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走访的世界各个国家之中，瑞典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实践得最好的国家，每一个国民都不自私，尽管税金很高，还是欢喜缴税。在他们认为，瑞典社会福利健全，自己蒙受国家诸多照顾，不应再和政府计较。尤其瑞典的和平为举世所皆知，至今已经有两百多年没有卷入战火之中，首都斯德哥尔摩更是诺贝尔奖及红十字会的发源地，对世界和平以及人道救助都有极大贡献。

瑞典佛光山就坐落于斯德哥尔摩的北部，是世界五大洲中，地理位置最北的人间佛教道场。一九九二年，由于在英国深造的徒众到瑞典拜访老师，而种下了法传瑞典的因缘。直到一九九四年，得力于斯里兰卡班那拉丹法师（Ven.Pannaratana）的发心，“斯德哥尔摩非汉语系协会”及“奈斯分会”首先成立，人间佛教在瑞典的弘扬才算渐露曙光。虽是南传佛教比丘，但是他们对于北传佛教的到来，不仅给予尊重，还协助发展，这份友谊实在令人感佩。

之后，一九九六年，许多瑞典信众前往法国巴黎参加“国际佛光会第五次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有感于欧洲各地都有佛光道场，唯独瑞典没有，便发起集资，承租了一栋房屋作为共修场所。但是由于地处住宅区，活动空间有限，信众礼佛相当不便，经过两年的觅地，才找到了符合寺院建设基础的现址，于一九九九年正式成立“瑞典佛光山”。

在瑞典，国际佛光会相继还成立有“斯德哥尔摩协会”，最早是由刘福松居士担任会长。由于他为人热忱，富有正义感，又乐于奉献，虽然平日寡言，但是人缘极好，因而当年被公推为创会会长。

瑞典佛光山举办夏令营，佛光儿童活动一景

之后续任会长的是裴海蒂女士，现在已经升任督导，以厨艺精湛闻名，无怨无悔奉献道场近二十年的她，秀丽大方，尤其富有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的精神，家务、公暇之余，便主动到道场服务，举凡行政、典座、布置、知宾、表演，样样都愿意与大众结缘；偶有公务出国，总也设想道场活动所需，一并带回。尤为人称道的，国际佛光会每一次召开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议，她都不曾缺席，从事业上退休后，更是全心全意投入道场工作，以烹饪专长，从瑞典结缘到全欧洲各道场。

裴海蒂的发心也感动了瑞典籍夫婿安德斯（Anders）先生，二〇〇三年，当SARS疫情在台湾大流行时，为了提供口罩给严重缺乏口罩的台湾，两人不但遍寻斯德哥尔摩地区，安德斯先生甚至还特地打电话到邻国询问，最后终于购得五千个口罩寄回台湾应急。

多年来，为了让当地人士认识“人间佛教”，瑞典的这许多佛光会员，无不积极推广。特别是在文化交流的工作上，大家付出诸多心血，除了捐赠《禅藏》给隆特大学（Lunds　University）、哥本哈根大学（Kobenhavns　University）、丹麦大岛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及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等大专学校，基于瑞典教育制度的自由、开放，且明文规定凡受教育的儿童、青少年必须对世界各地宗教有确实认知，因此瑞典佛光山也将陆续译出的《佛陀的一生——画传》、《佛光菜根谭》、《迷悟之间》以及《人间佛教的经证》等书，赠予各级学校、图书馆，并且借由“哥登堡书展”，将人间佛教介绍给当地民众了解。

由于早年派驻瑞典的徒众拜访斯德哥尔摩大学所结下的善缘，也促进了日后双方的交流往来，在觉彦多次的联络下，二〇〇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Goran　Malmqvist）教授以及汉学家罗多弼（Torbjorn　Loden）教授来到台湾访问，和我共同主持了三场“当东方遇上西方”对谈会，就“佛教与中国文学”、“佛教与世界和平”及“人间佛教与世界宗教”等主题进行对谈。

翌年，我则应他们之邀到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以“融和与和平”为题，发表演讲，有专家学者近八百人与会。会后，我致赠《佛光大藏经》、《法藏文库》等四百余本佛教书籍给该校，由罗多弼教授代表接受。

我想，诸如此类的文化交流活动，在瑞典佛光人的推广之下，未来人间佛教必能发扬光大，普利更多的瑞典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