而生为泰国男子，一生都要出家一次，出家时间随每个人志愿而定，可以说，在泰国是以出家当比丘为荣，比方说：我们每每和泰国政要见面，介绍人就会说，某某部长出家十年、某某教授出家二十年，却不会说，某某人是哪间名校毕业，曾有过什么丰功伟业，他们以出家时间愈久，愈显得身份荣耀。

至泰国普门报恩寺拜访华僧僧王普净法师（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在访泰期间，得知泰国对外来的佛教团体，也有着平等的尊重，诸如华僧宗务委员会、柬埔寨佛教皇务委员会、缅甸佛教皇务委员会等。每一派的宗长，他们都自称华僧僧王、柬埔寨僧王、缅甸僧王等，当然不比泰国僧王那样的崇高重要，但地位却也相当尊贵。

我们曾去拜见龙莲寺的住持，也是华僧僧王普净大师，他是广东潮州人，一位很热诚待人的长老。当初泰国在设立华僧事务委员会时，即礼请他担任尊长，领导百余华僧及十余所佛寺。普净长老对于提升华僧地位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更是在泰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不只是华僧跟随他，寺庙内还有上百位泰国的年轻沙弥，我那时候想着，如果普净长老能把这一群泰国沙弥教成中国大乘佛学的学者，以后何必分什么南传、北传，佛教就能融为一家了。

南传佛教代表参加国际佛光会世界大会

在佛教访问团的出参中，诸多的好因好缘，可以说是我与南传佛教的初次接触，往后与南传佛教的结缘，也主要以泰国为主。像是一九八五年，设于曼谷的世界佛教青年会，首次在佛光山举办学术会议，承蒙他们邀请我担任荣誉会长。而我与总部位于泰国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也是颇有渊源，分别在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二年、一九九八年、二〇〇六年四次主办过大会，在一九九二年第十八届大会中，被推选为世佛会永久荣誉会长；第二十一届大会，世佛会颁赠予我“佛教最佳贡献奖”，而这些另有篇章细说，在此不多述了。

在一九八七年，应马佛总主席金明法师暨新加坡佛教界之邀，我率领二十人访问团，前往新马等地弘法访问，在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邀约下，参加在槟城举行的“南北大师喜相会”讲座会。他们推举我代表北传佛教，与代表南传佛教的达摩难陀法师共论教义，透过这个因缘，让更多人深入了解南北传佛教，当时共有三千余人一同与会，场面隆重。

我以为，无论是南传、北传佛教，无有高低对错之别，每个国家地方更因为历史、地域、气候因素各有差别，佛教顺应当地，而有了各自的发展空间模式，但是，无论如何，佛教的教义必定是相同的。

这样的想法，促使我常常思考如何让国际佛教团体间交流与合作，此后，国际佛光会在一九九三年于佛光山举办了第一届“国际佛教僧伽研习会”。有越南明珠长老、泰国素提瓦若（Ven.　Suddhivaro）、缅甸三达吾他法师（Ven.Sandawuntha）、荷兰狄法米特、印度达摩帝如（Ven.Dhammadeero）、僧伽桑那（Ven.　Sanghasena）、孟加拉潘蒂特等五大洲十六个国家的僧众和信众参加。此后，此研习会相继于温哥华、悉尼、巴黎、香港、台湾等地陆续举行。

尊崇佛制，严谨恪守戒律的南传佛教，并不一定全为上座部教派，以泰国为例，原本全属南传上座部的派别，后来慢慢发展，也产生了大众部，其中最大的两派，分别为华僧宗及越南僧宗。而上座部随着时代的演变，也产生了法身寺的派别，法身寺想要集合数十万的比丘、数百万的信徒并不是难事，他们真有如此的实力。

泰国法身寺以禅修著称，因为与佛光山发展理念相同，而有意互结为兄弟寺。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七日及隔年二月二十五日，我与法身寺住持帕苏达玛雅那（Phra　Sudhammayana）上座，分别在佛光山和泰国法身寺共同签署缔结兄弟寺，立约共创人间净土，可以说为南北传佛教交流开启新页。

佛光山与泰国法身寺缔结兄弟寺，与法身寺住持帕苏达玛雅那上座共同主持（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我们与法身寺缔盟为兄弟寺后，双方来往密切。尤其一九九八年为了佛陀舍利到佛光山永久供奉，从西藏必须经第三地来台，最后选定在泰国，除了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协助外，法身寺也厥功至伟。其他如：美国西来寺举行祈求世界和平法会、美国南加州联合庆祝佛诞节，以及佛光山第七任住持晋山升座典礼，法身寺亦派代表列席，并以传统仪式祝祷，我们和法身寺有着实质上的宗教文化交流。

其中，经常担任法身寺翻译人员的范淑智小姐，台湾中坜人，初时在法身寺学佛五年，就担当起法身寺的中、泰文翻译，与我们互动来往密切。她曾欢喜地表示，她在法身寺不是从事职业，而是一种“没有待遇的工作”，因为没有待遇，她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使命，因此每天都很充实、快乐。诚如所言，从范淑智小姐二十年来活力充沛的投入法身寺法务活动中，可以感受到她的发心与欢喜。

由于法身寺应用了大众部的教理，因此他们对佛法的解释自然趋向于北传佛教。没想到这样的发展却在一九九九年遭受到泰国佛教界的批评，认为法身寺对佛教义理的解释及言行不如法。

面对这样的抨击浪潮，我即刻义不容辞撰文《认识法身寺的贡献》回应，文章同时译成英文，刊登在一九九九年六月《普门》杂志二三七期。

我在文章中表示，法身寺开山以来，对于佛教及社会的贡献良多，可以列出四点：

一、推动佛教国际化：法身寺除了在世界各地建寺弘法之外，还以泰文、英文、中文、日文、法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出版佛法书籍，并经常举行国际佛法研习会。目前法身寺是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及世界佛教青年友谊会会员，也是联合国非官方组织的成员之一。

二、促进弘法现代化：法身寺首开先河，将罗马文版的巴利大藏经输入电脑，让佛陀的教义得以传播到世界各地，这种以现代方式弘传佛法的方式，十分值得佛教界学习、提倡。

三、提升僧伽教育：法身寺对于僧伽教育颇为重视，多年来法身寺比丘、沙弥在参加泰国僧人年度高考时，中榜率均高居全国第一。法身寺也不断派优秀的成员前往日本、美国、英国、比利时和台湾等地深造佛学，为佛教界培育许多僧才。

四、净化社会人心：法身寺经常为大学生、妇女、各公私立机关及社会人士举办佛法传薪营、结夏集训、佛法头陀营、禅七法会、星期佛学班等课程，对于人心的净化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佛门有一句话说：“若要佛法兴，除非僧赞僧。”国际化是佛教必然的趋势，现代化是佛教进步的关键，僧伽教育是佛教万年的基业，净化人心是佛教向来的目标，对此，法身寺都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法身寺广开法缘，以开放的包容力弘扬佛法，这样的菩萨道场，自创建以来，始终秉持他们的创寺主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而法身寺的住持每个月只停留在法身寺三天，听取报告、主持会议，其余时间全在丛林道场教育人才，行政工作全权委由副住持管理。这和中国佛教，住持向来只负责领众梵修相同，也和我的理念不谋而合。我一向主张：“住持要管法，不要管事。”

无论遭遇何种风波，法身寺仍然弘法领众不断，与我们的交流从未断过，像是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身寺副住持帕琶瓦那维利亚坤（Phra　Bhavanaviriyakhun）带领十四位法师及信众参加佛陀纪念馆落成开光典礼。而二〇一二年七月，法身寺派遣六位优婆夷管理团来山参访交流，为了让寺内六百多位的优婆夷常住女众可以安身立命，法身寺正在规划新的管理大楼；而这六百多位优婆夷，身着白衣，头发整齐，发心在法身寺内服务奉献，终身不婚嫁，如同佛光山的师姑一般。

在南传佛教中，由于比丘尼戒失传，想要皈投佛门、精进修行的女众，唯有成为领受八关斋戒的学法女。而泰国的学法女称为“白衣”（Mea　Chee），虽与泰国优婆夷相同，也是身着白衣，但她们剃除头发，所有行仪皆如出家众一般，只是环境不许可，没有机会求受比丘尼戒法，只能算是学法女的身份。

范淑智小姐（我右侧）带领泰国法身寺优婆夷管理团一行至佛光山参访（佛光山宗史馆提供，二〇一二年七月）

大部分的南传学法女在僧团里并没有地位，也无法和比丘相比，甚至和北传的比丘尼相较之下，待遇也相差甚远，总让人不胜感叹。但是，她们的生活严肃而有纪律、精进刻苦，却是令人敬重的。

佛陀当初说法，强调众生平等。因此，我向来主张比丘、比丘尼也应该地位平等，男众可以出家，女众当然也可以。因此，在一九九八年，首次于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希望能为南传佛教国家恢复比丘尼戒法，让所谓的“白衣”学法女能够成为真正的比丘尼。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大部分的南传长老们，皆有恢复僧尼教团的期待。像是被缅甸政府封为“三藏国师”，当时已高龄一百零一岁的斯里兰卡阿难陀弥勒（Ananda　Maitreya）长老，他肯定戒会的举办，也答应会派代表出席，因为他也曾想过要复兴比丘尼戒法的传承。还有八十岁的斯里兰卡达摩洛卡（Talalle　Dhammaloka　Anunayake）长老，他欢喜承诺会出席戒会，并且表示斯里兰卡佛教少了比丘尼戒法，就好像缺了一只脚的椅子，无法稳固；好像只有单翼的大鹏金翅鸟，无法高飞。

率团到泰国弘法，左起：余刘素卿、余声清、泰国移民局副总局长黄健民、驻泰代表黄显荣

达摩洛卡长老不只支持戒会的传承，每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批评比丘尼教团的论调，他必定以其博学的佛学论述加以反驳。为了表示对戒会的支持，他也派了八位的长老比丘当尊证，以及二十位的沙弥尼前来受戒。此后，达摩洛卡长老也一直与我们保持友好的往来，他在二〇〇二年时，将我的《星云说偈》一、二册译成斯里兰卡文，并与我一同举行了新书发表会。

除了大力支持启建戒会的长老们，相对的，也有不赞成传戒的教派，像是尼泊尔佛教界，甚至有佛教会直接来函明白表示，南传佛教早就没有比丘尼僧团，根本没有必要复兴。

纵然有阻碍，但也蒙佛菩萨加被，戒会依旧如期举行，共有二十三个国家，一百六十位戒子参加，是佛教界首次跨越种族、区域、法脉传承的戒会。而如戒会所希望的，有不少南传“白衣”来求受三坛大戒；尤其，尼泊尔的学法女不畏艰难，勇敢求法，立下了学法女求法的历史典范。

时至今日，南传大部分“白衣”仍滞留在学法女的阶段，比丘尼戒法并没有弘传开来，不免唏嘘，但我相信，只要有了开端先例，未来就有发展的希望。

此外，一九九四年国际佛光会泰国曼谷协会成立，施皇旭居士为创会会长，余刘素卿、苏林妙芬、黄员教任职副会长，秘书长则由会长夫人王之君女士担任，张长春、余声清、苏晖雄居士为协会顾问。施皇旭伉俪长期旅居海外，对于推动泰国佛光协会的成立可说是不遗余力，而会长夫人王之君，幼时就住在宜兰，常常跟随祖母王叶鱼免女士来到雷音寺（今兰阳别院），因此而结下法缘。

担任顾问的余声清居士，是世界台商总会会长，和其夫人余刘素卿女士自创会以来，始终携手共同为会务发展尽心尽力。余刘素卿女士日后也担任曼谷协会的会长、督导；而在泰国华侨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余声清居士，则不负众望，衔领重任成为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两夫妻的发心，有目共睹。

隔年，佛光山曼谷道场落成，有了佛光会及分院道场后，佛光山与南传佛教的交流更是如虎添翼。而南传佛教国家除了泰国外，往后也陆续成立了尼泊尔、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佛光协会。

我们与南传佛教教团相互的拜访交流，像是二〇〇二年九月，大塔寺住持帕贴洋卡威（Phra　Thepyankawee），泰国法宗派的僧团主席，带领访问团近六十人莅临佛光山参访，这是法宗派第一次拜访佛光山，也是法宗派开创以来第一次参访北传佛教寺庙，颇具意义。

除此之外，二〇〇二年也在马来西亚拿督丘民扬安排下，我前往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等地，展开一个月慈善弘法之旅。此行主要是代表国际佛光会及曹氏基金会，将一千五百台轮椅捐赠给这些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并拜访当地佛教领袖，以实际行动协助这些国家的人民，也为南、北传佛教搭起沟通的桥梁，希望未来将以交换学生方式促进交流与培养人才，并能设立语言中心，协助南传佛教走向国际化。

二〇〇三年一月，我和柬埔寨法相宗僧王柏克里（Somdet　Phra　Sangharaja　BourKry）、泰国代僧王颂德帕布达勤那望上座比丘（Phra　Buddha　Chinavong）、斯里兰卡佛护长老（Ven.Buddharakkhita）等佛教界长老共同在佛光山主持“南北传佛教交流座谈会”。我在会中提倡“走出去”，再次强调要培养语言人才、共同合作，而这必定是未来佛教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佛教的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利益众生，能“走出去”，生命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当时，泰国大僧团议员塔蓬长老代表泰国僧王出席会议，也大力盛赞我们对教育的重视，并表示，泰国在世界各地弘法虽不断进步，但因人才、经济的关系，发展仍有限。而柬埔寨僧王、斯里兰卡佛护长老也都纷纷回应，虽然复兴佛教的脚步仍然缓慢，但这次会议也都让他们对未来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听到南传佛教的诸位长老肯定的回应，也让我悬宕许久对佛教的忧心，有了稍稍松口气的机会。

为庆祝泰国僧王九十华诞，僧王隶属宗派法相宗僧团代表铸十九尊大金佛，赠送全球十九个佛教国家和地区。其中僧王指定佛光山为台湾供奉大金佛圣地（二〇〇四年一月十五日）

二〇〇四年一月，泰国为祝贺僧王颂德帕雅纳桑瓦喇尊者（Somdet　Phra　Nyanasamvara）九十岁华诞，僧王隶属的法相宗僧团代表，特地仿造皇家寺院玉佛寺所供奉的泰国国宝翡翠玉佛，由联合国营养学专家的诗琳通公主（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监制，准备时间长达两年，历经一百零八天铸塑完成十九尊重达一点五吨的金佛，赠予全球十九个佛教国家和地区供奉，台湾因佛教兴盛而荣膺其中，泰国僧王则指定佛光山为供奉金佛圣地。

感谢泰国僧王的厚爱，我们也特地为此举行金佛安座法会，当天万人齐迎观礼，上万信众双手合十恭迎，场面盛大。泰国副僧王颂德帕仰瓦罗通（Somdet　Phra　Yannanwarodom）、泰国法宗派僧团主席帕贴洋卡威，高雄县长杨秋兴、前“政府资政”余陈月瑛女士等均出席观礼。如今，象征南、北传佛教融和及国际友谊的金佛，安稳地供奉在佛陀纪念馆金佛殿内。

泰国代僧王颂德帕布达勤那望率众前来曼谷道场拜访

同年十二月，南亚发生地震、海啸，国际佛光会在第一时间分别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等灾区赈灾，并发起“全球佛光人百万人同步念佛超荐祈福法会”、“佛光山为筹募南亚海啸灾区孤儿的教育基金”活动，以及“海啸无情，人间有爱；南亚孤儿，大家关怀”，带领佛光山派下各教育单位及童军团等，全台湾总共二十个队伍展开行脚募款活动。除了各国的救灾捐款外，二〇〇五年由弟子心定带领马来西亚、泰国曼谷协会干部至泰国皇宫晋见皇储诗琳通公主，代表国际佛光会捐赠赈灾款项共一千万泰铢予公主慈善基金会，希望能尽绵薄之力，帮助泰国尽快恢复家园。

而随着时代的进步，泰国僧众对于比丘、比丘尼的阶层关系也逐渐有了改变。像是二〇〇四年泰国僧王颂德帕雅纳桑瓦喇尊者在僧王寺举行供僧法会，邀请一千零九十二位僧众应供，时任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主任的慧僧，带领妙慎、觉励等比丘尼前往祝贺，为僧王寺首次接受比丘尼供养。当日，妙慎也获得泰国皇室承认，由诗琳通二公主代表，将具有承认出家众身份地位的皇室宝扇赠予妙慎，象征她为泰国第一位被认可的比丘尼。

在教育文化交流方面，泰国很有名的摩诃朱拉隆功大学（Maha　Chulalongkorn　Buddhist　University）颁给我教育行政荣誉博士学位、玛古德大学（Mahamakut　Buddhist　University）授予我佛教学术荣誉博士学位，感谢他们对于我的鼓励。日后，弟子心定、慈庄也获得摩诃朱拉隆功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尤其，身为佛光山女众大弟子的慈庄，于二〇一一年获得佛学荣誉博士学位更是别具意义；当日由摩诃朱拉隆功大学副校长沙威·乔迪克（Ven.Sawai　Jotiko）带领四位长老比丘至西来大学致赠学位证书及皇室宝扇，由此可以看出南传佛教逐渐重视比丘尼的奉献。此外，二〇〇五年，泰国皇家编译部为了编译《世界宗教泰英辞典》，将《佛光大辞典》列为主要参考资料，这可以说是南、北传佛教更进一步的文化交流了。

隔年，二〇〇六年，心定参加皇家天吉寺祝贺住持颂德帕仰瓦罗通副僧王（Somdet　Phra　Yannanwarodom）九十大寿祈福法会。会中泰国皇家诗琳通二公主特颁赠爵扇予心定、妙慎等人。而泰国僧王颂德帕雅纳桑瓦喇尊者亦以佛陀舍利赠送给佛光山，肯定佛光山对南、北传佛教交流及对社会的贡献。

除了荣誉博士外，泰国“国会众议院宗教艺术文化委员会”在二〇一一年四月于朱拉隆功大学大会议举行“佛历二五五四年第三届佛教杰出贡献奖颁奖典礼”，将代表极为杰出贡献的“金刚奖”颁赠与我，由心定代替我领奖，据说这是首次将此奖项颁赠给外国华僧，具有特殊的意义。

而我的弟子中，长期以来与南传佛教国家互动频繁，精进不辍的觉门，多少年来，一次次牵起了南、北传佛教的沟通桥梁，例如：二〇〇一年，她代表佛光山出席摩诃菩提协会一百一十周年庆，会中建议应注重人本的“人间佛教”及尊重比丘尼的存在，引起与会者回响热烈。

想到当初，我随佛教访问团至泰国访问时，曾经由泰国方面邀请召开举行过一场佛教辩论会，彼此对于佛教的义理展开辩论及解释。而我觉得，我们是来做友谊访问的，对佛教可以讨论，而不必辩论，因为佛教无论走到天下任何角落，其根本义理绝不会南辕北辙，而南传、北传可以说只是引人入门的不同名词，以便观机逗教。为了避免造成无谓的争论，我当场提出三大讨论要点：

一、今天的佛教在“团结”：团结的对象不分大小乘、南北传、各宗派、僧和俗。

二、今天的佛教在“统一”：现在佛历未统一，佛诞未统一，服饰未统一，仪式未统一，制度未统一，这些都亟待统一。

三、今天的佛教在“动员”：要动员研究佛学，要动员净持戒律，要动员展开社会事业，要动员发展佛教教育，要动员展开世界性的弘法活动。

当时我说，归纳起来，除了这三大议题值得大家辩论、研究、改进外，所谓南传、北传都是不诤之议。因为所有的佛学理论，都以佛说的经文为题而发展，枝节问题乃在做法的彻底究竟，做得够不够、做到何种程度？如果我们真能遵行佛陀遗教，人人不做狮子身上虫，相信佛教可以迅速为世界各地人民所接受。

此番谈话，当场获得泰方难陀论师的认同，一场辩论，也化为融洽的议题讨论。平心而论，上述的三大看法，回归现代仍然适用。我也依旧主张佛教没有南、北传之分，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传扬的都是佛法，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心，共同将世界的佛教团结起来，一同为佛教努力。我想，其中最大的意义，是能够让全世界各界人士看到佛教的和平与尊重、欢喜与融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