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乘坐飞机到欧洲访问，因为华航与荷兰航空有往来关系，所以第一站都是先到荷兰，而抵达荷兰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清晨，所以下了飞机之后，我们就到罗辅闻居士在中国城开设的饭店用早餐。不过当时彼此都还互不认识，只觉得与这家饭店很有缘分，因为里头竟然供有韦驮菩萨，好像是一间寺庙。

多年后，我到巴黎弘法，才听巴黎协会的江基民会长说起，多少年来，罗辅闻先生已经找过我们多次，希望佛光山能到荷兰建寺院，并且已透过朋友阿姆斯特丹华商会会长文俱武先生，向荷兰政府申请了一块土地。但是我心里想，欧洲那么遥远，尤其当时佛光山也还没有国际化的力量，到荷兰建寺院实在不敢想，所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关心这件事情。

后来听说大陆、台湾其他的教派，例如真佛宗等等，都曾向罗居士争取这一块土地，但是他都给予拒绝，并表明这一块地只有给正派的佛光山才可以。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觉得很感动，因此当我再到欧洲弘法时，就特别注意他的意见。

在依照法师和江基民会长的陪同下，我们照样是在罗辅闻居士的餐馆用餐，这也是我们首度见面。这一次，罗居士亲自接待了我们，同时带领我们巡视建寺预定地，一谈投机，我就决心在荷兰建寺了。

最后让我决定在荷兰建寺院的主要原因，是罗辅闻告诉我荷兰没有佛教、没有出家人，有一位旅居荷兰的老太太死前跟儿子说，没有佛教人士替她诵经，死在荷兰实在不甘心。这个儿子听了以后，引以为憾，但听说罗辅闻有一卷《普门品》，就特地找他去诵念。虽然他一再说自己不是出家人，不会念经，但是经不起老太太儿女的诚意纠缠，还是勉强答应，跑去为老人家诵了一部经。

主持荷兰佛光山安基典礼，左一为罗辅闻居士

罗辅闻说，当时他拿起经本，就像宣读圣旨一样地念诵。就因为这一段话让我深受感动，感受到一个中国人居住在海外没有佛教信仰的痛苦，而决心要为他们建一座中国寺庙。

谈话中，他还告诉我一段奇妙的人生际遇。一九四五年，就在抗战即将胜利时，罗辅闻十八岁，是国军的情报员。有一天，他奉命从重庆飞行到浙江轰炸钱塘江的大桥。三更半夜，他和同事黄沛堂少尉驾机出任务，原本已从侦察机顶头射出两枚炸弹，但因觉得不够理想，又再回航。可是却在这时被敌军给发现，以高射炮猛烈射击，忽地，两人的驾驶座被击中着火，在仓皇之中，只得跳伞逃生。

途中，黄少尉被追赶的日本兵一枪打死，他则逃进了一座荒废的寺庙——绍兴“东岳寺”，并躲进一尊韦驮菩萨像石雕后方。

这时日本兵依然穷追不舍，大队人马追到了寺内，挥舞着刺刀搜查，甚至以狼犬闻嗅找寻，当时他心里已经不存生还的希望，可是没想到，因为官兵遍寻不着他的下落，转头就走了。在耳朵贴地倾听确认日本兵走远之后，他摸黑走到了大雄宝殿，在佛陀座下找到一个栖身之处，才安心地睡去。

隔天清晨一觉醒来，听到墙外有中国人讲话的声音，知道那是“救国军”来了，才敢肯定自己得救了。可是他心里却很纳闷，昨天晚上日本官兵乱刀挥舞，为何自己能不被刺刀刺中？于是就再回到韦驮菩萨像旁一探究竟。这一看，发现菩萨像嵌在石壁上，这样的雕刻手法，恐怕连蚂蚁都爬不进去，为何他能进去？直到现在他还是想不透。

国共战争之际，他来到了台湾。世事难料，正当越南处于南、北分裂局面时，他又被奉派到越南任职。临行前，一位在台北办理《朝明晚报》的王海涛先生送给他一本《普门品》，并且告诉他，遇到危难时，可以诵念这部经。他照着这番话做，果然在越南的十一年中，虽也出生入死，最后都能平安度过。

回台后，他又外调到荷兰从事工作，退役后便定居荷兰。想到当初韦驮菩萨曾救过他一命，再想到小时候母亲带他看戏，戏中有一句台词说：“重修寺庙，再塑金身。”于是就请了一尊韦驮像供在自己经营的饭店里。后来因为生病，无力经营，决定将饭店出售时，他唯一的条件就只是对方要能继续供奉韦驮菩萨。

在荷兰期间，他先后中风，半身不遂，甚至罹患了严重的肺结核、高血压，但都很快地就痊愈。不过有一次因病开刀，血压陡降到五十左右，始终无法回升，就在弥留状态时，他听到太太刘美珍哭求医生挽救，医生说：“我们已经尽全力，除非奇迹出现！”听到“奇迹”两个字，他的太太灵机一动，想到过去韦驮菩萨曾经救过他，赶紧叫儿子再到饭店把韦驮菩萨请回来拜。不可思议地，骤降的血压竟然慢慢回升，人也渐渐醒过来，于是他再一次从死亡边缘捡回了一条命。

于荷兰荷华寺与中荷人士举行座谈会（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一日）

听了罗居士的故事之后，再看看饭店里供奉的韦驮菩萨，忽然想起自己过去到荷兰时，曾经在这家饭店用过早餐。没想到今日竟然重返旧地，让人不禁觉得因缘际会不可思议。

经过这次见面，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九六年的八月十七日，我亲赴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主持安基典礼。当天阿姆斯特丹副市长方德阿先生（Van　De　Aar）并代表荷兰政府表示欢迎佛光山之意。

荷兰荷华寺启用典礼由心定和尚主持，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亲临祝贺、剪彩（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五日）

此后，四年的筹建期，在文俱武、陈木南、罗辅闻、林清池、毕传有、冯瑞昌、罗伯芳斯（Rob　Fens）等百千信徒的大力护持之下，荷华寺于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五日终于落成，首任住持由依照法师担任。

落成启用典礼由时任佛光山住持的心定和尚主持，当天，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在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文俱武会长联合侨界的邀请之下，也亲临现场剪彩。由于寺院所在的善德街，地处红灯区，并且是贩毒及吸毒的温床，女王致辞时感慨表示，自己已经四十多年没有到过善德街，现在有了佛寺才敢再来。

“荷华寺”的命名，取意于希望佛法能在“荷”兰开“华”结果，同时为了借此促进亚欧文化交流，在荷兰政府登记时，又命名为“荷兰国际佛教促进会”。寺中的设施功能多元，除了具备传统寺院提供信徒礼佛共修的功能之外，更设置了教室、会议室、阅览室、活动中心等，以利文教推广的需要，让寺院成为信徒一生修身养性、净化心灵的信仰所在。

荷兰佛光山荷华寺

寺院落成之后，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初，我终于有因缘一睹荷华寺的建设，在来去匆匆的行程中，我还主持了一场佛学讲座，讲题为“自觉与行佛”。

自从荷华寺展开弘法后，便受到荷兰政府的肯定，二〇〇五年荷兰佛教广播协会还特地到荷华寺拍摄我们在欧洲的弘法概况，并且播出了《净土——阿姆斯特丹》纪录片，作为阿姆斯特丹中国文化节的一项成果展示；二〇〇七年，即将于翌年举行的北京奥运圣火经过荷兰时，也来到了荷华寺。

荷华寺建寺期间，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先生访问阿姆斯特丹，也曾到访我们的寺院，对几位比丘尼，如依照、觉能等，在那里奋斗打拼的情形留下了深刻印象，日后几次在佛光山举行的会议活动上，他都不忘提起当年的感动。

荷华寺是佛光山在欧洲第一座具有中国寺院形态的道场，虽然靠近红灯区，却犹如出污泥而不染的净莲，提供了市民精神充实的资粮。可以说，当年荷华寺的启建，让佛光山的欧洲弘法之路迈向了新阶段。