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多左右，到达菩提伽耶，

下了火车不远的地方，

就是菩提伽耶佛陀的正觉大塔。

我们非常兴奋，甚至连早饭都不想吃，

就急忙去金刚大塔拜佛。

守塔的工友叫我们必须脱了鞋子，

才可以入园礼拜。早晨的露水很重，

地上泥土都是湿的，

我们也不以为意，

觉得只要在佛陀的故乡，什么都是好的，

甚至连泥土都是芳香的。

那一刻，我好像忘记了时空，

忘记了人间的一切，当下觉得：

“佛陀啊！我找到您了！

原来您就在这里，

就让我也死在这里陪伴您吧！”

在我还没有出家的童年时，除了知道我们的国家“中国”外，我晓得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印度”。我当时那么幼小无知，怎么会晓得有印度呢？这是源于我们当地不少的乡亲在上海服务。我不知道上海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上海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地方。

据说上海有很多的大楼、公司，都是由印度人来看守，担任门卫。印度人大都留着胡须，头上围着红头巾，所以大家都叫他们“红头阿三”。我对于这许多奇异的人物，生起了好奇心。真惭愧！那时候的我，还不晓得印度有佛祖，只知道印度有许多的“红头阿三”。

有一次，印度的“红头阿三”到我们的家乡来访问，围观的人，重重叠叠的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个个高大威武，两眼炯炯有光，胡须飘飘，年龄也不大，我一看这“红头阿三”，大概就等于看到我们中国的武侠人物、神明一样，于是对印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跟外婆到佛堂里去拜拜，知道有个观音老母，但也还不知道有释迦牟尼佛，只有在我童玩的时候，我们打的战钉、洋片里，最大的武器就是“如来佛”，于是我就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个“如来佛”。

到十二岁时在南京出家了，我才知道有佛祖。佛祖是什么样子？就是大雄宝殿里供奉的圣像。我觉得他和我有关系，但好像又没有关系；佛祖也没有跟我讲过话，他端坐在那里，又没有动作，我在想，他就是我当初幼儿时所知道的如来佛吗？有一天当我长大，我一定要询问：佛祖究竟是什么？为何会有万人崇拜他？从此，我也就随顺着大家学佛，信仰佛教，教主是释迦牟尼佛，我皈依三宝佛法僧，我也受过比丘戒两百五十条，真正成为一个佛弟子，我以为这就是人生最高峰、最究竟的境界了。

直至一九六三年，我才有因缘拜访佛陀的故乡——印度。当时，“中国佛教会”有一个访问东南亚各国的计划，由于当时台湾与印度之间已没有“邦交”，所以没办法办签证。我是访问团的秘书兼发言人，必须负责找门路办手续到印度去。后来我听说，印度在台湾没有“领事馆”，只有英国的“领事馆”可以代办签证，于是我们就跑到淡水找“英国领事馆”办理。但是当时“英国领事馆”的服务人员态度非常的傲慢，没有礼貌，当面就拒绝我们，不肯办理。后来我们从“领事馆”出来，才听人家说：没有“外交关系”，都会这样的。

我不肯放弃，又再去了第二次、第三次，他们就说，要打电报拜托印度签证，电报费二百块美金。在那时候，二百块美金是很大的一笔钱啊！但是为了要到印度去，也只好忍痛付这笔二百块美金的费用。结果缴了钱以后，从此再无消息，即便我跑了多趟的“英国领事馆”，到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我心想，印度是去不成了，但是原定访问东南亚的行程，不能不照常走，于是我们仍按原定计划，如期出发。

我们第一站去了泰国。这是由泰国国家出面邀请的，因此我们也算得上是国宾，同时接受了旅泰华侨佛学社的招待。我记得，当初住在中华佛学社里，每天还有四个泰国警察替我们守卫站岗，据说是国家宗教厅派来保护我们的。

中华佛学社总干事杨乘光居士告诉我，台湾驻泰国的官员杭立武先生可以帮忙；假如你们要到印度，可以跟杭先生提一提，请他拜托驻印的大使，说明你们想去印度的计划。

我听了这个消息，觉得有希望了。于是，在访问台湾驻泰国“使馆”时，就向杭先生提出我们想到印度去，可惜没有办法去等等。

他听了之后，点了点头便说：“我来想办法！”

第二天，就叫我们把护照送到印度驻泰国大使馆去办签证。就这样，印度行能去了。

我们把原先预定的行程都延后，就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飞往印度。临行时，“中央社”的记者还交给我一张名片，他说，如果有重要的新闻，这个通讯地址可以联系。我记得这张名片上只有地址，好像没有电话，连电报也不知道如何个打法，只能靠信件通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出发前往印度了。

那是艳阳高照的七月天，飞机起飞时，眼看太阳就要西下了，但是飞了二个半小时，抵达印度加尔各答的时候，看到太阳还隐隐地靠近地球的底端，好像这二个半小时我们是追着太阳跑一样，似乎到印度的航程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只觉得很兴奋。

当时有百余位侨胞来迎接我们，当中有叶斡中侨领、谭锐爃侨领和张崇铭侨领。他们三个人是侨界的领袖，引导我们住到旅馆去。印度的华侨看到我们很欢喜，因为印度和台湾已经久无“邦交”，突然看到有来自台湾的中国人，非常的高兴，一直邀请我们吃饭，光是在加尔各答，就花了四五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目的，除了访问侨胞以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去朝圣，要去礼拜佛陀。

七月十二日夜里，我们从加尔各答坐火车到菩提伽耶，火车站里、月台上，到处挤满了人，可以说睡满了人。真的要很注意脚下，深怕一个不小心，便踩到别人的身上去。上到火车里，听说我们已经没有座位了；但是有一对新婚夫妇，一看到我们立刻就说：“他们都是‘爸爸’，我们到别的车厢去挤一挤。这里让给他们睡吧！”

原来在印度，称出家人为“爸爸”（印地语：Baba），这是他们对所有修行人的尊称，表示对师长像父母一般的恭敬。由于路途还很遥远，他们就让给我们睡了。

印度的火车，一般设备是一个车厢里有好多张床，它是出了名的又慢、又不守时，一路经过的山洞又多、路途又长；总之，印度火车的名声不好。

尽管如此，只要我们乘上印度的火车，还是觉得很好。清晨五点多左右，到达菩提伽耶，下了火车不远的地方，就是菩提伽耶佛陀的正觉大塔。我们非常兴奋，甚至连早饭都不想吃，就急忙去金刚大塔拜佛。守塔的工友叫我们必须脱了鞋子，才可以入园礼拜。早晨的露水很重，地上泥土都是湿的，我们也不以为意，觉得只要在佛陀的故乡，什么都是好的，甚至连泥土都是芳香的。我们把鞋子脱了，走到塔前，向佛陀圣像跪下来顶礼。

那一刻，我好像忘记了时空，忘记了人间的一切，当下觉得：“佛陀啊！我找到您了！原来您就在这里，就让我也死在这里陪伴您吧！”

我真的是有这样的情怀！

不知过了多久，队里的团友叫着：“走啦，走啦！”

我心里极不愿意，为什么要走呢？这里多么清凉，多么安详，多么自在，这里这么美好，为什么要走呢？

万分不得已，只得跟大家一起走了。我发愿，将来我一定还要再来。

之后的行程，我们到了佛陀修道的圣地尼连禅河。适逢干季，河里没有水，我抓起河底的泥土，想看看有没有佛陀的脚印；我慢慢地在村庄的四野游走，想看看有没有带着羊群的牧羊女。

就在这时，一群穷苦的儿童一哄而来，向我们要东西，当下我很高兴，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愿意给他们。因为这是佛陀的祖国，这是佛陀成道的地方，这些是佛陀故乡的儿童。

我们又访问了灵鹫山，想起佛陀当初在此为百万人天说法的盛况，我万分景仰。我感到每一个圣地，即便是一块砖头、一片破瓦，都比钻石来得名贵，都是无比重要，都得小心翼翼，不能破坏它。

带着这样的心情，我们也到访竹林精舍、波罗奈斯的鹿野苑，这是佛陀初转法轮的圣地；访问了拘尸那城，这是佛陀涅槃的地方；接着访问了佛陀诞生处——蓝毗尼园。

总之，那一次朝礼佛陀的圣地，每到一个圣地，仿佛没有我肉身的存在，就只有佛的世界。我从此想着，我一定要发现佛陀，我要和他见面。

这就是我第一次和印度佛陀圣地相遇的因缘。

想不到的是，我们此来，没有见到佛陀的真身，却为华侨同胞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加尔各答，临行前往新德里朝圣的时候，当地的侨胞们告诉我说，假如你们在新德里可以见到尼赫鲁总理，请务必要求他两件事情：

摄于印度灵鹫山（一九六三年）

第一件，我们在印度居住的七百多位华侨，也没有犯罪，却都被印度政府给拘留了，请他务必要把我们的同胞释放出来。第二件事情，台湾有两艘高雄的渔船被印度扣留了，也请他们一并释放。

我一听，我们哪里能有这么大的办法？我们与印度又没有“邦交”，一个小小的访问团，能做成这种大事吗？

但世间因缘很奇妙，也蒙佛加被，竟然就让我们见到了尼赫鲁总理。我向他提出后，他立刻答应。第二天，华人们都被释放了。

在印度佛陀初转法轮说法台静坐（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

当二个月后行程结束，我回到台湾高雄时，在火车站，几百位渔民来迎接我们。最初，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后来想，必定是那二条渔船上的渔民都回来了吧！

这就是我第一次到印度朝圣的过程。此后我还有访问印度的因缘，有许多值得纪念的回忆。

我第一次到印度是一九六三年，由于对印度的思念，之后一直想找机会要再去。终于经过了十年的时间，我如愿再度到了印度。

我实在是很思念印度，印度在我的心中，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是一个佛国世界。由于我曾经访问印度的关系，这十年来，印度的华侨们每一年都会来台湾参加“双十节”。他们每年一来，大多是数十人到百余人不等，都住在佛光山台北别院。

虽然台北别院不是很大，但我也很乐意成全他们，我们把印度当成第二故乡，当然故乡来的人，我们把他们当成上宾一样，乐意提供他们各种接待。由于这样的因缘，他们催着我到印度去建寺院，但是我们语言人才不够，光是在当地度一些华人，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要找懂英文的人去印度，能复兴印度的佛教，这才最有意义。

率团到印度朝圣

在这其中，有人说，印度这个地方很肮脏，但我看到的是印度人的心地很善良；有人说印度人很贫穷，但我说印度人精神世界的富有无人能比；有人说印度人很懒惰，但我看印度人很知足，一块面包、一个馒头、一杯水，一天就过去了。有人说印度人不讲信用，其实我看印度人是最值得信赖的，不然你看那些上海人找守门的人，为何都要找印度的红头阿三呢？

我认为印度是个很美的地方，尼赫鲁先生说得对，他说：“印度是世界的文化古国，但假如没有佛教，印度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呢？”

可惜的是，印度出了这么一位大圣者、大觉者——佛陀，却没能改善印度的阶级制度纷争，真如佛陀所说：“我如良医，知病予药，汝若不服，非医咎也；我如善道，道人善路，闻之不行，非道过也。”

后来，我也禁不起华侨们的再三催促，说要把位于波罗奈斯鹿野苑里，由李俊承居士所独资捐建的中华佛寺，交由佛光山来管理。

当时，我们一面开山建寺，一面训练人才，可说是分身乏术。不得已，在华侨们的敦促之下，就派马来西亚籍在佛光山出家的慧性法师前往接办管理。

慧性在当地吃苦耐劳，也度化了许多的儿童、印度人学佛，但由于他的性情太过于耿直，受到一些华侨们的欺负，不得已他又回到马来西亚去，让我们也失去了中华佛寺这个重要的弘法基地，甚为可惜。

由于我这一次到印度去，不是佛教访问团，于是就有时间到圣地一一去礼拜，尤其在菩提场的菩提树下，我捡了许多的菩提叶，把它当作珍宝一样带回台湾与人结缘。

我又在佛陀说法的台上请回了琉璃砖，和佛陀涅槃场的五谷砖，甚至用瓶子装了恒河沙，把它们备好带回台湾。

我知道我在佛光山即将要启建的大雄宝殿，需要这些当作安基之用的圣物，因此，现在佛光山大雄宝殿的地基下，有这许多来自佛陀故乡的琉璃砖、五谷砖、恒河沙等圣物作为安基，所以有人说，佛光山大雄宝殿的佛祖很灵感。与圣地有因缘的地方，怎么会没有灵感呢？

这一次到印度又去访问尼泊尔，预备在尼泊尔蓝毗尼园兴建一个佛光寺。因为过去联合国早有复兴蓝毗尼园的计划，要向世界佛教徒募款，我在台北也发动过赞助，预备将这些基金捐献给尼泊尔，但后来却迟迟不见其动工。

于是我直接跟尼泊尔的政府交涉，希望让我们直接在蓝毗尼园建立道场。后来一位已经认识的尼泊尔皇室顾问洛克达桑先生，他也提出愿意帮忙，只可惜，大陆方面不答应台湾去建寺院，尼泊尔也不敢承诺，好事难以如意，不胜惋惜！

但是，对于在印度建一个寺庙弘法的心愿，我是不愿放弃、也不死心的。时隔五年，我又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再往印度。这一次，我率领了佛教史上阵容最庞大的台湾佛光山印度朝圣团前往佛教的发源地，朝礼圣迹。

二十一天的期间，我们一行二百余人，除了朝礼印度八大圣地：菩提伽耶的菩提场、蓝毗尼园、拘尸那城涅槃场、王舍城、鹿野苑五比丘迎佛塔、灵鹫山、恒河、那烂陀大学遗址等地，也走访了泰姬陵，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佛教交流与民间“外交”。

承蒙洛克达桑先生感念我的友谊，送给我一颗非常奇妙的雨花舍利，当然非常的珍贵。不过第三次朝圣，也是不巧，遇上了尼泊尔的政治动**。皇宫的宫闱斗争，所以对于建立寺院，也不得办法有什么结果。

我带领二百余人到印度朝圣，这在当时，可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印度当时的观光事业并不发达，饮食卫生条件都非常的不好，传染病又相当的流行。像过去的续明法师，就是从台湾前往朝圣时，在印度圆寂的。

我从台湾带领了二百余人到印度朝圣，当时大家都警告我，这是非常不智的行为。但是我有信心，我想，人有诚心，总会得到佛陀的加持；于是就在困难重重中，仍然无畏无惧地包了两架国泰航空专机，一架载人、一架载满赈济贫民的粮食、衣物、毛毯以及中国佛教的资料、书籍、佛像等，与当地的人民结缘。

此行终究蒙佛光加被，二十一天来，团员们个个信心增长、欢喜愉快、健康无病，甚至能在巡礼佛陀的圣迹中，升华自身的精神与道念。在圣地朝礼感人至深，有二位团员许真珠、郑景妙发愿在菩提场出家，成就一桩殊胜的美事。我们二百余人的朝圣团，全部毫发未伤圆满归来，这在佛教朝圣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件很特殊的大事，此行回来，并出版了《佛光山印度朝圣专辑》一书。

说到我们这次的朝圣之旅，平安是平安，但带着这二百余人浩浩****地，实在说，是件非常辛苦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也发生了几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例如，那个时候坐汽车，常常车子抛锚在路上，等了大半天，却不得人来协助处理。找厕所，走了几百公里了，也找不到一个厕所，迫不得已，大家只好纷纷在路边，以洋伞作为遮蔽，就地来解决重要的生理问题。找食物，印度的饮食，常常大家吃得不习惯、不合胃口，甚至坐飞机误点个二三个小时，是经常有的事情。

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印度泰姬陵（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摄）

我记得有一次要搭飞机，从早上六点等到晚上六点，听不到一丝丝的作业或回报，后来才听说是飞机有零件坏了，不能起飞，必须到中美洲的波多黎各去调一个零件回来才能起飞。等到晚上，大家饥饿难耐，二百人纷纷**起来，我只好赶紧集合团员们，向大家讲说释迦牟尼佛传，才慢慢地让大家心平气和下来。

又等了很久，还是不见有人出来关心我们，团员们又开始躁动起来，这时，航空公司终于有人出面，派汽车暂时把我们接回旅馆等候飞机。到了半夜凌晨三点，又来通知大家，飞机可以起飞了，于是大家又急急忙忙地搭车前往机场。

关于印度人的这一点，我不太明白，飞机的零件坏了，调另一架飞机来即可，何必大费折腾到波多黎各去调一个零件回来，才肯起飞呢？他宁可大半夜的用汽车把我们全部载回旅馆多住一个晚上，然后他们再来付费补贴。这种折腾，确实需要一些忍耐功夫的。

在印度，给小费的问题，也是件麻烦的事情。由于印度人多，大家不太愿意给小费。但是去到印度一定要给小费，你不给小费，他就不替你服务。例如：在旅馆里，热水瓶要装个热水，没有小费给他，他就告诉你没有热水；你要一杯茶，你不给小费，他就说现在不供应。总之，没有小费，你要什么都没有，大家也就只好给了。

可是给了一次也不行，刚刚给小费的人，才有水可以喝；现在你没给小费，所以你没水喝。这样下去也不得办法，身为总团长负责带队的我们，只好换了大把大把的钱，供应给团员们当小费使用，还得去央求他们，他们才肯得替我们服务。

其实，这也难怪，在贫穷的地方，也应该对他们不必太计较，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布施。印度人也不是贪心，他们跟美国一样，都是收小费的国家，他们习惯如此，你一点也不肯舍，就会遇上麻烦。有了小费，就有热水、茶水，就不必挂念这些生活日用；加上我们总共包了六台游览车、六名副手、六名导游，每天也都要给。那一次二百余人的行程，光是小费，我估计应该花了台币三十万元左右，几乎是倾家**产地把全部的花费都用在小费上了。

率团前往印度朝圣，在鹿野苑（佛陀最初讲经说法，度化五比丘之处）留影（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

一九八三年三月，我带领着“佛光山印度朝圣团”一行八十四人，第四次前往印度巡礼圣迹，再次踏上佛陀的祖国，内心可谓是悲欣交集，对佛陀的景仰，是无以言之的孺慕情怀。但对印度佛教的衰微，则因伤痛不忍而思奋起。佛光山发展迅速，大家对外界应有相当的认识，不可闭门造车，唯有走向世界，贴近人群，佛教始能深入社会民间，契合人心所需。我期许佛门弟子皆能发心立愿，为佛教扩展新路，让印度乃至世界各地，重新展现佛教的光辉。

因此，后来我派了弟子依华到印度留学，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到印度求学的比丘尼。依华十八岁跟随我到印度朝圣之后，便发心留在印度学习，并且就读印度国际大学，也曾在达兰萨拉辩经学院学习辩经。

佛教在印度从黑暗时期，重露曙光，至今已近百年，佛法起源于印度，光大于中国，开展于世界各地，今日，各个国家能承受佛教法乳，茁壮成长，随着各国文化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特色，渐渐能关注佛陀的故乡，这是我们佛教徒所共同的期待。我们希望佛光重新照耀于印度的土地，为世界和平带来光明。

虽然我对印度多少有一些了解，但华冈的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聘请我，担任该校的印度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长时，我自觉不是很恰当。但是，那时大家对于印度人如何能在穷困贫瘠的环境中，却依然安贫乐道地快乐生活，有了很大的兴趣，又因我有多次前往印度朝圣的经验，对于印度的八大圣地以及风俗民情了解一二。我也就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勉力地担任多年的所长。

一九八五年一月，我再度率领“佛光山印度朝圣团”一行七十六人，展开为期二十一天的圣地朝礼。此次我到印度菩提伽耶，有了在印度买地建道场的念头，后来经加尔各答佛光会前督导钟雪芳的引介之下，终于在一九九二年，我们买下位于印度加尔各答的塔霸华人区一个地方，作为当地信众共修聚会的临时场所。加尔各答佛光协会也同时在一九九二年成立，是印度十一个非汉语系之外，唯一的汉语系协会。

一九九八年五月，应华人的请求，我们正式成立了“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净中心”，并且定期举办地藏法会、礼千佛、共修法会等活动，以接引当地华人与居民。

后来因为当地寺院场地过于狭隘，因此在比哈省菩提伽耶另觅得一个适当地点，于二〇〇六年创办“印度迦耶育幼院”。其实在此之前，早在一九八九年开始，佛光山丛林学院就与在印度的西藏各佛学院，互相派遣留学生，学习彼此的语言与宗派。

我曾经向徒众提起，印度是佛陀的祖国，身为佛子，都应该在有生之年，至少拥有一次朝礼圣地的纪录。因为当你踏在佛陀走过的路上，你会觉得泥土特别的芳香；当你呼吸着佛陀祖国的空气，你也会觉得空气特别的新鲜；缅怀历史的陈迹，可以令你道心更加坚固；继承佛陀的慧命伟业，可以令你信心更加坚强；跪伏在佛陀的座前，你会感到佛陀慈光的加被；无明烦恼，能可以在瞬间消逝；崇高的人格，可以不间断地升华；人类生命的价值何在，也可以获得明确的肯定。

因此，纵使环境上有任何状况，尽管沧海桑田，圣地胜况不再，但我还是欢喜地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朝圣，为了发心复兴印度的佛教，于是又有了一九九二年七月份的印度行，我率慈容、永妙、萧慧华等人前往印度。没想到在新德里机场海关，巧遇中、韩、日等国的佛教徒，他们也是要前往拉达克参加佛教庆典，由南印度邦格罗摩诃菩提协会秘书阿难陀比丘、慧性、依华等人，以及新德里的佛教徒专程前来接机，这是我第六次前往印度。

多次进出印度的首都新德里，给我的印象就是“其热如焚”，三十年前如此，三十年后亦然。犹记得首次访印时，因炙热无比的新德里，令人坐立难安，只得用自己的面巾，在当年陈旧旅舍的水泥地走廊上擦过之后，躺在地上才稍感到好一些。其实，地上仍是热的，根本无法入睡，打开稿子，就伏在地上写着我的海外日记。《海天游踪》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的。

在新德里住了一晚，隔天凌晨，又得搭机到拉达克。当飞机抵达拉达克机场时，已有等候多时的摩诃菩提国际禅修中心会长僧伽桑那比丘以及各地高僧大德：拉达克佛教寺院联合会主席暨佛教僧统图登仁波切、藏传黄教首席代表堪布仁波切、拉达克佛教会会长书司坦居士，以及来自荷兰的阿难陀比丘，和法国、韩国、美国、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地的南传、藏传比丘和喇嘛近百人等候。机场外，还有身穿传统缤纷色彩衣饰的当地信徒四五百人，以捧花、薰香、吹打乐器列队欢迎，并有二十辆摩托车当前导，这么一个欢迎的队伍，在我历经世界各处弘法中，可说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

拉达克位于印度的最西北点，地处印度、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边境交界，虽然拉达克人终日于各国军事恐惧的阴霾中求生，但仍然念念不忘佛教的祝福。

拉达克的人民，具有勤劳、善良、尊敬、满足的美德，是我见过最具坚强信仰的一群佛教子民，在拉达克的古文化祥和蕴涵下，我不禁唤起内心思古之幽情，期盼在保留当地传统佛教特色之余，也能引注一股现代国际佛教的泉源活力，以振兴印度佛教。

那一次，我们在拉达克成立佛光协会，会中捐赠一千元美金给拉达克协会，并且向他们宣布，预备在菩提伽耶佛陀成道处成立会馆，让世界各地的佛光会员到印度朝圣时食宿无虞。

佛陀当年弘扬佛法，行遍五印度的艰辛，我们犹感在心，今日，能借助科技的发达、文明的力量，要将佛法弘传到世界五大洲不是件难事，只看大家的发心与愿力了。

拉达克，是印度残存的佛教地域中最古老的地区，可追溯到阿育王时期，派遣布教师所达最北的地区，是古代佛教上座部弘传的重镇。若能以此地佛法的力量，再回馈印度本土，则印度佛教的复兴在望。

我应僧伽桑那比丘之邀，前往参加“拉达克磊邑摩诃菩提国际禅坐中心”的开幕会，会中，因僧伽桑那比丘发心兴建贫困学童住宿学校，慈容代表中华佛光总会，致赠二万元美金支持学校的建设。由于当地欠缺水道用水，我也承诺代为筹措水道设施的费用，以彻底解决学校生活用水的问题。

对于佛教的复兴，我认为不在寺院的多少，也不是僧数的多寡，而是在于佛教教育的普及。教育，实是帮助拉达克人民不受贫穷和剥削之苦的途径。你看，日本、韩国的佛教所以兴盛，即归功于佛学研究的普遍、佛教大学设立之多；在台湾，光是佛光山派下就有十六所佛学院，以及国中、高中、大学等多所社会学校，但在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佛教学校却是屈指可数。

今天，佛教徒在印度只占百分之一的人口数，但对许多当地人来说，佛陀的圣地，就是他们讨钱或赚钱的地方，朝圣客就是他们讨乞的目标。一张张哀求的脸庞，我想，钱救得了他们一时，却救不了他们一世。唯有教育，才能令他们改变，唯有佛陀的教育，才能救得了他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提出每年提供佛教奖学金给十名拉达克的学生，可以到台湾或美国进修深造；一千三百多年前，印度那烂陀大学有学生三万多名，但愿以后拉达克佛教教育，能像那烂陀大学一般的辉煌成果。

我这一生得奖无数，觉得那都是大家的护持所致，但对于一九九五年，由印度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达摩斯李奥法师，联合全印度佛教大会所有会员推荐，而获得的“佛宝奖”让我最感欣慰。因为这象征佛教界诺贝尔奖的佛宝奖，代表佛教的祖国印度，对一名中国比丘在佛法实践上的肯定与认同，也代表着我多次前往印度所做种种努力的一种见证。

一九九八年二月，我首次到印度菩提伽耶菩提场传授“国际三坛大戒暨在家三皈五戒”，以恢复印度及南传佛教比丘尼教团。印度是比丘尼教团的发源地，中国比丘尼教团能有今日的蓬勃发展，都根源于印度。然而，当时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乃至藏传比丘尼之戒法，却因时代变迁等种种因素而失传，因此我希望借由此次戒会，恢复南传比丘尼教团，使得南传比丘尼教团回归佛陀时代的兴盛。这是我第七次前往印度，此次三坛大戒，有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一百五十多位戒子前来参加，并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三十七位佛教长老大德担任尊证阿阇黎，也是佛教界首次跨越种族、区域、法脉传承的戒会。

印度“菩提伽耶国际三坛大戒”戒师：我为得戒和尚（中）、永惺法师为教授和尚（左）、悟谦法师为羯摩和尚（右）（佛光山宗史馆提供，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

至于在家三皈五戒，则有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二千五百名在家众参加，这次的戒会，也因此而获得贡噶多杰仁波切致赠佛陀舍利，促成了建设佛陀纪念馆的因缘。

同年五月，我们在印度加尔各答成立“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净中心”，带领当地的信众共修。

为了落实本土化的原则，并于一九九九年派弟子觉明、满净前往兴办“佛光山印度佛学院”，以培育更多的佛学本土人才；二〇〇二年觉明前往印度德里大学攻读佛学研究所，并于二〇〇四年成立德里大学协会，由德里大学佛学系的系主任萨迪亚帕拉（Prof.Bhiskhu　Satyapala）担任会长，会员皆为佛学系的硕博士生，比丘、比丘尼等居多，而觉明则于二〇一一年取得德里大学佛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资格。

一九九八、一九九九、二〇〇〇年连续三年，我们于印度举办千户万人赈济活动，二〇〇〇年我更派乘禅等五位沙弥前往印度求法，而佛光山丛林学院创办四十多年来，外籍学生已占了五分之二的比例，并有不少拉达克学生，在山上修学期满，又被派回印度佛学院服务。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亚海啸造成重大伤亡，佛光山也派觉门法师等协同马德拉斯协会会员，募集赈灾物资送至灾区救济灾民，开办“海啸妇女和学生就职训练所”，并成立“海啸孤儿院”。二〇〇五年又派弟子妙如前往印度，陆续开办妇女裁缝班、刺绣班、学生打字班、电脑班等课程，让贫民能有一技之长，远离穷苦生活，提升学童们的品德。

二〇〇六年十月，我应印度奥斯马尼亚大学之邀，在奥斯马尼亚大学泰戈尔礼堂举办“佛教论坛”，以纪念安贝卡博士打破阶级制度的平等精神，并接受新德里大学之邀前往新德里大学文学院大讲堂演讲，主题“般若的空义”，有近千人聆听。

这是我第八度前往印度，我带着心律不整和心脏衰老之虞的色身，在我的主治大夫江志桓主任的陪同下，飞往印度海德拉巴市的十字街道上主持皈依三宝典礼，计有二十万人参加。因为印度出生了倡导平等思想的佛陀、大乘佛教的发起人龙树菩萨，以及积极发扬平等精神的安贝卡博士，为了印度佛教的未来，我勉励大家，共同学习佛菩萨伟大的精神，勇敢走出种姓制度的桎梏。

为小学生们带来文具。他们在苦行林中，没有避风遮雨的教室（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九日）

二〇〇八年，我派弟子慧显前往印度，成立佛光山印度德里文教中心，为培育印度新一代僧伽，致力复兴印度佛教。二〇一〇年四月成立“印度沙弥学园”，招收释迦族男孩，培育未来弘法人才，由佛光山印度德里文教中心主任慧显法师，担任沙弥教育养成的负责人。二〇一一年七月成立“印度佛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人间佛教书籍、参与国际书展，将我的著作翻译成印地语出版等。

慧显是一九九八年我于菩提伽耶传授三坛大戒的男众戒子班首，当年他在菩提树下发愿要回馈印度，十年后，他如愿地踏上印度的弘法之途，他在当地接引佛光青年学佛，兴办沙弥学园，甚至举办国际慈善义诊，带领着多位国际华人医生，前往比哈省、北方邦以及西马拉亚邦最偏远高山的山谷，在人烟罕至、医疗设施落后等地，给予卫教医疗照护；同时也经常到贫民窟、贱民村等做教育关怀，可说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际佛光会二十年来在全球五大洲的成长茁壮，曾经负责国际佛教促进会的满华、觉门、满和，都分别在其担任执行长任内，无惧艰苦，经常出入往返印度各省，默默耕耘，分别在拉达克（Ladakh）、菩提伽耶（Bodhgaya），安特拉（Andhra　Pradesh）、大吉岭（Darjeeling）、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古吉拉特（Saurashtra　Central　Gujarat）、邦加罗尔（Bangalore）、清奈（Chennai），还有在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家地区，陆续成立非汉语协会。

这南亚十一个非汉语系佛光协会，秉持国际佛光会的宗旨与目标，积极于佛教本土化和复兴工作。当中，他们也经常与我交流互动，较具代表性的有拉达克协会的僧伽桑那（Sanghasena）法师，也在世界总会担任理事多年；还有菩提伽耶协会的阿难陀（Ananda）法师、南印安特拉协会会长僧护（Sangharakshita）法师，以及偏远山区的大吉岭协会会长达摩帝如（Dhammadeero）法师，乃至后来成立的德里大学协会会长萨迪亚帕拉法师，以上都是当前在印度佛教界享有德望的长老上座。

另外，许多也是社会贤达的在家优婆塞，来担任我们的会长，带动当地信众。例如：马德拉协会会长安邦（E.Anban）及古笈拉特协会会长索兰奇（Naushad　Solanki）。由于他们认同我提倡的人间佛教，并且多年持续不间断地护持，因此，我也经常给予护持赞助他们，踊跃积极参与世界总会在全球各协会举办的世界理监事和会员代表大会。印度之佛教复兴和人间佛教的弘扬，至今渐露曙光。

印度是一个拥有古老文化的国家，现代新兴的科技事业也非常发达，在我心中，希望印度的阶级制度可以消除，让普世获得平等。

如果印度不要那许多所谓的“贱民”，可以帮他们安排到世界各地去做劳工，也比做贱民好啊！因为贱民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人格上受到的损伤、心灵上遭遇的伤害，这真是无比的伤痛。在今日二十一世纪讲究公平、公正的社会里，实在不应发生这许多歧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